《人世间》原来是这批书中的一本，那批书可是大名鼎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我是最早受到的启蒙者之一？历史有时体现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这么神奇，像上帝偶然安排的。那么我是怎样得到《人世间》的呢？现在完全记不清了。那么《人世间》在那个混乱年代究竟给了一个少年怎样神秘的影响？难道我的思想起点已经从读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就开始了？我不这样认为，我那时只有感受，潜移默化，不可能有思想，但事实上这也正是真正的文学对人的作用。潜移默化——《人世间》给了我一种人的东西，人性的东西，让我具体感知到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个人的痛苦，使我关注到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并让我在冥冥中以感同身受的人性角度，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比如“在党的十一大召开的日子里”那种叙事。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人世间》，我能否超越，能否写出关注个人痛苦的作文，甚至小说。
想想在读《人世间》的前后我都读过什么书吧：《小五义》《大八义》《三侠五义》《平山冷燕》《说唐》《隋唐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封神演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大刀记》《桥龙飙》《铁道游击队》《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
我不能说这些书对我没有帮助，某种意义上有很大帮助，但是它们缺少文学中最关键的东西：人，人性，复杂性；人的情感，情感的深度；心理，心理的恒定真实与瞬时的真实。而我所读到的革命与武侠演义、历史的风云际会，其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有着原生的血性——这是我当时只能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所给予我的，同样，我也有着能意识到的内心深邃、细微的人性痛苦，这是《人世间》给我的启发。无疑后者是文学之道，文学之途，一部《人世间》孤立其中，如此的偶然，却决定了我。
有价值的东西有时真的不需多，一点即可。说到底有价值的东西必来自心灵，来自心灵对心灵的打动。苏联文学尽管像我们一样受着强大的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左右，但它毕竟有着强大的人文或人道主义传统，有着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丰碑。即使斯大林时期仍产生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那克、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这样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诗人，反观我们，我们产生了谁呢？《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智取威虎山》？我无意贬低我们自己，但我的确在上世纪80年代四顾茫然，我们不荒凉吗？
特别是80年代初，俄罗斯、欧美文学大批涌进来，我像发现新大陆那样如饥似渴地读名著，越读心里越难过，越读越觉得汗颜，感觉我们是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儿。我们有多么荒凉就有多么孤独，当我读到《百年孤独》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孤独远胜于拉丁美洲的孤独。假如我二十岁之前读过巴金、茅盾、沈从文、老舍、曹禺、张爱玲，我的孤独感是否会少一些呢？我想是这样的，但是我的整个阅读基础是在十年“文革”中度过的，我根本不可能读到祖国文学的精华，仅有一个鲁迅也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80年代的外国文学之于我，无疑是荒凉之上的圣殿。从1979年我上大学开始，差不多长达十年时间，包括在西藏的两年，我都在读外国文学作品，小说，诗歌，传记，哲学，随笔，甚至书信。我上的是分校，走读，那年我能考上一所大学分校已实属不易，多亏了林乎加先生爱惜人才扩大招生，才有了我的大学生涯，我相信那年上分校的一万八千多名学子永远会记住林乎加，感谢林乎加。我读的那所分校是由一所中学改成的，没有图书馆，临时搭建了一排活动房当作阅览室，大量进书，订杂志，包括《世界文学》。
书都是崭新的，主要是外国文学，就是在那样一个简陋环境里（当然也常去北图），我读了难以计数的外国名著。像《九三年》《悲惨世界》《红与黑》《多雪的冬天》《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利斯朵夫》《唐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当代英雄》《爱丁堡监狱》《复活》《红字》《洪堡的礼物》《安娜·卡列尼娜》《鼠疫》《老人与海》《城堡》《审判》《局外人》《橡皮》《鱼王》《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二十条军规》。我读得慢，仔细，悉心，如《安娜·卡列尼娜》，我的日记就有这样的记载：
1981年10月12日读《安娜》，认真仔细，托氏的作品有时很沉闷，开篇总是很精彩，天才的匠心，但就整体结构来说总给人一种堆砌感，事无巨细，冗长唠叨，典型的庞大笨重。但从细部来看，托氏塑造灵魂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擅长刻画人物动态的思想意识活动，他的细致漫无边际。
1981年10月14日《安娜》上部终于读完了，心灵正是在这样的承受着细致的漫长的苦读下成熟的，我相信这样的苦读精读对于我的益处将是深远的，对我的感觉器官更是一个成熟的促进。
在西藏的两年中，重读《喧哗与骚动》，也有这样的记载：
1986年6月16日重读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班吉明”一章，尽管读来那样恍惚，却有一种感人至深的气氛，凯蒂的性格鲜明感人，极可爱，她是傻子班吉明生命的源泉、灯盏。虽然本章写了几个人的死，但因为有了凯蒂，这是“爱”的一章。“昆丁”一章没读完，觉得颇艰涩乏味，不好，太像福克纳本人的样子。
读文学名著使我获益匪浅，尽管90年代我没怎么读书，甚至也放弃了写作，但1998年再回到文学毫不感觉吃力，一下就上手了。我想是由于那个十年苦读，特别是在西藏两年，那种天上人间如在无人之境的阅读，已如血肉般长在我的身体内部。十年悉心苦读我想应该是可以造就一个人了，我想就算我有着十年“文革”的废墟，在这废墟之上我已建立了一座圣殿。我会继续沿着人道主义的方向研究人，发现人，表现人，正如一位哲人说的：历史对人的定义下得越宏大，我们对人的研究就应该越精微——我想这是我读外国文学感受到的一条道路。这条路实际上早在我读《人世间》就隐秘地开始了。《人世间》可能至今算不上一部名著，却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早的一盏灯。
2016年5月
【北京图书馆】
1971年，北海公园关闭，直到1978年3月才重新开放。没人知道当时为什么关闭，没有任何交代，后来历史大幕拉开一角，才知道是江青、王洪文等少数人占据了北海，公园成为他们“革命”间隙休憩的地方。谁说那时没有腐败？或者腐败得不厉害？这是什么性质的腐败？个人把一个著名的公共场所即所谓的人民公园据为己有，历朝历代有吗？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是北京图书馆。主要是二者离得太近，一栅之隔，大的空间上看北海—北图可以看作一体。如果坐在阅览室靠窗的位子，伸个懒腰或休息一下眼睛，即可望见北海碧波荡漾，轻舟影斜，琼岛春荫。特别是冬天的雪，银装素裹，白塔显得更加素白，换句话说北海的四季就是北图的四季，没有对北海的记忆，北图的记忆是不完整的。
北京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建筑本身即是一部书，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作品，后来再也找不到如此完美的结合。从北海刚一过来，右手一扇并不宏伟的朱门，但标志性的主楼气度不凡，裙楼分布两侧，形成两个面积很大的天井花园。主楼为汉白玉雕栏、石阶，类似故宫的某个大殿，龙雕显示着东方气度，整体建筑平面造型为“工”字形，预留了未来发展空间。仿木钢筋混凝土架构，其细部做法合乎清代营造则例，内有数千种不同年代的地方文献资料，从宋代最早形成规模的方志影印本，到方志发展鼎盛时期的明清两代古籍，从最早馆藏南宋辑熙殿、明文渊阁到清内阁大库的藏书，尽显古代风流。内部功能设计灵活多变，现代气息化为无形，集借、阅、藏三位一体，打破了古代“藏书楼”封闭办馆观念。读者、书籍流动起来互为通道。配楼阅览室与半地下书库，以木旋梯上下连通，方便取书。阅览室和研究室环境幽雅舒适，光照充足，瓦当屏风又提示着历史与时间。馆内花园有个小门，可直接走进北海，一见碧波与神秘的白塔，但我从没找到过这个传说中的小门。
北海重开，北图也像重开一样，那些年谁没来过北海—北图？它们无法分开，是那个年代京城最主要的地标，是精神的最高殿堂，最美风景，留有最多的记忆，且这记忆与历史相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不管怎么变，北图的地标都像是定海神针，何时走到这里，都有一种走进庙堂的感觉，天不变道亦不变，都要有一种从容，心静。无论走府右街也好，走南长街也好，走景山后街也好，走五四大街也好，四面八方的人向这里汇集，那时有多少人在向心的路上？
以至常常未开门已排起了长队。排长队进图书馆当然也不正常，正常的是这里安静，外面看不见什么人，你以为没人，但里面总有人。总有人走上台阶，或从台阶下来，穿过花园、广场……排大长队是因为历史的堵塞，十年浩劫之后，书是最让人饥渴的东西。
书荒是那些年最大的荒，真是荒。艾略特的《荒原》那时影响为什么那么大？因为不必知道诗的内容，仅仅书名这两个字就够了。
而我的情况也还有点特殊，1978年高考落第，正想去当兵，北京大办分校，三百分以上全部录取，我又被收进大学。学校原是一所中学，坐落在北京南城一个叫西砖胡同的小胡同里，稍大点的车都开不进来，离法源寺与伊斯兰教协会的大绿包都很近。每天我们像胡同里的小学生、中学生一样上下学，小小胡同混合了三级学生，也算当年的一个奇观。
我上的学校叫北京师范学院第二分院，中文系，其他还有化学系、数学系、历史系、物理系。就这五个系，有的系只有一个班。中文系人最多，有六个班。整个教学楼满满当当我们这一届学生，再没多余的空间，以至第二年无法再招生，第三年也是，到我们毕业时，这所大学依然只有我们一届学生，我们自称是独生子，毕了业学校也停办了。
学校没有操场、宿舍、礼堂、主楼、阶梯教室，没有图书馆、草坪，更没有水面、树林。没有实验室、报告厅，甚至于没有教授——靠教室内的闭路电视教学。只有一个四层楼，一个篮球场。
尽管如此，我却没有任何怨言，相反觉得非常幸运。
像我这样的人，底儿那么潮，无论什么大学能上一所也算奇迹。
走读也挺好，既然每天穿过这个城市，我不妨把整个北京都看作我的大学，就如同高尔基的大学，而北京图书馆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北京这所大学的图书馆。
每每走进北京图书馆，站在汉代瓦当屏风处，以及具有空间感的连接半地下书库与阅览室的木旋梯上，我都有一种深邃的大学感。窗外的北海比之未名湖甚至东湖如何？每每在北图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特别是我立志于写作，作家不需要培养，无须教师，书与图书馆就是最好的老师。唯一遗憾的是这儿不是一个人一所学校的图书馆，是所有人的图书馆，每天来看书的人太多了，平时还好，一到周日就得拿号。为了一个好的座位，比如靠窗的座位，早上五点多就得起来，排在前边的有选择座位号的特权。
回想具体的借阅过程，每一个细节都有岁月的温度。通常拿着借书证先到主楼一层选书，这里有许多带有小抽屉的柜子，抽屉里有许多卡片，每张卡片上记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内容简介。有字母排序，一个字母是一类，抽屉是大类，字母上是小类。很多时候并不知看什么书，而是翻类，觉得是想看的书就记下编号，上到二楼借书的地方送上编号，传送带把书慢慢从书库传出，管理员将书送达手中。拿到书绕过二楼的天井，就可以到环境幽雅的大阅览室尽情阅读。阅览室的长条桌上有绿色灯罩的台灯，天阴或光线暗时，打开台灯可以清楚地看书，即使天气好也有人开灯。
西配楼是另一个独立借阅区，这里的书刊不能借回家看，只能在阅览室看，闭馆送回。与主楼不同，这里设计简单，阅览室与借书处一体，选好书到柜台上交给管理员即可。进门处同样有许多卡片柜子，上面排列着许多卡片抽屉，抽屉上标明文学、艺术、历史、音乐类别，拉开抽屉里面依然是更细分的卡片，旁边有借阅单，选好书，填写好借阅单，交到柜台即可以在座位上等书了。这里用学生证即可借阅，通常拿学生证换座位号，学生证押在阅览室前台，走时候再用座位号换回。我更经常来这里借阅，因为这里可以借到最新的杂志。我要呼吸的是当代，杂志便是最当下的呼吸。特别正是思想解放时期，必须了解当代，呼吸当代。当代与名著，我在这里保持着交叉阅读，如果我不选择文学而是选择做学问，我会更多选择文津楼借阅，那儿不仅环境好，而且是中国古典文献宝藏。在那儿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是真正的做学问之地。我相信那里做出的学问是大师级的学问，哪怕没有师承。但我要的是原创，是从古至今的原创，包括国外的原创。我需要将曾经禁锢的一切窗子打开，那时流行着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的大声疾呼：“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贝多芬是冲击那个时代最强的人之一。
我就不一一列举在这儿读到的书了，你可以想象北京图书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