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豁然开朗，连忙点头说：“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即使我阻止了我们的教民去吸食鸦片，可其他的人依然沉迷在鸦片中，那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然后他又眨闪着蓝色的眼睛，问他们有无什么具体的计划？
那个缠着红围巾的人凝眉思索片刻，又跟吴春浦交流了一下眼色，这才对他说道：“我昨天刚到崇义镇时，春浦兄就给我说了你的事。你是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传教士。既然春浦兄把你当朋友，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我们的计划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成都的旅省同乡会中发起成立禁烟促进会，组织学生、商人以及其他人士，到省政府请愿，向省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采取措施与行动，阻止鸦片在天府县泛滥成灾，毒害民众；一部分是到天府县发动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百姓，与种植罂粟开设烟馆的军阀和县政府做斗争，争取在全县范围内收缴鸦片，销毁鸦片，还天府县一个清朗干净的世界！”
“那我们教堂该做些什么呢？”维克多急切地问道。
吴春浦接口说：“三天后，我们将组织教师和学生上街游行，举行集会，抗议和声讨军阀与县政府在鸦片烟上的丑恶行为。到时，如果你能带着教民来参加，那是再好不过了！”
维克多连忙点头，说：“行行行！我一定带着他们来参加！虽然我们有几个教民被鸦片蒙蔽了心灵，但大多数教民心里还是干净的，还是圣灵的殿堂，他们肯定会听从主的召唤，与邪念、罪恶做斗争的！”
说完这席话，维克多自己也不觉惊诧了。因为在他过去的辞典和语汇中，是从来没有“斗争”一词的。在他们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里，从来都只有爱和关怀、救赎和牺牲，就像当年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为了洗清人的罪恶，救赎人，宁愿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结果这天晚上，维克多在吴春浦的屋子里待了很久。他热情地跟他们交谈，认真地倾听着他们的述说。他惊奇地发现，这群正当盛年的教书先生，跟他在传教过程中接触的那些当地百姓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抱负，还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激情。他们不仅关心身边的人和事，还关心着更远的人和更远的事。他们的目光似乎穿越了辽阔的川西平原，看见了遥远的未来。这个遥远的未来究竟是什么，维克多不甚清楚，但从他们的言谈中，他确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深厚深远的情怀：对世间苦难的关心和同情，对世人浑噩沉沦的悲悯和救赎！
正是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似与相通之处，让维克多找到了跟他们的共鸣点，找到了知音和朋友。当他从吴春浦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已不再感到孤独，也不再感到郁闷和痛苦，他心里热烘烘地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力量。
这时，正是寒夜最为酷冷的时刻，刀子一样锐利的北风呼呼地刮着，直往人的脸上扑，往脖子里钻。石板街道上已经结满了厚厚的凝冰，人一踩上去，就发出“嘎嘎嘎”的响声。但浑身血热的维克多却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举起双手，朝着黑暗的天空和沉睡的大地，高声诵唱起了《约翰福音》里的那些箴言圣句：
“我的羊都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两天后，由教堂和学堂共同组织的抗议与声讨鸦片的游行集会，在崇义镇上拉开帷幕。
这天，恰好是崇义镇的场期，连续阴霾了许久的天空意外地放晴了，辽阔的川西平原被金色的霞光和初升的太阳照得通透明亮，好像着了火似的呈现出了一片温暖的橙色。那些赶集的乡人从自家苍青的竹林深处走出来，或者背着背篼，或者挑着箩筐，或者推着鸡公车，踏着乡间小道上的薄霜和牛脚窝里的凝冰，牵索不断地往崇义镇上走去。他们的影子在田野里拖得很长。他们的鸡公车在寂静的乡路上发出咿咿呀呀的鸣唱。甚至还有挑着箩筐的汉子，在扁担的闪忽与颤悠中，调声吆吆地唱起了轻佻的《赶场歌》：
早晨起来不新鲜哟，
推开窗子望晴天哟。
好个晴天金光光哟，
好个情妹去赶场哟。
场上人多脚踩脚哟，
偷偷拉了情妹手哟。
情妹问我做啥子哟，
我说想上你的床哟。
你的床上铺着花哟，
人比花儿还要香哟。
可是，当那些赶集的乡人们走到镇西口的时候，却看见被阳光照耀的基督教堂里，突然拥出一大群人来。那些人大多是女教民，只有几个男教民混杂其中。她们胸前全都挂着十字架，手里挥舞着写有墨笔字的纸旗子，跟在身穿黑色教士长袍的维克多身后，吵吵嚷嚷地往镇上走去。那些纸旗子上究竟写着啥，乡人们大多不认得，但他们却从那些女教民嘴里，清晰地听见了她们的呼喊：
“教民的身心是圣灵的殿堂，绝不容许鸦片来污染！”
“信主信教，不抽鸦片！”
“抽鸦片，下地狱！不抽鸦片，上天堂！”
那些混杂其中的男教民也跟着喊叫，但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仿佛他们是被拉来充数的，或者是被强迫来的。
赶集的乡人们愣愣地望着那些吵吵嚷嚷的教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虽然基督教在崇义镇已经传布了好几十年，但入教的人并不多，教民大多是些乡下人，有的还是家徒四壁连饭都吃不饱的穷苦人，他们入教的目的，就是想找个靠山，得到一些救济和帮助。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原罪”的概念，更没有救赎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入教以后相互间的称呼也很奇怪：无论是父子还是母女，一旦入了教，通通称为“弟兄姊妹”。这在讲究尊卑长幼的乡人们看来，无疑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在崇义镇，入洋教，受洗礼，领圣餐，多少有点数典忘祖、辱没家风的味道。乡人们看那些胸前挂着十字架的教民，也总觉得怪异，总觉得不舒服，就像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教士一样，总给人一种异类甚至是妖类的感觉。平时，乡人们对这些入教的人还能敬而远之，保持冷静，可一旦有什么乱事发生，他们就会把积压在心中的情绪发泄出来。光绪末年闹“红灯教”的时候，乡人们就曾跟着民团去围攻教堂，甚至还跑到教民家中去，把他们揪出来，揪到街镇上，百般地羞辱取笑，有的人还对他们动了拳头，要把他们身上心里的“洋主子”、“洋鬼魂”驱走。
因此，对于洋教堂的事，乡人们自来都是冷眼旁观，不去参与的。就像他们住家的院屋旁边有一块坟地，里面总有一些魑魅魍魉在唱歌跳舞、兴妖作怪，他们是懒得理睬的。
及至来到镇中的杏花园茶馆，赶集的乡人们又在街边上看见了一个用课桌搭成的台子，台上站着那个姓吴的校长，正在冬日难得一见的灿烂的阳光中，挥舞着双手，高声讲着鸦片的祸害与罪恶，还说到了什么“鸦片战争”，什么“积贫积弱”，什么“东亚病夫”，全是他们听不懂的话和听不懂的事。
台子旁边，还有几个年轻教师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在演“活报剧”。剧中的主角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鸦片烟鬼，他将家中的所有财产都拿去抽了鸦片烟，甚至把老婆孩子也卖了，最后落得一个饿死街头的悲惨下场。
“活报剧”演完，台上的教师便领着台下的学生们高声呼喊口号：
“打倒腐败军阀！”
“打倒腐败政府！”
“坚决抵制烟馆！”
“坚决禁止鸦片！”
那些围观的乡人们懵懂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就摇着头纷纷地走开了。他们背着背篼挑着箩筐推着鸡公车，照常去赶他们的集，照常去做他们的买卖了。
他们对这一切，全都没有兴趣。
至于说到鸦片，他们则设身处地，有着自己的想法。在他们看来，鸦片虽然沾不得，但也不是特别坏的东西，比如今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要不是军队和县政府强迫他们种植罂粟熬制鸦片，他们哪能赚得比往年种粮食多得多的钱，他们的日子哪能过得这般滋润这般快活噢！在他们心中，教堂和学堂组织教民和学生跑上街来反对鸦片，纯粹就是猫捉老鼠多管闲事！教堂传好你的教，学堂教好你的学，就行了。人家种不种鸦片，开不开烟馆，跟你们有啥相干呀？再说，有人开烟馆，就有人去抽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哪怕是抽得“家破人亡”了，“积贫积弱”了，“东亚病夫”了，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关你教堂学堂啥事啊！
所以，街头上的那些集会和抗议除了引来短暂的围观外，并没有触动乡人的心。他们像往常看“扯谎坝摊摊”或者“猴戏”一样，看了就看了，顶多咧着焦黄的牙巴笑一笑，就转身离开，办他们自己的事去了。
但是，那些鸦片烟鬼就不一样了。
他们带着烟瘾发作的百般难受急急慌慌地跑到了镇上，这才发现所有的烟馆门前都站着教堂和学堂的人，他们刚一走近，那些人就挥着手中的旗子，冲着他们大声叫喊：
“信主信教，不抽鸦片！”
“鸦片害人害己，祸国殃民！”
“反对烟馆！禁止鸦片！”
鸦片烟鬼们瞪着困惑的双眼，怔怔地望着那些不断挥着旗子呼喊的人群。他们不明白，他们花自己的钱，抽自己的烟，怎么就招惹了这些教堂的女教民和学堂的小娃娃？他们的父母和老婆都管不了他们抽鸦片烟，你几个非亲非故的女教民和小学娃，又如何约束得了他们的嗜好和自由？
于是，鸦片烟鬼们就大模大样地走上去，要推开拦路的女教民和小学娃，往烟馆里走。
那些女教民和小学娃即刻手挽手地筑起一道密实的人墙，坚决阻止他们进入烟馆。
有几个女教民甚至还拉住他们，哀求说：“大哥呀，这鸦片是毒药，千万不能再抽了！再抽就家破人亡了！”
那些小学娃也仰脸望着他们，哀哀地求告道：“伯伯叔叔们呀，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回去吧，不要来抽鸦片烟了。你们可以把抽鸦片烟的钱节约下来，把你们的娃娃送到我们学校来读书噢！”
鸦片烟鬼们又羞又恼，再加上烟瘾发作，心里毛焦火辣地异常难受，骨头骨节里都像被蚂蚁啃咬似的痛楚不堪，便一下失去了耐性，瞪着眼睛大吼道：“我抽不抽鸦片烟关你们啥事啊！都给我滚开，滚开！别挡了老子的好事，耽误了老子的快活！”说着就挥起一双双大手，猛力地去推搡阻拦的人墙。
那些女教民和小学娃被他们推得东倒西歪的，有几个孩子还被他们推得跌倒在冰凉的石板地上，跌疼了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可鸦片烟鬼们根本不管小学娃的痛苦和哭泣，照直跨过他们的头顶，往鸦片烟馆里走去。
女教民们赶急追上去，从身后拉住他们，可都被他们反过身来，粗暴地推到了街沿下。
女教民们只得去扶起那些跌倒的小学娃。可当她们整理好队伍，准备要往烟馆里追去时，烟馆的门已被老板关上，还在里面加了门杠，任凭她们怎么使劲地拍打，使劲地推，那门就是纹丝不动，不露一丝缝隙。
于是，紧闭的鸦片烟馆里照常红灯高照，照常烟雾腾腾，照常飘散出了鸦片浓烈的熏香。而那些女教民和小学娃，只能在烟馆门外无助地呐喊，无助地哭泣。
这时，太阳已经升上屋脊，将大片大片的光芒毫无吝啬地投射到街面上，投射到女教民和小学娃的脸上身上。她们无助的呐喊和孤哀的哭泣，使冬日温暖的阳光也变得惨白，变得冰凉了。
后来，教堂的牧师维克多与学堂的校长吴春浦赶来了，但同样无济于事。那些烟馆老板根本不听他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依旧紧闭着房门庇护着那些鸦片烟鬼，在里面享受着鸦片带给他们的无穷刺激和快活。
面色苍白的维克多不由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仰头望着天空，在胸前接连画着十字。
吴春浦则紧蹙着眉头在烟馆门前焦躁地走动。
“愚昧！愚昧！愚昧呀！”他跺着脚，愤怒而又痛苦地叫喊着。
及至到了中午，这种僵持无奈的局面才被打破。
成都禁烟促进会组织的声援队伍赶来了。队伍中大多是成都国立中学、大学的青年学生，也有不少年轻市民、商人。他们打着“反对鸦片”、“禁止鸦片”的标语旗帜，沿着破旧的土石官道浩浩荡荡地开来。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旷阔的原野，也照耀着他们年轻的面孔和闪亮的眼睛。他们挥舞着手臂高喊着口号，像愤怒的波涛似的，经过镇东头那面巨大的石头牌坊，拥进了崇义镇。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那个在吴春浦屋里出现过的脖子上缠着红围巾的人，而紧跟在他身边的，则是李家花园的三少爷，《蜀报》记者兼禁烟促进会秘书长李嘉祺！
崇义镇上的抗议队伍与声援的禁烟队伍汇在一起。吴春浦简单给那个缠着红围巾的人汇报了情况。学生们一听说鸦片烟馆时至目前还在营业，还在庇护着那些烟鬼们抽着鸦片，顿即群情激愤。特别是李嘉祺，他在成都就听闻了崇义镇上鸦片泛滥烟馆林立的种种传闻，但没想到在他大哥和二哥的庇护与纵容下，情况会如此糟糕，那些开烟馆的老板和抽鸦片的烟鬼们会如此嚣张跋扈，如此肆无忌惮地不把抗议和声讨的民众放在眼里！
他的心里，重又升起了那种来自他们家族内部的深深的疚痛与愤怒。
他挥着拳头，朝着学生们高喊：“砸！把那些烟馆全都给我砸了！出了事，我负责，我来担着！”
于是，那些激愤的学生们便蜂拥上前，挥起拳头踢起脚，去砸那些烟馆。
先前还在烟馆门外无助呐喊的女教民和哀哀哭泣的小学娃，也跟着冲上去，加入了打砸烟馆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