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店在影印了《浅草》季刊之后，又将影印《沉钟》半月刊，委托我为此写一篇序言。上海书局影印这类如今不容易找到的文学刊物，为的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资料，那么，我这篇序言也只能是写点事实作为资料，以供参考。
一 “沉钟社”与浅草社的关系
有人说，“浅草是沉钟的前身”。这句话有一定的根据，但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1922年，林如稷会同上海和北京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和同学组织了浅草社这个文学团体，在上海于1923年出版了三期《浅草》季刊，第四期本来也按期编好，但在承担出版发行的泰东书局积压了一年多，到1925年2月才印出来。浅草社由于林如稷善于联系，社员人数较多，他们彼此之间并不都很熟识，后来林如稷于1923年秋去法国留学，浅草社人员渐趋涣散，当季刊第四期出版时，这社团几乎是停止了活动。
至于1925年10月起始出版的《沉钟》周刊，1926年8月起始出版的《沉钟》半月刊，则只是由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四个人编辑的。陈翔鹤、陈炜谟原是浅草社的基本社员，冯至在《浅草》出了两期以后即1923年夏才加入，杨晦是冯至长兄一般的好友，他从未参加浅草社，也没有在季刊上发表过作品。可以说，若是没有浅草社，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就不会彼此认识，成为朋友，二陈也不会由于冯至的介绍与杨晦结交。浅草社其他的社员人各一方，音讯渐疏，只有罗石君（罗青留）以他的诗，莎子（韩君格）以他的童话给《沉钟》丰富内容，但他们很少过问《沉钟》编辑出版等方面的具体事务。
浅草社一开始，就以文艺社团的姿态出现，《沉钟》的编辑者却仅仅是四人，他们从来没有组织什么社团的打算。他们结合的基础是亲密无间的友谊，他们只想通过这个刊物发表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为新文艺做些微薄的贡献。后来这个刊物与读者见面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始，文艺界给了他们一个“沉钟社”的称呼，他们也未予否认，就把这个称号接受下来了。可是“沉钟社”的成员仍然是四个人，并没有因为是“社”了而有所扩大，只是在30年代初期，林如稷从法国回来后，他参与了复刊《沉钟》半月刊的工作。
关于刊物的内容，《沉钟》与《浅草》最显著的不同是《浅草》只发表创作，《沉钟》则创作与翻译并重。那时《沉钟》的编辑者都在学习外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有时自己认为略有体会，思想感情上发生共鸣，有时也遇到比较艰深的文字，难以索解，经过反复钻研才能有所领悟。这两种情况都曾使他们内心里感到愉快，愿与人共享，便翻译一些诗文，在《沉钟》上发表。在创作方面也比《浅草》要求较严，虽然《沉钟》里也没有多少可读的“佳作”。
以上是“沉钟社”与浅草社的关系。从人的关系来看，可以说浅草是沉钟的前身，因为若没有浅草社这个组织，就不会有沉钟社的形成。可是刊物的内容和形式，《沉钟》和《浅草》则有相当多的不同之处。
二 刊物为什么命名《沉钟》
《沉钟》的四个编辑者思想不尽相同，性格更为悬殊，写作的风格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看法，即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他们把艺术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现实则与文艺为敌，处处给文学艺术布置障碍。这显然是一种偏见。那时他们不知道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不懂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实质，眼前只是一片漆黑，不合理的现象处处可见。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里有不少与他们观点相类似的作品，实际上他们这种观点的形成多半是受了这类作品的影响。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又译豪普特曼。）在1896年写的童话象征剧《沉钟》就是表现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矛盾比较突出的一部。铸钟师亨利以极大的努力铸造成一口钟，在运往山上教堂的途中被狡狯的林魔把钟推入湖底。亨利沮丧而绝望地离开他的妻子，走到山上，与（象征艺术的）林中仙女罗登德兰相爱，他恢复勇气，决心另铸一座新钟。但他想念家中的妻子，下山探视，却遭受世俗的嘲弄。他再回到山上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罗登德兰已因喝了魔浆被水怪俘获在井中，亨利也在喝了魔浆后死去。
这部用象征手法写的艺术家的悲剧，如今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都很少有人提及了。但是在六十年前，《沉钟》还享有盛名，有一位西方的评论家从亨利的悲剧中得出积极的论断：“艺术家若要完成他的理想，必须献出整个的生命，忘怀家庭与世俗的生活，要有足够的勇气独行其是。那些不敢这样做的人，就不能攀登艺术的高峰”（大意）。他们四个人常常谈到《沉钟》，同情亨利的命运，更为赞赏那位评论家的言论。
1925年夏，北京的北海公园首次开放，一天傍晚，他们四人坐在北海公园的水边，谈论办刊物的计划，也讨论刊物的名称问题。这时暮色苍茫，天际有一个巨大的流星滑过，随后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响钟声。冯至好像受到钟声的启示，他说，叫作“沉钟”好不好？因为想不出更为合适的名称，最后都同意了这个建议。
他们采用“沉钟”这个名称，用意并不是说，刊物将要像亨利所铸的钟那样，刚一完成就沉入湖底，刊物的编辑者将与亨利同命运。而是认为，正如那位评论家所说的，从事文艺工作，必须在生活上有所放弃，有所牺牲，要努力把沉入湖底的钟撞响，若是撞不响需要另铸新钟时，要从亨利的失败里吸取教训。所以《沉钟》周刊第一期的刊头上就用英国作家吉辛的一句话作为“题词”：
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从古今中外作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中摘取简短的名言警句印在刊头或首页上，以表示编辑者的主张和态度，成为《沉钟》周刊和半月刊的常例，从周刊的第一期到半月刊的末期都没间断过。题词的内容不外乎是说生活如何艰难，世路多么坎坷，人应该怎样克服困难，为崇高的理想而严肃工作。可是他们当时所谓的理想和工作，不外乎是写出自己认为满意的诗文，翻译自己喜爱的外国作品而已。
三 《沉钟》半月刊出版的期数和撰稿人
前两节由于叙述的需要都谈到《沉钟》周刊，这一节因为影印的只是《沉钟》半月刊，也就只限于谈半月刊了。
《沉钟》半月刊共出版三十四期。从1926年8月10日至1927年1月26日，出版了十二期，附“特号”一期，这是前期；1932年10月15日至1934年2月25日出版了二十二期，是后期。中间停刊了四年零十个月。前期停刊，主要是因为当时北京在奉系军阀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文化人纷纷离京，负责出版《沉钟》的北新书局也把营业中心迁移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半月刊难以继续下去，便宣告停刊了。1927年暑假后，陈炜谟、冯至在北京大学毕业，到外地去教书，杨晦、陈翔鹤留在北京。1928年夏，陈炜谟、冯至返回北京，陈翔鹤又去济南，四个人很少有聚在一起的时机，重办刊物的事也就无从谈起。可是从1928年下半年起，杨晦曾短期编辑《新中华报副刊》，后又有较长时期编辑《华北日报副刊》，他们的创作和翻译又有了发表的园地。
《沉钟》半月刊的后期，基本上是由杨晦主编，自费维持，林如稷从旁协助。那时冯至在德国，陈翔鹤有时在北平、有时在外地，陈炜谟回到四川家乡养病去了。复刊后的半月刊，无论内容和形式与前期都没有什么两样。
关于前后两期半月刊的撰稿人，下边做一些必要的说明。
从前期半月刊每期的目录里可以看出，那四个编辑者也是主要撰稿人，他们署名一般都用真名真姓，但有时为了避免一个名字在同一期内重复出现，也用过临时性的笔名。笔名中“楣”和“晦”是杨晦，“有熊”是陈炜谟，“君培”和“琲琲”是冯至，陈翔鹤没有用过别名。罗石君即罗青留，莎子即韩君格，他们都在《浅草》季刊发表过较多的作品，是林如稷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的同学。前者后来学习法律，专攻劳动法，解放后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任教，约于1979年逝世；后者擅长音乐，研究农业经济，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南冠即蔡仪，当时在北京大学学日语，现为著名的美学家。张定璜即张凤举，北京大学教授，《沉钟》从开始时他就给以支持和鼓励，现在美国。杨丙辰又名杨震文，北京大学德文教授，已逝世。葛茅即顾随，是冯至的好友，他填词作曲，后来在北京和天津不同的高等院校里讲授词曲，于1960年逝世。姚蓬子曾短期来北京，把几篇翻译交给陈翔鹤在《沉钟》上发表。流沙原名张皓，是北大同学，听说在抗日战争时死去。
后期的半月刊使人最感遗憾的是，人们在这刊物里读不到陈炜谟的小说和翻译了。陈炜谟在家乡长期养病，不能写作，等到他恢复了健康又拿起笔来时，半月刊早已停刊了。如前所述，后期的刊物工作，主要由杨晦担任，林如稷协助，至于具体情况，我因不在北平，就不知其详了。前期撰稿人中，杨晦继续发表剧本和翻译，陈翔鹤发表小说，冯至从德国、蔡仪从日本经常寄来一些稿子，虽然为数不多，却没有间断过。其他的撰稿人在前期半月刊都没有发表过文章。那时林如稷在中法大学教书，他的稿子主要是翻译和散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修古藩、英文系毕业的顾绶昌、左浴兰分别以小说和翻译充实半月刊的内容。现在修古藩在北京师范学院、顾绶昌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左浴兰后来的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不幸早逝的散文作家缪崇群在半月刊发表他早期的作品。鹤西即程侃声，后为农业专家在昆明农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周作人（岂明）、穆木天也在半月刊上发表过极少量的散文和翻译。
我个人收藏的《沉钟》半月刊都已散失，这里谈的撰稿人是根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辑（上海文艺出版社）中佳风同志辑录的《沉钟半月刊总目》所列的各期的目录。可能有一两位撰稿人被遗漏，因为《总目》中缺少第三十二期的目录，这一期的撰稿人是谁，我目前无从查考。
这是数目的凑巧，前期与后期的撰稿人各有十二三人左右。前后两期互见的只有杨晦、陈翔鹤、蔡仪、冯至，前期没有林如稷，后期缺少陈炜谟。撰稿人中，有的始终没有离开文学工作，有的后来与文学告辞，研究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有的如今还健在，有的已去世，除去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曾经或仍然辛勤地工作着，这是使人足以自慰的。
写于1985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