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人间的病房，姑妈这张床最寂寞，除了护工，一般就一个家属，偶尔姑父，时常是我或者我妹，其他病床气氛热烈欢快，像赶场天的集镇。川医牌子大，川内各地来的病人多，一人生病，众人随行，陪的人多了，就轮流值班，不当班的出门做短途旅游，吃了火锅，逛了荷花池，回来必有一番心得，大嗓门此起彼伏喳喳哇哇。老姑妈嘴上清高，批评人家修养太差，不尊重病人，其实总拿眼睛往热闹处凑，暗地参与人家的快乐。人家无意刺激她，随便一问婆婆你家里人少哇，她总像跟人争输赢，回答我有两个侄女，旁边年轻的主刀教授说还有我，姑妈眼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主刀教授是姑妈的高中学生，这两次发病，都是教授亲自为她动的刀，派人上门救的急。老人在成都一直住在儿子7楼的住房，老房子，没电梯。表弟出国之前，多次提出给他们换个不爬楼的住处，他们死活不肯，一换就得换离与川医一墙之隔的优势。教授是他们的独家120，24小时随叫即使不能随到，也会立马安排人紧急处置，老两口宁肯爬一层楼歇两阵气，也不愿去别处的电梯公寓。
姑妈一直把小弟放在成都跟我奶奶，自己大半生都在川北一小城教书，她有足够的时间在学生身上挥霍母爱。姑妈是数学教师，长期带毕业班，管学习是本分，分外还管了哪些事，我不大清楚。她病危住院时，一个跑前跑后的学生说，姑妈与他家有两代的情分，学生为其一，学生的女儿考大学前，也是吃住在姑妈家，在那儿免费补课，连填报志愿，都是姑妈说了算。姑妈爱那座小城，那里有她太多的学生，各行各业，只要开口，谁都愿帮她。“5.12”地震波及小城，震后学校的住房鉴定为危房，重建高楼重分配，姑妈人在成都，小城的学生一手包揽了她从选房到装修全部工程。
小弟突然要卖他的房子，说是那边急需用钱，家里一下子炸开了，我和我妹直想给小弟几大个越洋耳光。姑父有肺气肿，喜欢在成都生活，小城冬天太阴冷。虽然对儿子儿媳陈见深重，但住着他们的房子，腰杆还是挺硬的，失去房子，不单是打道回小城，姑父深信老脸必将扫地。他们，小弟的父亲母亲，在儿子又一次选择中，将再度败给儿媳。明明左右不了儿子，姑父还是成天抱怨指责不断。姑妈不急不躁，也不向儿子做丁点儿争取或请求，她心疼儿子一定遇到跨不过去的坎了。姑妈想回小城，姑父就不答应，为防止矛盾激化，只得将就丈夫，她要我妹去找个老年公寓，尽快把房子腾出来，躲着姑父还给儿子打电话，主动表示卖房款不够她可以支持一笔现金。妹的调查结果让姑妈不满意，现成的老年公寓麻将室多，书报间窄，我们一时难以为她找到带书房的公寓，她也不愿屈就。做生意的亲戚听说后，二话不说，全额买下小弟的房子，告诉姑妈哪儿都不用去，想住好久住好久，还和从前一样。
皆大欢喜了几年，城市房价开始翻着筋斗上涨，姑妈老两口自觉占了别人太大便宜，睡不踏实了。终于有天这房子的女主人带着新买主来看房，姑妈悬着的心彻底放下来，这回姑父也不再坚持，收拾起大包小包，返回小城。
第二年年底，破天荒接到姑父电话，哭得呜呜呜的，说姑妈不行了，肺癌晚期。几天前我才和姑妈通过话，她竟没漏一点迹象。我正生病，妹和她丈夫准备开车急奔小城，车还没动，姑妈就去世了，探望成了奔丧。好容易找到小弟，我不由分说丢下一句话，马上回来！弟媳妇接过电话也尽是哭声，我们早几天就晓得了妈妈的病，没想到这么快。一听这话，火气忽地蹿上头，我尖刻地问她，你以为我姑妈能熬好久？她不与我一般见识，反复讲圣诞节放假，不好订票。我耐心尽失，努力克制还是迸出狠话，我不管，你两口子看着办！从大洋那边到姑妈家的小城，颇费周折。飞机横穿那个国家，就要大半天时间，飞北京，等待转机成都，睡一晚，再改乘第二天最早的火车，前后耗时近两天两夜，到这天中午，才走得完一个儿子为母亲最后的送行之路。
三天后小弟回到小城，安顿好姑妈，姑父就住进了医院。不是因为病，是把那里当成了休养地，这结果对两个话不投机的男人，都能接受。姑妈走了，家便名存实亡，父子间没有了缓冲，更没有留恋，小弟每天去医院陪父亲，道义多过感情，形式大于内容。我建议小弟哪怕敷衍，也在家住上一年，他爹的状况，能熬出一年应该庆幸。哪想小弟订的往返机票，留给父亲的时间不到一个半月。天下可大乱而姑妈不能先倒，姑妈活着，姑父百毒不侵，他理所当然认为，妻子有义务陪他走完最后一步，姑妈住院那几天，他衣服的扣子总是错位，整个人被纠扯着向一边倾斜。单方面指责小弟自私显然不公平，但将这支见风即灭的残烛搁弃在举目无亲的小城，未免残忍。
姑父1949年前揣了一腔热血投奔革命，他精心追求的前途，在1957年被连根切断，多年疏离家人，孤独地对付翻云覆雨的气候，他修炼出一套刻板的生存本领。他早已不习惯做丈夫和父亲，他只爱自己，反过来，却苛求儿子做孝顺孩子。姑父性格孤僻多疑，尤其不擅打理与邻居同事的关系，不时把小事弄成乱麻，置自己于紧张纠结的环境。姑妈刚走，他就当众斥责姑妈多年好友，对姑妈好为的是钱，老太太又是电话又是短信，朝我哭诉，我只好一遍遍向她软语致歉。老太太的儿子从牙缝里放出话说，你（指姑父）就是死在我脚跟前，也休想找我帮忙。平常人们看姑妈面子，姑妈不在了，姑父境况突现严峻，小弟试着跟父亲沟通，提出了几个折中安置方案，他全都不接受。他拿定主意，一天也不多留儿子，不向儿子示弱，就在医院扎下了。
姑父比姑妈多活了13个月，这一年，小弟与父亲在电话里讲的话，可能比他们生为父子一辈子说的都多。每周一次，小弟照例是老套路，问问长短，然后让女儿去逗爷爷舒心，几次下来，女儿害怕了，爷爷在电话里话也不说，只是哭，哭得她发毛。小弟回国料理父亲后事时，终于动了感情，他说不敢想象这一年父亲是咋过来的。
母亲
母亲是璧山乡下人，一生保留了硬度很高的家乡方言，璧山现在归重庆，说起来，还是改不了口，还是说，四川人。三十多年前去过老家，留守那里的亲戚都住在县城，表弟表妹们摩拳擦掌，欲往重庆，读书，或算计做别的大事。热热闹闹的几天没什么记忆，单记得最怕饭点，十多个人围一方桌，桌子上两大盆主菜垒如危崖，一人领头，众筷齐攻，危崖遇洪水，转眼就坍塌流失。姨妈们一边快乐地佯骂吃长饭的儿子姑娘，一边催掌勺的男主人，手脚遭麻糖黏紧了哇，利索点儿。猛然一瓢米饭越过头顶扣进我才扒拉了几口的饭碗，不容惊讶，主人解释这是老家的规矩，吃多少加多少，直到多次告饶。老家人对饥饿有神经质似的恐慌，母亲一辈吃饭的嘴多，落下了抢着吃的病根儿，吃饱远远大过吃好，遂成真理。我妈晚年，一般人群的传统生活完全乱套，米面肉蛋奶这类主食，随时爆出不自爱不争气的内幕，经人与人、群与群奋力传播，结成广大雷区，不知哪一脚就会踩炸。果蔬杂粮虽也嫌疑重重，但仗着营养学上的地位，身份还是应声上涨。过午不食、每顿六分饱、薄油寡淡的进食风尚深得人心。妈不信那一套，笃信晴备雨伞饱贮干粮，不变应万变，生活阳台上，总有不少于五六十斤的大米，冰柜里永远塞满了比砖头还坚硬的肉疙瘩。正经吃饭是一天最大的正经事，缺了肉油大米的饭食，在她眼里就很不正经。
外婆瘦小，脸窄，皮肤色暗，戴深度近视眼镜，自从嫁给了大块头说话算话的外公，肚子就没闲过，孜孜不倦生了十多个儿女。到底十好多，我妈和弟妹们的口径长时间不统一，到我明事的时候，除了她，健在的还有两个舅舅，四个姨妈。我妈是家中老大，她出生的那个家，有少量薄田，因缺劳力，只得出租给他人耕种。外公敢大着胆子生个没完，全仗那点儿薄田换回的租金，一开始就稳住了阵脚。
外公读过私塾，说话一板一眼，我见过他写给妈的信，即便老年，仍字清句爽，还是繁体。大姑娘自小偏爱书本，到晚年还能背诵“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塚黄昏路”，纳兰性德不是写边塞的好手，纵是写，也凌厉得婉转，妈最先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词，是他稀奇的名字。外公没敢耽搁，送大姑娘从乡村小学读到中学，妈是她家方圆百里第一个考取省城第一大学的女子。外公独饮三天，庆祝自己一生的最高成就，然后卖了粮食送女儿进省城。回忆至此，妈每次都强调那是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哦，后半句不说完，那是她对父亲一生的感激。乡下外公脑子管用，不唯尊卑，举全家之力，供养最先成气候的那个孩子。我妈用尽了她弟弟妹妹的福气，弟弟妹妹再没有谁和她一样读至大学，不是他们读不得，是外公养不起。儿女们的命运由此成定局，两个儿子一个当兵一个当船员，走出了乡村；几个女儿除远嫁者，一辈子都没离开老家。妈80岁那年，二姨和八姨来为她祝寿，二姨退休前是她所在小城老资格的小学教师，提起童年还是百般放不下，姐姐你记得到不，为了一瓶墨水，我两个争，爸爸硬要我让给你。二姨耳背声大，七十多年前的事了，笑谈中还有委曲。
大姑娘很懂事，自此开始独立生活，边给人当家庭教师边读书，大学毕业到西南文联做了文学期刊编辑。在那里，和我父亲相遇。
父亲做文艺理论研究，母亲和他在一起,就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先疑似与胡风集团沾边，被隔离审查。几年后，终以“文艺思想同领导唱反调”，划为“右派”。他不是最倒霉的，倒霉蛋如诗人孙静轩，因“常和‘右派’打堆”，干脆把他划拨到堆里成了正选“右派”。毫无征兆带走我爸的那个晚上，妈接到通知，要她三天内安顿好我和妹妹，随父亲同去农场劳改。那年我4岁我妹3岁，妈出身农村却并非农妇，和我爸结婚后经济宽松，家里有保姆，另有个叫王妈的专为我们洗衣物。妈的抱负在写作和编辑上，对日常生活既不上心，也不曾预料横生枝叶，那天晚上她方寸大乱，来不及厘清政治身份的突变，就我和妹托付给谁这要命的事，逼她哭了大半夜。诗人雁翼让他家保姆蒸了一笼馒头送过来，保姆带话说，我们家主人说了，先对付两天，饭还是要吃的。妈念了一辈子这笼馒头，屋漏未遭连夜雨，她撑着缓过劲儿来。
妈在重庆只有个舅舅，找上门去低三下四请求收留我们姐妹，她的舅舅我的舅公，是医院的药剂师，共产党员，常跟我爸一起喝酒。但感情归感情，如今爸头上戴顶跟党作对的帽子，与舅公的原则生出严重分歧，他垮着脸，不松口。舅婆看不下去了，表态娃娃她来带。舅婆比我妈年长七八岁，扁圆的柿子脸，说话慢条斯理，爱干净，她摆出罕见的当家样子，让舅公下不了台，妈趁机把我们姐妹连夜送了过去。舅婆没有生育，抱养的女儿当时已到了出嫁年龄，舅婆要我直呼她的全名。他们的女儿平时不在家，偶尔回来，总鸡飞狗跳，有次舅公拿锅铲在她头上铲了个洞，血和密实的头发结成块，到医院救治时，顶上被剪秃一片，舅公评价养女仅四个字，好吃懒做。
我和妹在那里过了4年，直到我妈我爸从农场调到成都。离开重庆，妈尽最大努力带走了我爸的一壁藏书，而全家的日用行李仅仅装了一只背篼。此后我妈还了一辈子舅公舅婆的情，过紧日子的时候，三十五十给他们寄钱，舅公先走了，妈的日子也好过了，就半年一次给舅婆三千四千。我对妈讲，我饿得遭不住，偷吃一颗硬糖，被舅公打到最后哭不出声，妹的棉裤尿湿了，也不给换，穿身上捂干。我放学去打兔草，亲眼看到小伙伴从悬崖跌落嘉陵江边活活摔死，妹从幼儿园揣回半片饼干给我，边哭边说，我们两个是一家人。妈奇怪我小小年龄，咋把这些闹心事记得那么清楚，和寄人篱下的遭遇相比，她终身感恩舅公舅婆在三天时限里，及时伸出的那把手，伸得再勉强，好歹救我们于危难。再说那会儿正是三年灾害时期，他们也难过，没饿死我们姐妹，妈说已经是天大的幸运。我以后不再向妈讲更多的遭遇，疙瘩还在，童年之伤还在，但不妨碍我去理解别人的难处。舅婆晚年多次对妈讲对不起我们姐妹，我背着伤心，童年的残破记忆，终于可以从当事的另一方获得证实，不管怎样，我还是十分感谢他们夫妇。他们收留了我们，走投无路的母亲总算可以按时去劳改农场报到。舅婆孤老时，有个邻居长期帮她管理经济，舅婆去世快一年，也没人吭声，妈照样寄钱，直到一个远房亲戚去重庆看老人，这事才暴露。妈为舅婆流了好多眼泪，那时她只能凭声音分辨我和我妹，眼睛接近失明。
父亲的厄运直接剥夺了母亲的独立命运，她从此不再是自己，仅仅是某人的老婆。我爸劳动改造她同往，我爸关押她跑遍全城监禁场所打探,我爸不恢复工作,她就不歇气地在日记里写检查。检查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组织”和“爱情”，对前者她绝对服从又充满畏惧，至于后者，她一直做自我批评，怪自己被爱支使，感情上无原则，听任丈夫所言所文，她想为父亲揽下些“罪责”，不惜盲目夸大自己的能耐和用途。她的日记中，抄录有成段的小说原著，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