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学习列宁关于文学必须有党性的论述，对于我们文学工作者是有重大意义的。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总的斗争事业中，有一部分是文学工作。他说，文学事业是“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十五页）
文学工作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文学就是党的文学，这种文学必须贯彻党性原则。这是历史赋予我们今天文学工作的使命，是历史决定我们今天文学工作的性质。
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作了十分透彻的阐述，尤其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里，讲得非常全面。
列宁的这篇文章写于距今五十五年的一九○五年，发表在第一份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新生活报》上。那时俄国第一次革命取得了部分的胜利，沙皇政府对于人民的结社和出版，给予了部分的自由，布尔什维克党有可能出版公开的刊物，展开一些公开的活动。这时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也展开大规模的活动，企图把文学运动抓在自己的手里，甚至想在工人群众中取得联系，把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也夺到自己的手里。而孟什维克则做立宪民主党的帮凶，变成资产阶级在工人群众中的走狗。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主义者则在农民中间传播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想。此外，又有一批所谓进步的作家，以敌视无产阶级为目的，但以社会主义旗帜为掩饰，进行活动。这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和领袖，必须制定党的文学政策的原则，来影响和指导当时的文学运动，来对一切反动党派和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斗争，来保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立性和它的思想立场的纯洁性。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列宁就在这时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艺术工作应该保持什么观点的文章。
列宁在这篇短小精悍的（全文只有三千五六百字）文章里，提出了文学工作中有关党与非党、党性与无党性、公开与秘密、合法与不合法、自由与不自由、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特殊与一般、形式与内容、思想和幻想、接受遗产和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基础。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工作，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无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就是历史的必然现象，无产阶级的一切活动和思想工作当然应该有自己的党性。列宁指出，党是自愿结合的团体，自愿参加党的人，必定有高度的觉悟，这种有自觉性的党员，当然不同于非党员，党与非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自觉性，有没有党性。有没有党性就是有没有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有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党的决定；从事文学工作的党员，就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党的文学工作，受党的监督；“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都引自这篇文章）这是列宁发展他在一九○五年七月所提出的论题，那时他说：“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一五二～一五三页）如果党员失去党性，宣传反党的观点，党就要清洗这种党员。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不仅要求党员有党性，也要求其他一切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有党性。“……没有一个活动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列宁全集》第二卷第四十七页）因此列宁喊出了“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的口号，所谓非党的文学家，就是指没有党性的文学家，超人的文学家，就是指脱离社会斗争事业的文学家，不管是党员或非党员，凡是没有党性的，脱离斗争的文学家，我们都不要，这种文学家都在打倒之列。
列宁还进一步地指出：无党性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党性是社会主义者的观念。一切为社会主义事业斗争的人，都是应该有无产阶级的党性。
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工人的政党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有合法的地位进行公开的斗争，也有处于非法的地位进行秘密的斗争。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关系上，列宁详细地阐述了文学的党性问题。
从列宁主义的关于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关系的论述中，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党的报刊和党的文学，在公开活动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党性是第一项必不可缺的要求。无产阶级的文学而没有党性，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列宁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营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的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列宁提出警告说党的文学刚刚取得公开活动的可能，刚刚摆脱了农奴制的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决不能去当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的俘虏。列宁认为，文学必须在党的监督之下，由党来直接领导，也就是让政治来挂帅，“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这就是说，贯彻了党性原则的文学，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会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
在自由和不自由，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问题上，列宁也通过文学的党性，作了卓越的论述。
强调文学的党性，是否违背文学自由的原则呢？首先说明，一切文学都有倾向性，没有绝对自由的文学。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文学创作的自由，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叫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所说的“绝对自由”都是是假的。在以金钱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
生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要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自由根本是不可能的。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所以叫嚷自由，只是想用自由这个美名来作为假面具，以掩饰他们实际上依赖资本家的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丑恶形状。
某些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把文学工作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精致的个人事业，认为共产党强调文学的党性就是玷污文学的神圣，就是妨碍他们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列宁除了说明这种“神圣”和“自由”完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丑恶思想外，还非常明确地指出自由和不自由的界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们所愿意说的一切。”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他甚至可以自由地鼓吹反党的观点。这是每一个人的充分自由。但是这个人既然是党的行列里的一员，党“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有充分的自由，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你可以随便叫喊和扯谎，为了结社的自由，我有权可以同说这个说那个的人结合和分离。在这两种自由的中间，分水岭是“党性”，用党性做尺度，就能衡量出什么自由是正确的必要的，什么自由是错误的虚假的。
列宁说，党的文学事业已经不是个人赚钱的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党的文学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已经是集体的事业，这工作必须受党的监督，受党的领导，这是党性文学的一个根本原则。
列宁提出文学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承认文学工作的特殊性。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列宁在这里极为生动地运用辩证法来说明一个问题：文学一方面是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整部机器的螺丝钉，但是同时文学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过这种特殊性，只是说文学不能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然而“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论党的文学的纲领性的文章里，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接受文化遗产的问题。他用极其简洁的字句说出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同时又是很辩证地阐述了这个思想：“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最卓越的革命思想，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在过去的斗争经验和今天的斗争经验之间，建造一个桥梁，把过去的文化遗产很好地接受过来。要接受的，并不是过去的任何遗产，而是从原始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过程中丰富的积累和经验，而且也不是“无的放矢”地接受，是为了丰富人类最卓越的革命思想，为了工人们当前的斗争，为了经常发生相互作用而接受过去的遗产，即具有党性地接受遗产。
最后，列宁还指出了文学为谁服务的重大问题。列宁指出，党的文学“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说，党的文学是同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它“把一批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把过去的斗争经验和今天的斗争经验结合的、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为现在的斗争事业服务的、既强调政治思想性也重视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化的真正自由的文学，就是列宁所论述的党的文学，贯彻党性原则的文学。
原载《北京文艺》1960年第4期
署名：林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