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是纳纳布什生存下来的手段。他同样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拯救了冻伤脚的露露。厄德里克强调了土著美国人讲故事这种古老艺术弥足珍贵的价值，讲述部落以往的故事、吟唱古老的歌谣是土著美国人得以生存并且延续自己民族文化的手段之一。“生存”是厄德里克小说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充分表现了印第安民族的“生存幽默”。厄德里克在小说里塑造了几百个人物，其中没有重复或者复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同的种族、年龄、家庭、年代、兴趣爱好、教育经历和社会背景。对于作者来说，每一个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充满活力，在白人统治的社会中坚持抗争。无论是像弗勒尔和纳纳布什一样恪守传统的人物还是像露露和利普夏一样适应当代社会的人物，他们都是以改变叙述模式的方法来使古老的故事能够保持下去，代代流传。不同视角的叙述者和几部书中的各个隐含作者之间的对话类似于印第安部落中不同的讲故事者之间的对话，讲故事者保持了传统叙述的程序和主题，然而，每个讲故事者的陈述反映了他们自己不同的处境、文化背景和面对的听众。因此，传统的故事以及厄德里克的故事是通过重复得以生存下来的，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再现和在不同时间反复提及而实现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口头叙述传统赋予了厄德里克小说巴赫金所称的“多声部”和福斯特所说的整体而开放的“节奏”性特点。在口头故事中没有权威的限制，因此所述故事中的多重声音比巴赫金的多声部还具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就好似在福斯特的“交响乐”整体中，每个讲故事者都可以在不断扩大传统故事的模式中找到自己的叙述自由。人种学者玛丽·布莱克·罗杰斯(Mary BlackRogers)指出，奥吉布瓦讲故事中多有重复的特点并非“严格精确的重复，并非对一成不变的程序和人物加以复制，而是一个对各种成分进行不断变化的重新组合的过程”。口述传统故事的叙述模式与叙述自由之间的平衡增强了奥吉布瓦传统故事的生存能力，使之得以由遥远的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关于喜欢搞恶作剧的精灵纳纳波周(Nanabozho)的一系列奇闻轶事支离破碎，像谜一样不可思议，构成了奥吉布瓦民族的一套传统故事，与这种喜欢恶作剧的精灵有关的神话因素常常闪现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厄德里克实际上十分擅长讲述关于喜欢恶作剧精灵的故事，她的小说描写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恶作剧精灵式的人物，像弗勒尔、盖瑞及纳纳布什等人物都是恶作剧精灵的化身。其中弗勒尔特别体现了恶作剧精灵变化形状、与死神抗争的神奇能力；盖瑞继承了纳纳波周善于逃遁的能力；而纳纳布什是一个典型的恶作剧精灵形象，他以不停地讲故事的方式得以生存下去。
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的环形叙述模式体现了奥吉布瓦传统故事的特点。例如在《爱药》的第一章中，绝望的琼明知有暴风雪也要步行两百多海里赶回家去，结果冻死在路边。厄德里克在这一章第一节的结尾写道，“那一年的复活节雪特别大，以往40年中还从没有过，但琼就像走在水上一样朝着家里走去。”琼虽然在小说开始就死了，但是《爱药》是通过其他人物谈论琼的生活及她的死亡而将她的一生贯穿起来的。小说的最后一章，琼的儿子利普夏知道了琼是她的亲生母亲，在琼死后的第二年，他用琼生前购买的人寿保险金买的汽车，载着琼的灵魂回到保留地，小说是这样结尾的：“早晨天气晴朗，前面的路也好走。所以我只要渡河把她带回家就行了。”涉水回家的主题在小说的开始和结尾遥相呼应，表现了环状叙述模式的特点。在《甜菜女王》中，同样是一种环形的结构将一个个松散凌乱的故事连接起来。就像水是《爱药》中主要的、起着黏合作用的意象一样，空中飞行的意象将《甜菜女王》中的不同故事连接在一起。在《甜菜女王》第一章的开始，阿德莱德·阿黛尔(Adelaide Adare)在节日里乘飞机逃离了她的家庭，抛弃了她的三个孩子。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另一个红头发女人，也就是阿德莱德的孙女多特(Dot)在甜菜节日里因羞愧而丢下看台上的家人不顾，自己乘飞机逃离。更为明显的是在《痕迹》中，纳纳布什在小说的第一章救下了皮雷哲家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弗勒尔，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又把弗勒尔的女儿露露从政府的寄宿学校中解救出来，解救的意象前后呼应，将这部小说连接成一体。
然而路易丝·厄德里克每部小说的环形叙述结构并不是封闭的，在她的北达科他系列小说中，一部书的结尾往往是另一部书的开始。例如在《爱药》的结尾利普夏第一次感到自己有了家，他的父亲盖瑞说他是纳纳布什家的一个男人，小说以利普夏终于回到家里，身心都有了归宿作为结束。据厄德里克此前的小说《宾戈宫殿》所述，利普夏当年没有留在保留地，而在这两部小说间隔的时间当中他是一个流浪者，在《宾戈宫殿》的开始利普夏再次回到了自己远离多年的家乡。厄德里克的一部小说与另一部小说往往是这样互相关联的，形成了一个叙述网，其中不同叙述者的声音相互交织，叙述者不仅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且还讲述别人的故事，如果读者把不同小说中不同叙述者关于其他某个人物的叙述片段拼接起来，即使存在着一些谜一样的叙述空白也可以勾勒出这个人物的完整故事。如弗勒尔的故事，读者可以通过在几部书中不同叙述者对其不同的叙述进行拼接而得来。以弗勒尔这个人物为例，她从来没有作为叙述者出现，而总是出现在别人的叙述中，换言之，弗勒尔这个重要人物的叙述声音是缺失的，但是读者可以通过综合不同叙述者对她的各不相同的叙述来获得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痕迹》中纳纳布什和波林主要叙述了弗勒尔早期的故事，在《爱药》、《小无马地奇迹的最后报告》中也多次提及弗勒尔，在《四颗心灵》中不同的叙述者进一步详细追踪叙述了弗勒尔的传奇生活经历，在《宾戈宫殿》中弗勒尔死后变成了一头熊，回到了保留地。
除了由不同叙述者各自讲述关于同一个人物的故事以外，在路易丝·厄德里克编织的多声部叙述网当中，她也会安排不同的叙述者对同一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讲述，同一事件像这样在不同的时间反复再现或者被提及，既强调了叙述自由又扩展了叙述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宾戈宫殿》结尾时所讲述的发生在一月份暴风雪中的故事，同一个事件在《燃情故事集》中通过不同的叙述者一再重现。利普夏在《宾戈宫殿》中讲述了在一月份的暴风雪当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的父亲盖瑞在那场暴风雪中逃跑了；他和盖瑞在法戈(Fargo)恰好相遇；他们一起偷了一辆后座上有一个婴儿的汽车；一月份的暴风雪来势汹汹；盖瑞在琼的幽灵的帮助下最终离开，把利普夏和那个婴儿留在了被大雪围困的、陷入绝境的汽车中等等。利普夏的讲述结束后，读者不清楚他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小说最后两章的线索似乎表明他能够活下来，但这些线索是模糊的，使得小说的结尾扣人心弦。在《燃情故事集》中，一月份那场暴风雪的故事再次重现，主要人物杰克(Jack)在暴风雪之后开走了他前妻琼的汽车，并且绑架了车中的婴儿，而这个婴儿正是他自己的儿子。当他在法戈的火车站时，这辆汽车连同里面的婴儿又被盖瑞和利普夏一同偷走，这一事件与《宾戈宫殿》中的叙述恰好吻合起来，与此同时琼的幽灵也出现在这两部书中，利普夏和盖瑞看到琼的幽灵驾驶着她的那辆蓝色的火鸟牌汽车，而杰克也看到琼的幽灵在暴风雪中穿着婚纱匆匆赶路。杰克开着扫雪车追赶盖瑞，盖瑞在琼的指引下逃离了高速公路，躲开了警察的追捕，琼给莱曼(Lyman)打电话让他去解救困在暴风雪中的利普夏，在这之后，琼又回到暴风雪中解救了杰克并且把他指引到利普夏带着婴儿乘坐的那辆汽车前。
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小说显然与口头讲故事并不完全相同，她的叙述技巧既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又受到了土著美国人口头叙述传统的影响。由于她采用对话般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叙述模式和叙述自由相互交融，因而也使她从美国主流社会承袭的西方传统和她从本民族继承的土著传统融合在一起，并且成功地填平了书写与口述之间的沟壑。厄德里克的小说往往是一个故事的叙事者成为另一个故事里讲述的人物，一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成为另外一个故事里的次要人物，不同的故事之间因此而产生千头万绪的联系。厄德里克采用这样的叙事方式尽管有着多重变换的视角，但是当代印第安人的生活是其不变的聚焦点。传统长篇小说的情节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淡化了，传统的全知全能作者并不存在，因此读者很难弄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厄德里克本人也意识到这些凌乱的碎片化叙事会带给读者困惑和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她灵活而适当地运用全知叙述方式来弥补过度分散的叙事。厄德里克在她的某些长篇小说中的某些章节使用了全知叙述，试图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线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86年出版的《甜菜女王》中，她在每一章的结尾都用全知叙述对故事的总体情节进行总结、补充或说明。出版商也意识到碎片化叙事给读者阅读带来的困难，因此2001年出版的《小无马地奇迹的最后报告》，2004年出版的《四颗心灵》以及2005年再版的《爱药》中，出版商全都加入了小说人物谱系图，为读者提供了阅读指南。盖伊·巴顿(Gay Barton)撰写的《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指南》(AReader's Guide to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2006)一书中用数十个人物谱系图，将《爱药》等10部长篇小说里的大大小小的数百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悉数理清，并且根据这10部小说中人物的叙述为小说中虚构的地方描绘了地图。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路易丝·厄德里克所特有的叙述方式以及她看世界的独特视角。厄德里克不但借鉴了前人的创作和研究成果，而且凭着她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积累的经验，对自己的小说写作风格作出了别具一格的创新。厄德里克运用西方文学的形式，包括现代和后现代的创作技巧，显著地推进了以口述传统为基础的印第安人叙述模式和叙述自由，她切实有效地参与对于印第安人传统的延续与变革。西方文学传统话语和印第安文学传统话语在其小说中交相呼应、彼此对话，进而达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真正使这两种话语相互平等，和谐共处。厄德里克所运用的奥吉布瓦族讲故事的口头叙述传统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传统而得以生存和延续。厄德里克的价值信念、现实处境等因素对其小说的文本形态和内容构思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互动过程当中，不断重新划出话语的边界，促使厄德里克在建构话语时，朝着解构白人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重构新的、更为平等的族裔群体间话语体系的方向发展。这表明了厄德里克在其作品中鲜明的印第安族裔的自主意识和积极争取平等话语权的抗争姿态。赢得话语权不仅对于保护印第安少数群体权利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亦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凭借其话语霸权主宰着一切，而族裔少数群体的话语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必须重新解读传统文本，积极建构族裔少数群体自身的话语体系，以培育族裔少数群体的自主意识，争取平等的话语权。作为一位少数族裔作家，厄德里克能够从主流文化内外的多重视角对美国的社会和生活予以全新的展示，这一点恰恰是许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主流作家所无法企及的。
二 性别平等
路易丝·厄德里克在其小说中对男权中心论的解构和两性之间平等互补的认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厄德里克以性别解构的策略来探析男女平等的问题，她反对性别歧视，重视女性的潜在能力，以打破、超越性别界限的方式塑造了许多精彩的人物形象。因此，其小说中男女人物的性别特征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不少人物身上既具有男性的力量也具有女性的力量，具有双重特点，男女之间的性别界限是模糊的。对于路易丝·厄德里克来说，性别是不固定的、多样的，这也是她创作小说的灵感之一。她在小说中塑造“跨越性别”(transgendered)的人物形象，目的在于强调一种对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全新理解，在于避免二元论的模式，更进一步来说是要颠覆这种二元模式。厄德里克塑造的“跨越性别”的人物形象大都是能够在性别区分严格的世界中努力奋斗、抗争，最终生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并且通过社会性别的模仿和表演来反抗白人主流社会中存在的支配、压迫和控制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