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从独立战争以后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运动是交织在一起的，美国政府为了实现领土扩张，极力推行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宣扬美国人的命运中注定要控制整个北美洲和南美洲。美国的领土大肆向西部扩张，1803年，美国趁英、法交战的时机，用1，500万美元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这块领地辽阔而肥沃，地处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面积215万平方公里，致使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多。1819年，美国迫使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出让。1846年，美国用战争威胁英国，获得了北纬49度以南的俄勒冈地区。1846年至1848年之间，美国又吞并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地区。1853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购买了亚利桑那州南端的希拉河流域地区。1867年，美国又从沙皇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美国从最初独立的十三个州扩大到今天的五十个州，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在整个西进运动中，美国统治者为了横扫障碍、夺取西部的土地，叫嚣着“除了死掉的印第安人，没有好的印第安人”的口号，对印第安人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屠杀，对他们发动了上千次疯狂的军事围剿。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向西部扩张的高潮时期，随着白人社会的发展扩张，大批的移民赶着大篷车浩浩荡荡向西部进军。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印第安部落的地位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尴尬困境，美国的地域趋于不断扩大，白人移民居住的社区逐渐包围了一些印第安人的部落，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与美国疆土交错混合，由此导致了主权上的纠纷。印第安人的问题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仍旧把印第安部落视为主权实体，在美国则等于荒谬地承认印第安部落是国中之国；如果完全否认印第安部落的主权地位，印第安人是断然不能答应的。这一问题困扰着美国政府，佐治亚州与切罗基族的冲突使得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再加上白人移民数量激增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寻求合适的解决途径。1830年5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徙法案》(The Indian Removal Act)，决定对印第安人由先前实施的条约政策转变为保留地(Reservation)政策。根据这项法令，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授权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贫瘠土地交换印第安部落所在的东部土地，让印第安人迁入为他们划定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保留区内，以便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让白人移民开垦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肥沃土地。美国国会还专门拨款50万美元作为必要的迁移费来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这些印第安保留区绝大部分是偏僻荒芜的山地或沙漠地带。大批印第安人在美国军队的包围和威胁下，被强制押解到西部去，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家园，离别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成群结队地越过密西西比河，衣衫褴褛地走在渺无人烟的道路上。在被驱逐的长途跋涉中，许多印第安人由于饥饿、疾病而死去，尸横遍野，白骨累累。印第安人把这条被驱逐的路称为“眼泪之路”。印第安人幸存者被驱赶到保留地后对生存环境极不适应，生活凄凉，孤苦无助，苦不堪言，他们被剥夺了理想和精神追求，被迫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些印第安捕猎野牛的猎手们转变为犁耕者是何等的困难，特别是在降雨和收成没有保障的地区。印第安人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耕种着荒凉的土地，奄奄一息地勉强苟活。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时刻处于美国联邦军队严密监控下，像囚徒一样被隔绝尘世。印第安部落在保留地制度摧残下呈现出一片凋零的凄惨景象，印第安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政府在实施保留地制度之后并没有停止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大批西进的白人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随意侵占已经划给印第安人的土地，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的猎场浪费了太多的土地，于是想方设法驱赶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与此同时，保留地里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美国统治者为了牟取暴利，大肆猎杀野牛，把印第安人作为生活来源的野牛群毁灭殆尽。哥伦布到达美洲时，美洲大陆的野牛约有六千万头，成群的野牛地毯一样覆盖在美洲中西部辽阔的大草原上。野牛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他们往来奔驰，所经之处，常把一切踏为平地。美洲的野牛身体硕大，身长一般为2.8米，由地面到最高的肩处约1.7米，全身是厚厚的褐色皮毛，体重约为1千公。野牛肉是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而且野牛几乎可以给印第安人提供一切的需要，野牛皮可以做成帐篷、衣服、靴子、卧具等，牛骨可以用来制作弓、刀和铲，牛头骨可以制成盛水的水具。美国统治者对野牛群的大批宰杀使得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资源枯竭了，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生活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变得穷困不堪。保留地政策将印第安人限制在保留地内，种族主义者宣扬印第安人是“注定要被征服、被剿灭、被奴役的劣等民族”。白人主流社会禁止印第安人在公开场合使用本民族语言，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也被禁止，禁止40岁以下的年轻印第安人按照印第安人传统方式生活。印第安人在保留地政策之下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囚徒。
为了进一步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美国政府在1880年至1920年期间对印第安人转而实行全面同化政策，决定取消保留地制度，打破部落制，实行土地分配制，对印第安人实施全面同化教育改造，让他们融入白人主流社会之中。188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道斯法案》(Dawes Act or General Allotment Act)。这项法案名义上是打着把印第安人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幌子，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土地分配给个人，土地由先前的部落所有制转变为个人所有制；而实质上来说，是美国政府旨在彻底同化印第安人并且迫使他们接受白人主流社会中的经济制度与社会模式。《道斯法案》的实施历经半个世纪之久，《道斯法案》实施的结果是印第安人并未成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而是给白人提供了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更多机会，加速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解体，切断了印第安人与部落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由于托管期过后印第安人交不上政府的税收，因而不得不出卖土地，变得无家可归、贫困潦倒，陷入异常悲惨的境地。美国政府却在《道斯法案》实施的期间一共侵占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内840万公顷的最佳土地。许多失去了家园和土地的印第安人好像没有了根的野草，最终枯竭而死。
路易丝·厄德里克在小说《痕迹》(1988)中，通过饱经风霜的印第安老酋长纳纳布什对自己经历的叙述真实再现了当年白人殖民者如何用残酷的刑罚、战争、肆虐的瘟疫来摧毁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走过了极其悲惨的路程，经历了各种残酷的战争，遭受了白人殖民者携带而来的各种瘟疫的袭击，被白人殖民者无情地驱赶和屠杀。许多印第安人像雪片一样，无声无息地陨落了，但是仍然有许多顽强的印第安人幸存下来。这些幸存的印第安人被美国政府军队驱赶到荒漠的保留地中，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摆脱梦魇的困扰，美国政府《道斯法案》的实施迫使印第安人陷入了更加悲惨凄凉、孤立无援的境地，印第安人迫于生计失去了土地和家园，流离失所，印第安部落几乎被彻底摧毁。在《痕迹》中，厄德里克这样描述：
冬天大雪降临之际，我们部落的人开始死去，就像这纷纷扬扬的雪片，人们无声无息地陨落、消失。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存活下来去等待死亡，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战胜了肆虐南方的斑疹病，顽强地活下来，后来逃往我们曾经与之签订条约的纳多索部落。可是，祸从天降，从东方刮来的一阵风暴，政府铺天盖地的文件、条款，逼得我们无家可归，背井离乡……
1912年是个不堪忍受的年份。……同胞们死无藏身之地。我们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天灾人祸，无以复加。安尼施纳比的大地埋葬了你的先人。……官僚们肆虐的钢笔刺进印第安人生命的肌体，铺天盖地的法律公文、无穷无尽、毫无意义的墨汁淹没了我们的生命。在这铺天盖地的文件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时间证实了我的预言：现实惨不忍睹、苦不堪言。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尘封在档案柜里的部落，一个被卷宗、法律公文和政府文件压迫得近乎窒息的部落，一个森林遭砍伐、有家不能归的部族，一个不堪一击、星星之火便可付之一炬的部族。
《道斯法案》实施的结果是解散了印第安人部落，白人进一步占据了印第安人的大片优良土地。印第安部落的解体使印第安人失去了永久的家园和避风港湾，失去了生命的归宿地，他们心里惶惶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陌生的社会环境，感到无所适从。然而，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只是从霸权的白人主流社会的需求出发，从不考虑印第安人特殊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留问题，武断地摧毁印第安部落制，给印第安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致使印第安人流离失所，生活痛不欲生，近乎灭亡。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白人优越论”的政策，试图全面同化印第安人，禁止印第安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为印第安人彻底洗脑。所有这一切给印第安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文化濒于灭绝、民族接近消亡。
在实施《道斯法案》的同时，美国政府推行了创办寄宿学校的教育政策。作为实行同化教育政策最为有效的武器，寄宿学校被大力推广。设在保留地外的寄宿学校旨在对印第安儿童进行同化教育，切断印第安儿童与其传统文化的纽带，全面接受白人的文化教育，最终将他们纳入白人主流社会。可是，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是一个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精神被撕裂的特殊群体。当接受了多年白人文化教育的印第安青年重新回到保留地时，他们已经不能适应保留地的生活，也无法融入部落群体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白人社会中遭受歧视和压迫，也无法立足，结果他们成了一个游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异类。在白人文明的冲击下，印第安人对自己的印第安传统文化感到失望，而在白人的奴役下他们对生活前景感到绝望、沮丧，变得心灰意懒，悲观厌世，不思上进，致使印第安整体民族素质大为下降，民族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崇尚勇敢和自由的印第安民族中出现了大量的酒鬼、流浪汉和乞丐。在长期的种族压迫下，印第安民族精神萎靡不振，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物质生活受到严重贬损，导致印第安人精神状态急转直下。他们开始鄙视和厌恶自己的印第安传统文化，逃避自己的印第安身份，从原来胸怀自豪的文化心态转变为怀有自卑的文化心态，而这样的自卑文化心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印第安人心理上的异化。
厄德里克的小说《痕迹》中的人物波林·皮亚特(Pauline Puyat)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典型例子。波林出生在一个“名字都已失传”的部落里，她是一个混血印第安人，可是她鄙视印第安文化，渴望白人文化。她母亲有一半白人的血统，祖父是一个纯加拿大人，所以她向往像她祖父一样能够是一个纯白人，希望自己能够完全融入白人社会中，在白人社会中立足。她说：“我是不会讲我们的部落语言的”。她恳求父亲送她去白人居住的阿耳戈斯镇(Argus)，在那里跟修女学习编织，而不肯学习印第安传统的编织手艺。她极不情愿地和拿破仑·莫里西(Napoleon Morrissey)生活在一起，当他们的孩子玛丽(Marie)出生后，波林·皮亚特抛弃了女儿，彻底抹杀了自己所有的过去，放弃了印第安身份和传统，皈依基督教，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希望在白人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对自我重新定义。为了表达自己对上帝的真诚，波林·皮亚特决心寻找魔鬼撒旦并且与之决一死战，她认为马什马尼图湖(Lake Matchimanito)的神灵弥斯舍皮舒(Misshepeshu)是齐佩瓦部落土地上的魔鬼，她致力于找到它并摧毁它。她经常去弗勒尔家，因为她知道弗勒尔与神灵弥斯舍皮舒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她向基督教宣誓的前一天，她又设法去马什马尼图湖准备和神灵弥斯舍皮舒进行最后的搏斗，她异化的心态使她产生了幻觉，误将拿破仑当作马什马尼图湖中的魔鬼并且疯狂地杀死了他，她确信自己在那天晚上把湖中的魔鬼驯服，用铁链把它拴在了湖底。后来，她被派到圣凯瑟琳学校教学，当修道院里的修女要她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女孩做出榜样时，她发誓要用自己的影响去引导他们，极力使自己表现出别样的热情。虽然她并不喜欢小孩，但她热心地给他们讲授英语和欧美文化，让他们摈弃印第安传统部族文化，并把自己改名为修女利奥波德(Sister Leopol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