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林·皮亚特没有土地，也不像其他印第安人一样视土地为生命，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她没有自己的归属，是一个游离在白人主流社会和印第安社会之间的隐形人。波林·皮亚特所受美国政府同化政策的毒害之深是非同寻常的，她不仅全面否定了自己的印第安身份，而且彻底皈依了基督教来表明自己的忠诚。她积极倡导美国政府的同化政策，向印第安儿童传授白人主流社会的知识，诋毁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污蔑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波林·皮亚特在白人同化政策的影响下，认为拥有印第安民族文化是自卑的，所以她放弃了印第安文化，彻底切断了自己与印第安传统的联系。可是，正是因为她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彻底背叛导致了她性格和心理严重异化，几乎近于疯狂。她不仅变态而残忍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和精神，而且令人发指地折磨在修道院中的玛丽。她并不知道玛丽是她的亲生女儿，凭空想象玛丽身上有魔鬼撒旦附体，于是决定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赶走玛丽身上的魔鬼撒旦。她用滚开的水烫伤玛丽，用叉子猛刺玛丽的手并且用拨火棍把她打晕。玛丽手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每逢阴雨天便隐隐作痛。玛丽成年后回忆当时的自己“就像住在灌木丛里的那些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偷走耶稣会成员神圣的黑帽，吞下帽上的小布片来治发烧。但帽子本身携带天花病毒，将他们与信仰一起杀死”。玛丽的疤隐喻了白人宗教给印第安人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创伤。波林·皮亚特摈弃印第安传统文化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真正身份，她背弃了自己的印第安部族和人民，在白人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冲突中陷入迷茫，最终精神崩溃。
美国政府为了消除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所造成的后果，决心重新出台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美国国会于1934年通过了《印第安人重组法案》(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此项法案明确承认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决定归还一部分被剥夺的印第安人土地，将其恢复成他们的保留地，允许印第安人拥有自主权力来管理辖区事务和经济活动。但是到了1953年，因时而变的美国政府又通过了《108号两院共同决议》(House Concurrent Resolution 108)，“这项决议决定结束印第安人被美国政府监护的地位，授予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公民所应该拥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印第安人必须服从于美国的法律，同其他人一样拥有特权和职责。”后来人们把这一决议通称为“终止政策”(Termination Policy)。“终止政策”的实施给美国印第安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美国政府为了减轻负担，毫不顾忌印第安人群体的特殊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宣布再次解散印第安部落，废除印第安保留地，终止了与联邦政府的“托管”关系。美国印第安人再次在政府政策的驱使下被迫出让自己的土地，背井离乡，流落到白人社会里去闯荡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技能，缺乏知识，最终只能加入到城市的贫困大军中。“终止政策”的结果是印第安人被夺去了土地，无法在白人社会中立足，印第安人聚居区到处充斥着辍学、失业、自杀、犯罪等普遍现象。1958年，美国政府的政策又移回到《印第安人重组法案》的原则上来，“终止政策”随之结束。一些学者认为，土著美国人在当代所经受的灾难丝毫不亚于他们在19世纪所遭受的苦难。印第安人不再相信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美国政府，抵触情绪严重。美国印第安人“对传统丧失信心和对种族前途的悲观失望，这在许多保留地乃是一种拂之不去的浓重阴影，可以说是他们在文化接触开始以来不幸命运的凝结”。当美国印第安人失去了土地和自主权之后，饮酒成为一种“将攻击白人的冲动内向化的溶解剂……只有饮酒和自杀才能让他们获得解脱”。在厄德里克描述的世界里，许多土著美国人被残酷的现实湮没而死，在印第安和白人两个文明世界当中搁浅的印第安人有的自我毁灭，像高迪、琼、小亨利那样选择了自杀，有的在世界上苟延残喘，像金和莫里西一家那样，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精神上是空虚的，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印第安人身上有一种“种族之根”的信念时刻左右着他们的行动，他们认为自己生为印第安人，永远为印第安人，而且总是无时无刻地告诫自己是处于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境地。印第安人忠于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认同和维护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这样就加深了他们对白人主流文化的排斥和反感，最终的结果是印第安人由于未能掌握白人主流文化而被限制在白人主流社会的大门之外。可见，美国印第安人难以真正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一种心理障碍：印第安人一方面积极争取享有白人主流社会同样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又潜意识地与白人主流社会鲜明地保持着距离。
《爱药》中的金是路易丝·厄德里克描写的一个被白人世界同化的典型人物之一。虽然他把自己完全置身于白人主流社会中，远离印第安社会，但是他仍然生活在无所适从的混沌状态中。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是一个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另类，被盖瑞称作“是皮红肉白的苹果”。由于他在保持自己的印第安传统与在白人的世界上立足这两个愿望之间陷于精神分裂，他的心理是不健全的，是完全异化的，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种种怨恨。金极其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说明了他情感上的这种特点：他与一个白种女人生活在一座白人的城市里，试图以参与白人世界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是他的这些努力都白白地化为泡影。他常常因为自己是印第安人找不到工作而怨恨别人。他对利普夏说：“每次我卖力干活，想往上爬，比如说，下一个就该我升迁了，他们总是与我作对。我得继续干，从头干起。老被那些米诺鱼缠在最底层。”“我会升上去的，总有一天，我会升上去的。”当母亲琼死后金收到了人寿保险金，他马上就用这笔钱买了一辆象征着白人身份的汽车，并且在亲属面前展示它。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印第安人，他的根在保留地，因此他仍然要回到保留地寻找他的印第安身份，他把自己喜爱的帽子送给让他尊敬的伊莱叔叔之后：
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扶着有衬里的塑料椅背。他的声音醉醺醺的，有些夸张。“伊莱叔叔。”他向老人弯下腰。“伊莱叔叔，您是我的叔叔。”“太对了！”伊莱表示同意。
“我一直很尊重您，我的叔叔！”金大声哀号着……
“我真是太尊重您了，叔叔。”
“太对了。我是个老家伙，”伊莱平和地说。“埃克瓦因泽。”
金突然双手捂住耳朵，踉踉跄跄地出了屋。
这个场景完全表明金的窘境，他崇拜伊莱叔叔具有印第安人的传统渔猎技能，想要像伊莱叔叔那样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渔夫，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过弓箭、拿过渔叉，事实上，他早已经与印第安传统失去了联系。金清楚地感到自己与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疏离，当他听不懂伊莱所说的奥吉布瓦语言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羞愧，只好踉跄地走出房间来躲避尴尬的境地。这里反映了美国印第安人正日渐丧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据统计，70％的印第安人已经不会说自己的语言，这比失去土地和生活贫困更为痛心。金因为琼的死而酗酒，并且捶打汽车，殴打妻子莱内特，借以这种变态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悲痛，莱内特为了躲避金的追打而躲进了用琼的保险金买的汽车里。在奥吉布瓦人的传统文化中，用琼的保险金买的汽车象征着琼的灵魂，利普夏在《爱药》的结尾开车载着琼的灵魂回到了保留地，但是金并没有像利普夏一样，把这辆汽车看作是琼的灵魂，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笔可炫耀的物质财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在被英裔白人世界同化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的印第安传统，但是他又在竭力摆脱自己的印第安身份，远离印第安传统，于是他无论在白人世界中还是在印第安世界中都是异化的，在两个世界当中搁浅了。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在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当代印第安人的尴尬处境，以及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印第安族裔的人格异化。美国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的教育令印第安人鄙视和厌恶自己的传统文化，鼓动他们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当印第安人纷纷走出保留地，满怀希望来到白人的大都市，准备好好闯荡一番时，却发现自己无论做出何种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努力，都始终困在白人社会的最底层，完全不能够真正融入到白人主流社会中。由于他们既切断了与印第安群体的联系，又得不到白人的认同，结果陷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成为红皮白心、无所归属的苹果人。事实上，所谓的“归化”，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不过是奢望而已。在白人主流社会里，印第安人无异于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笔下的“透明人”，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无法定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处于迷惘和诚惶诚恐的生活状态。“身份”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些走出保留地的新一代美国印第安人，令他们身心疲惫，悲观厌世，不思进取，酗酒、吸毒甚至自杀，最终沦落为美国城市中的最底层人物。
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小说表现了在印第安人与白人两种文化冲突之中，印第安人生存的艰辛以及对命运无可奈何的妥协，揭示出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所处的精神困境。他们时刻挣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承受着精神世界与生存需要的分裂之痛。地理环境已经变了，他们无法给自己定位，因为白人世界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或空间，于是他们迷失了自我，弄不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唯有回归印第安部落，方能找回遗忘的传统和自我，重新确立身份。回归传统印第安文化，为自己的身份进行“追源”，是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摆脱窘境、实现自我拯救的唯一出路。
三 自信的文化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