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婴，杭州人，196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物理系。她有几个同学，如郑欣欣（已过世）、王林富（曾任杭州师院教务长）、王秀珍（“文革”时改名为王伐西，后调到温州师院工作）等，在浙江师院物理系我们一起工作过；她还有一个同学叫王森，上海人，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与宁波市的物理界有广泛的接触，对宁波的物理教学十分关心，多次来宁波。孙乐婴的丈夫吴启远，也是她的同学，在鄞县工作，原是鄞县中学物理教师，做过教研员、市物理学会的副理事长，后任鄞县教育局副局长。由于这些关系，我与孙老师自然是熟人了。其实还有一层关系，吴启远的哥哥肖容（笔名，已过世）还是我的邮友呢！
1982年，我们搞初中物理教学改革，选择了4个试点单位，乡镇两个（江北庄桥中学和镇海庄市中学）、城区两个，一所是宁波中学，另一所是宁波二中。我要求教研组组长或骨干教师担任实验班的物理教学，宁波二中的任务就落在孙乐婴的身上。她一直教高中，从未教过初中，所以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她还得双肩挑，备课要备初中、高中两种教材，无形中增加了她的工作量。
研究小组每月有1~2次活动，轮流在四所中学进行，主要是听观摩课，课后研究小组活动，不仅要评课，还要小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提出后一阶段的打算（计划）。孙乐婴的发言，实事求是，并对我提出：试点要求不要太高，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过于理想化。她这些中肯的意见，为实验小组树立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思想。
孙乐婴乐于助人。李敦道老师是工科出身，从来没有做过教师，不懂什么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更无半点教学经验。他说：“对物理中的力、热、光、声、电、原子物理知识，除电学略有所知外，全本外行。”他在教学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请教其他老师，不是被拒绝就是婉言谢绝，认为他来自名牌大学（同济、上海交大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教中学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孙乐婴老师，“对我有问必答”。李敦道老师对孙乐婴的评价是“为人忠厚，没有心机”。他俩都是教研组长，合作得非常愉快。李敦道老师回忆：“我俩仍一如既往，合作得非常好。尽管她的年龄比我小，我像待老大姐一样尊重她。”
宁波二中物理组的组长，原是张至堪老师，他退休后，由孙乐婴担任，却只是个副组长，正组长空缺。1979年李敦道老师调入，也任命为副组长，但孙乐婴仍未“转正”。排资质，论水平，讲为人，做个教研组长她是绰绰有余的。当个教研组长有什么权和利？我也不明白，当时二中的领导是怎么考虑的，我这个教研员还以为孙乐婴是组长呢！
孙乐婴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家住在二中的教工宿舍内，大门朝东，跨过共青路就是美丽的月湖，里面都住着二中的老师，可以说这个家属宿舍犹如上海滑稽戏里的“七十二家房客”。吴启远很能干，不仅工作上不错，也是烧菜的好手，家务事他全包了。他们有一对“和尚头”，都有很强的自主能力，生活、学习上从未听到过孙乐婴担心他们。俗话说“一家都有一本经”，好念难念，反映了一家人的和谐与幸福。孙乐婴是凡人，凡人自然有烦心事，可她从不露声色，更不会挂在嘴上。
1984年暑假，她调出宁波二中，到宁波十八中学（即今职教中心学校）任职，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明白。1986年，教育系统恢复职称评定，在第一次评定中没有她，到1987年，第二次评审，她才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1986年，她查出患了胃癌，癌细胞已经转移。凭我一点医学知识，胃病、胃癌的形成，主要有两个诱因，一是饮食无序，如时饥时饱，暴饮暴食，孙乐婴没有这些坏习惯；二是“加气”，即时常心里不快。有些人心里有气，憋不住，不出口不快，但孙乐婴不是这类人，她心里有疙瘩，有气，全闷在肚里，俗话说“打肚里官司”，这是有损健康的。
1986年，我离开教研室，与中教界的联系少了，与孙乐婴的联系不多，她的情况便一无所知了。有消息传来，说她患了胃癌，住在市第一医院。我去看她，看她气色还不错，精神也可以，谈笑如常。当时我认为她不可能被疾病击倒，想不到在1988年教师节（9月10日）前几天，病魔竟然夺去了她的生命。
她的过世，无人通知我，我未能见她最后一面，也没有参加她的追悼会。最近听最后见过她的李敦道老师说，她穿着一套灰铁剥落的列宁装，嘴里、鼻孔还流着血。一个在宁波市物理教育战线上战斗过的女战士，就这么离开了人间。现在，在宁波二中和职教中心教书的老师中，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2016年8月5日
一生不能忘记的周民毅老师
一个人到新的环境（如新的工作单位），最重要的是找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当你一开始工作碰到困难的时候，在满眼生人的环境中，你最需要别人的帮助；当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向你伸出友谊之手，这个人你就永远不能忘记。
1973年5月，我从台州师专（临海）调到宁波市做物理教研员，还未进入角色，就迎来了暑假备课会议。当时暂时兼做物理教研工作的化学教研员庄允吉向我交待，准备工作他已做好，只要我与担任教材分析的老师接上头就可以了。他陪我来到宁波中学，找到王焕煜老师，请他分析“交流电路”，他说他没有同意过，他没有空！这可怎么办？王老师是宁波中学“三王”之一，谁能替代呢？我初来乍到，满眼生人，找谁去呢？我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难境地，不知是谁提议要我去找三中的周民毅老师（如果是王焕煜老师，那我应该感谢他）。
当我找到周民毅老师，说明来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刚大病初愈。他是我初到宁波后，第一个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40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周老师对我的帮助，我将永远铭记他，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周民毅老师曾就读于华东师大物理系，当时是宁波三中的物理教研组长，他是宁波市高中物理教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市物理学会理事。
周老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俗称他的“讲口”颇佳，上课口若悬河，生动有趣，45分钟下来，没有一个学生思想开小差，有人开玩笑说周老师的口才能把“死人讲活”。在我14年的物理教研生涯中，我多次请他开设公开课，没有一次让我担心、失望；物理学会的几次重大活动，如千岛湖会议、普陀山会议、朱家尖会议等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他的发言生动幽默，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学会组织编写的教学参考资料，如《中学选择题》《中学物理三百题》《中学物理教学参考资料》和发行二十多年而不衰的《高中物理精编》等，都有他的思想和墨迹。他退休以后，学会一年一度的新年茶话会，我都请他致辞，他总会给大家带来新年的气息。在他80多岁以后，行动需人陪同时，他才婉言谢绝登台发言。
我与王兴廉老师40来年的师生情，周老师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与王老师虽是同乡人，他的大女儿又是我的同学，他的哥哥弟弟都是我的老师，但我们从未谋面。他在外面工作，我在家乡，以后又外出读书，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1973年我调来宁波后，我们才有机会见面。第一次我见王老师是周老师引荐的，他对我说：“我陪你去见一个人，如果你要在宁波市物理界站住脚，你必须认得他，他就是王兴廉老师，他是宁波物理界‘三王’之首。”当时，王老师还处于“被打倒靠边站”、被批判的最困难时期，如果周老师对王兴廉老师没有充分的了解，是不会带我去见王老师的。周老师曾在宁波中学任教，王老师是校长，又同在一起教物理，对王老师非常熟悉。2013年，周老师听说我要为王老师写篇文章（收录在《春风吹酷溪边草》中），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提供了一个情况。1957年，“反右运动”刚开始，王老师提醒大家，在什么“吹风会”“神仙会”上，给领导提意见时，说话要注意，不能乱说，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以“给党提意见”为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是“引蛇出洞”的策略。王老师提出的忠告，保护了一批老师，使他们免于被划为右派。周老师是一个说话较随意的人，为此他深受感触，所以他特地为我提供了关于王老师的这一情况。
周老师夫人是宁波赫赫有名的中医伤科医师陆银华的女儿。民间流传，即使是粉碎性骨折的病人，在陆大夫那里也不用开刀动手术，他只要用手捏几下，敷上他自制的药膏，病人可以恢复如常。关于陆大夫的传说颇多，如他熬膏药都是在端午节，那天，他紧闭药房，不许任何人进入，他赤条条地在里面熬药，所以没有人知道他药膏的配方。1949年之前，他看病要先付钱后看病，要价很高，且很霸道，可能还有其他背景。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就被收监了，并定为死罪，据说码头工人联名担保，才保住其性命。这是因为码头工人是重体力劳动，时时都会受伤，闪腰、劳损、骨折是常常发生的，他们要求把陆大夫留下来，希望他凭他的医术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当时孝闻街的劳改大队，里面有个伤科诊所，陆大夫就在里面坐诊，现在上了年纪的宁波及其周边的老年人都知道。据说某省领导（传说是省委书记江华），曾把陆大夫叫到杭州，为他看病，在陆大夫所开的药方中竟有三只梅花鹿的心！这是一般“红药水”医生开不出来的。陆银华医生过世后，他的子女都在宁波市各医院的伤科门诊坐诊，周老师的夫人也是，她是百丈医院的伤科大夫。在旧中国有一习俗，有绝技的人，他的本事只传儿子不传女儿，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是外人，但陆银华医生却是例外，可惜周夫人先周民毅老师谢世了。周老师告诉我，他家有个秘方，是一种白色粉末，对跌打损伤有特效。我在想这对运动员可能有帮助，可惜我不懂，也无意于投资医药事业，听过也就算了，我只建议他到药物研究所测试一下，决定是否可批量生产。时隔十多年了，不知此秘方结局如何，甚念。
周老师的家在宁波十九中学旁，只差一条小巷，与后田洋相邻，是独门独户的高平屋，面积很大。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小儿子我比较熟悉，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今在宁波烟厂工作，周老师好吸几口，即使在困难时期，买香烟凭票，他还是不缺的，有时我还看到他吸“白锡包”，那是烟厂的试制品。
周老师的业余爱好是下棋，他的固定棋友是宁波师范学院数学系的乐嗣康老师，乐老师每星期天都去周家与周老师对弈。乐老师也是宁波教育界的名人，他最大的特点是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他一定带着一把黑色的阳伞。乐老师近80岁时，皮肤还是白皙无老年斑，像一个刚步入50岁的中年人，他的养生秘诀就是这把阳伞，可惜他活了80几岁，突发心脏病过世了。
周老师的旧居拆迁后，他搬到了四眼碶街，他也调到附近的宁波第七中学工作。当时已请了一个保姆服侍，参加学会的活动需要保姆陪同。2010年左右，他突发中风，半身不遂，我和张家皋去看望他，他一下子认不出他的师弟张家皋来，我给他捎去刚出版的他的著作《中学物理概念及其应用》（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了却他的心愿。去年（2015）我们委托家也住江东的贺圣平老师去探望他，周老师仍卧病在床，已有阿尔茨海默病。
老周曾批评我“忘记老朋友”，我不常去看望他，其实就是忘记老朋友的一种表现。不过我心里永远铭记着帮助我的第一人——周民毅老师。
2016年3月13日
学高身正的李高风老师
李高风是镇海中学的物理老师，1990年被评为浙江省物理特级教师，真是名校出名师。我和李高风的交往，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3～1986年，我在市教研室做物理教研员，当时地市分治，镇海县属宁波地区管，地区教研室物理教研员是裘蔼稼与丁原子老师，镇海县也有教研员何永锡。宁波市与镇海县是兄弟单位，地市合并后，1985年镇海县改为镇海区，并分出北仑区，镇海区成了宁波市的一个区，相互之间又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第一次与镇海的物理界接触，是在1981年5月，我到镇海传达省物理复习座谈会的精神。同年年底，在全国中学物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以后，我又去镇海传达过广州会议精神。由于镇海有何永锡在，我在教研工作上缺乏经验，精力又有限，所以不大过问镇海的物理教学，他们也只在全市有大活动时，才被要求参加。随着地市关系的逐渐融洽，我与镇海区的同行的接触也随之频繁，因而对李高风老师有了更多的认识。他留给我早期的印象是谦虚、谨慎。他在各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肯，紧扣主题。随着教研工作的开展，我做出了一些成绩（如省首次中学生物理竞赛，获团体一等奖，个人第一），我有些飘飘然，于是骄傲的尾巴也露了出来，不把中学不多、师资力量有限的镇海区放在眼里。李老师退休后，我俩回忆过去相处的日子，他说我在一次会议上，因他的意见不符合我的主张，我竟斥责过他，并傲慢地说：“镇海中学有什么了不起！”由于他涵养比我好，我俩没有争吵起来。此事，现在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我相信李老师说的真有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