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云阳，在新城徘徊，满眼尽是旧城生活。
新楼高低错落，建在坡地上。道路起伏，我跟着一个卖豆花的老汉走了一程，又和一群孩子一起，坐在路边吃豆花、凉粉，然后就遇见一位盲人算命先生。为了和他说上话，我也花钱去抽了一签，签上写着：“腰间别蒲扇。”——“是上风运。”盲人算命先生说。随后他告诉我，他叫杨乐忠，1953年出生。我又问他的家族历史与个人命运。
杨忠乐先生反问我：“你问这些有何贵干啊？”
我急中生智，和他对上暗语。我说“龙脊对沙洲”，他接“江水二面流”；我说“富无三十载”，他接“清官不到头”。
“对呀对呀！”我握住他的手说，“这龙脊梁上的文字现在还有几人知道？连龙脊梁也和老城一起沉没了。总得有人记录历史，让后人了解先辈的经历和命运。”
“就是就是。”杨师傅点头微笑着，而我看见他那双失明的眼睛转动着，像两颗石子蕴藏着苦难沧桑。杨乐忠随即开口，跟我讲述了一段无人知晓的血泪史——
“我们家祖上据说也是从湖北麻城县迁来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我也没见到过家谱，就知道从高祖那辈下来的字派是：云、正、乾、坤、乐、升、平。爷爷名叫杨乾华，父亲名叫杨坤强。国民党时期，爷爷那辈人在老城做生意，置了些土地，还开了栈房，卖布匹、百货，从乡里收的挑子油（用篾条编的竹篓装起，竹篓里垫上一层层的油纸，磕磕碰碰都不会漏），再卖给大老板。家里有个商号，叫‘荣华宫’。”
“1938年，爷爷的哥哥去世。家里总共六个娃儿，爷爷一个人撑不起，就把土地一点点卖了。到解放初，还剩一点儿土地和一些板板屋，全都一网打尽，分给了贫下中农。爷爷把原先一些栈房都拆了当柴烧，但成分还是评成地主。”
“解放初，我们住的是栽插棒棒房子，年年洪水季节（一般是五月下旬以后）都要拆，把檩子棒棒扎成筏子，捆起套到坎坎石头上，这样不会被洪水冲走，等洪水退了再建。直到后来，葛洲坝筑了以后，水才稳当些。”
“解放以后爷爷老了，还在挑煤，从溜子达、甘角花、龙王根，挑到山上。父亲书读得多，也没办法，你有值钱的本事，他不用你，因为你是地主出身。父亲后来就去行医，那是解放前他跟一个国民党驻军的医官学的，能够开药，动一些一般性的小手术。1958年下半年，父亲准备去陕西行医，求生活。走到大巴山，天气太冷，就退了回来，去城口县找他的妹妹杨坤瑞，在那里住了几天，还是在当地行医，想挣点儿盘缠就回家。谁知刚走到一半就被人拦住，当地政府喊他回去（父亲后来说，自己大意失荆州，根本不该回去），回去才知道，人家告他非法行医，把人眼睛看瞎了——父亲是帮人做过一个白内障手术，没有成功，结果判了他一年多。这样父亲就作为劳改犯被关进奉节硫磺厂，那里地处高山，属四川劳改局的管辖范围。父亲从1958年到1960年下半年一直关在那里，出来之后，还是求爷爷拜奶奶的，在外面行医。后来因为我们三个娃儿没有着落，父亲又辞掉工作，回来带我们。等到1961年2月间父亲回来，爷爷和母亲都已经饿死了——爷爷是1960年4月间，母亲是1960年腊月间饿死的。母亲名叫穆淑兰。母亲死了不久，父亲才回来过了年。父亲是个书生，性格不太开朗，往年说话、唱歌，都是书生那一套。”
“我不会唱歌，因为没有读书，还没有踏进学校校门，眼睛就瞎了。父亲离开家之后，家里穷枝烂叶，衣食难求。你看，大的小的，都饿死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因为缺营养，我把眼睛饿瞎了。”
“1958年大办钢铁，从乡下抽调人，到沙陀铁厂，还有高阳的万柳沱煤场，抽调的尽是年轻的，身体好的；乡里去的多，街上去的少（我们屋没有去炼钢）；他光叫人干活儿，不给人吃饱，把人拖死了，拖得奈不何……”
“1958年上半年开始大办钢铁，下半年进入伙食团，那时我才五岁，就跟着妈妈走。妈妈在伙食团当炊事员，尽义务。开头还吃得饱，各人背些米，背些菜过来，吃的钵钵饭，还有红苕、瓢儿菜、牛皮菜、莴笋、冬瓜、南瓜，后来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就灌盐水么，灌的都得了水肿病。屋里不准烧火，烧火就给你把锅儿搬了、挑了[63]。到1959年下半年，生活就越来越紧张，这顿分到又等那顿，后来分不到吃的，就饿死在灶屋门口。”
“当时一起进伙食团的有我爷爷、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娃儿，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我头一年就得了夜盲症，妈妈把我一个人送到我外婆那里，万县的何家石坝，弄一点红苕叶子、指拇[64]粗细的红苕根根、还有长耳芭给我吃，我吃了眼睛就看见了；但是后来，外婆也饿死了，我没吃的了；先是右眼看不完全，走下坡路看不到步数，上坡还行，后来两个眼睛睁起，看还能看见一些，看到的东西不透亮，后来就完全看不见了。那时还小，也不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看不见了。吃饭就是喝么，喝得一桌子的。妈妈死了以后，我就看见地上黑乎乎的，也看不清她的脸面。那是1960年腊月间，又冻又饿，用头脑分析，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时也没有谁照顾，吃饭在奶奶那儿，奶奶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奶奶也老了，带不动我们，就把父亲叫回来；屋里还有一个孃孃没有出阁。我们当时就住在云阳老城的上小河街，父亲1961年2月间回来，本来还想行医，卫生局发给他行医执照，但镇政府还是不允许，连街上的居民也歧视他，没办法，只有下力，挑煤、挑火砖，还有‘三合泥’——当时还没有水泥，就用筛子筛炭灰；筛出来挑去卖给人家；炉灰再和上沙子和泥，就做成三合泥，拿给单位上起房子、铺地。我还不是找个烂簸箕跟到下力，下坡看不清楚，上坡还行，两边还晓得是在岩上。”
“我从1963年（10岁没满），就跟着父亲开始下力、挑煤，挑到1971年，整整八年，从山上挑到老城，还去大河沟的溜达子煤厂、云硐区的大虎头。那时间只看到一点点，看不清楚，看人只是一个桩桩，看不到脸面，高矮还是看得到，长得胖不胖也大概晓得；1971年有一次伤风感冒，眼睛充血，之后就完全失明了。父亲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看不见以后还在干活儿，拉板板车，直到1976年，从老城拉到高阳、南溪、清溪洞，拉铁、拉桐油、石灰、山货、水泥……碰到什么拉什么，两三个人一辆车，一年四季穿草鞋，脚上冻疮东一处西一处，衣服穿得筋筋挂挂，开花开朵的，连补都没得补，四面八方都是洞。当时整个云阳才两趟客车，上午一趟，下午一趟。货物主要靠人力运输。拉车工资低，挣钱难，有时有的拉，有时还没的拉。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坡坡上车多了，拉板板车就求不到衣食了。之前哥哥在双坎乡插队当知青，妹妹在屋里也跟着下力。1976年以后，妹妹出阁，也是嫁了一个下力汉；哥哥去了航运公司当技术员，修船、造船。”
“从1976年，我又开始擀面，劳累辛苦，深更半夜，打个胴胴擀点皮子来卖。1982年结婚，妻子叫熊道兰，以后夫妻俩一起擀面，但是后来手工作坊又被机器淘汰，擀面的生意又不好做了，擀二三十斤面，只挣到两三块钱。衣食难求，我这才逼上梁山，把面摔了，转来学八字，从1982年开始抽彩头。开头地方政府不准，还把我关了一晚上，但毕竟我是盲人，他们拿我也没办法。我是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公安不抓，法院不判，判了还要吃点牢饭的么。”盲人师傅杨乐忠笑着说。
“我的师傅也是个盲人，瞎子牵瞎子才行，睁眼睛的教瞎子，找不到门径。我师傅叫江华峰，是丰都宗庙乡人，我钱都交了，他也没怎么教我，我主要还是自学，学排八字：年月日时你报出来，我给你报出六十花甲，看你占到哪几个甲子，是生长福禄，还是天灾人祸。我原先就在轮船码头和云阳师范学院外面摆摊；来找我算命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披蓑衣的、戴斗笠的都有；你是发财命，讨口命，或是坐牢命我都算得准；要是一个不准，两个不准，哪个还来找你？我虽然是盲人，但耳朵还是不聋，听的听、说的说，大的叫、小的昂[65]，我还是能感觉到；看是伸手不见五指。”
“从前师傅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在故陵水漾口小河，有个算命先生，员外家里得了一对双胞胎，请他去算命，他说：‘五月是端午，二子浴长江，父知母悬梁。’也没说是哪一年。结果娃娃一天小，二天大。这天端午，天气很热，两个娃娃跑去河边洗澡，看划龙舟，结果双双掉到河里淹死了。父母都得知了消息，母亲想不过，就在当门悬梁自尽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两口子生了一个娃娃，请八字先生来算命，八字先生说是：‘二十年后开一州（舟），不封相（风向）来也封侯（猴）。四脚四手往前爬，享福日子在后头。’父母听了都很高兴，给了八字先生赏钱。结果娃娃一天小，二天大，二十年后成了一个船夫子。父母就来找到八字先生，说你当年算的什么命么。八字先生说，你看嘛，我算得没错。二十年后开一舟，他不是在驾船么？没有风的时候，就像只猴子，四脚四手往前爬，拼命拉纤。好好努力，享福日子还在后头。”
这时，四周已围了好多人，其中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子走过来，牵着杨师傅的手慢慢走回家去。真是上天有眼，杨师傅找到这样一位贤淑的女子相伴。而问她什么，她都三缄其口。临别前，杨师傅又回身告诉我：“我们是2002年从云阳老城上小河街搬上来的，原先的老家淹没了……”
送走了杨师傅，我又来到江边，俯瞰水中的云阳老城，上小河街、下小河街，我认识的人，见过的世界渐渐从水底浮现，向我走来。我想，这就是我写作的全部意义。
清晨赶往码头，还不知要去哪里。在一条私家小船的小黑板上，发现了“太阳溪”。太阳溪，仅仅只为这个名字，我也要去，何况它是长江支流，由于江水上涨，周边的土地、人家也淹没了。我祈望太阳溪中的太阳照亮心田，让盲人的眼睛复明。
从云阳新城到太阳溪，这一路，红土在江上波动，岩石伸开柔软的肢体，我暗自吃惊，感到灵性世界，将有大事发生。
船到太阳溪，我独自下船，斜靠着山坡，感觉到天上地下，水中土里全是阳光，就连河滩上的鹅卵石，都睁开五彩的眼睛。朗朗盛夏，知了在江底空中长鸣，分不清谁是谁的回声，谁是谁的倒影。
在山坡下默坐良久，身心都被阳光浸透。而溪水边伫立的一块块岩石，似天兵天将，镇守三关，我不敢多看，怕他们认出我来，或彼此相认。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
回身走上高坡，只见一位中年汉子打着光胴，正在山下锄地。我上前问候并询问，他就告诉我，他叫崔太全，1964年出生，就住在这里，太龙镇太阳溪居委会。这块地是他自己收拾的，种点小菜、玉米。平时再给老板挖点沙子，装些石宝，生意也不怎么好。他又放下锄头，指着江边的地势说：“原先这个位置都是田，种的水稻，还有柑子，现在都淹没了。你看么，都长了草。现在水位是145米，还要涨，涨到175米，对面的小周溪旁边，水印子还在呢。小周溪和我们太阳溪正对着，整个长江，从上游一直到上海，正对着的只有这两条溪流。”
我说明来意，崔太全便领我回家，路上他就打电话请他的幺爸过来，说“北京来了个老师，访太阳溪古迹”。我惊讶于他的表述。而不多时，幺爸就从坡上缓缓走来，我迎上去，握住老人的手。他叫崔英信，1930年阴历八月十九出生。随后，坐在临江路39号（崔太全家）门前，对着太阳溪，崔英信老先生开始讲述“太阳溪古迹”。
“太阳溪为什么叫太阳溪？因为溪水里有一个太阳形的石头，圆圆的，好大一个。枯水季节才能退出来，现在完全淹没了。”崔英信老先生说。
崔太全补充道：“原先太阳溪边有两块石头，像两头狮子，那真是活灵活现的，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还有蓑草长起的胡子；对面的石头跟那个门一样，就叫双狮跳楼门。”
“是的，”崔英信老先生接着说，“太阳溪里面，还有一个乌龟石，像一只乌龟。一个兔儿石，像一只长毛兔，两只耳朵竖起，身上长草。还有一个鸭蛋石，本身好大一个石头，正好在一个窝窝上。这些石头我们原先都看见过，现在全都淹没或者被人打掉了，再没见到过。”
“我们太阳溪最出名的还有那九根黄桷树，现在只剩五根了。从前，还有一座王爷庙，是嘉庆年间建造的，我们小时候进去玩，就看见里面塑的王爷菩萨、观音菩萨，还有雷神菩萨，外面的青砖墙那么厚，后来都拆完了，拆墙的时候，里面还发现一条金船，有七公斤重，是原先棒老二藏在庙里的，后来交给政府了。”
“还有一座段家祠堂，里面供的神仙和祖先牌位，墙上画的耕牛图，我们都进去看见过；还有一座向家祠堂，里面也是供的神祖牌位……”
“我们祖上是从河对面熊家的白院墙（小地名）迁过来的，那里属于大田楼子大队；从高祖那一辈，迁到了太阳溪。我的高祖父叫崔奇先，曾祖父叫崔永春（就埋在太儿洪那个点背[66]），爷爷叫崔锡爵，父亲叫崔钟华。原先我们是有一部家谱的，还不止一本，后来丢失了；还是在给我奶奶做斋[67]的时候，道士写的《经忏簿子》上，我看到一些前辈的名字。”
“我们兄弟几个从前有从事农耕生产的，也有跑船做生意的，像崔太全的父亲崔英智（他是我三哥，我们都喊他三爷）就是跑船、做小生意。太阳溪码头原先只有一条客船，属于魏佐生；还有夏保长的几只货船，通常是把本地产的桐油、柑橘运到宜昌，卖了之后，再拖布匹回来。从前有个跑船的，叫任大茂，很会喊号子，还站在船头敲鼓喊号子，喊起来非常好听……后来他搬到高头死了。”
“原先太阳溪并不富裕，一条石板路街，街上十几户人家，都是些零散的老房子，土木房子，还有高粱杆房子，旁边种的柑橘树。居民在街上做点小生意，在码头上开食店，卖点儿扣腕[68]……现在全淹没了。”
“我兄弟在外面跑船、做小生意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读书、种田，解放后一直在生产队做会计。我们本地方出了个举人罗老爷（罗书平），他的儿子从前教我们读《古文观止》。”
“除了种田、跑船，我们家原先还开的油坊，榨桐油。我们几兄弟一直没有分家，每天吃饭都要摆三席，总共几十人，但到后来还是分了。解放初，我们家评的成分是下中农，土地、房子都没有分，就分到地主家的一些桌子、板凳。魏坤算是我们这里比较大的地主了，他们家有百把石谷子的土地。魏坤是个开明地主，解放后遭斗，但没有枪毙。再说解放前他哥哥魏龙光吃鸦片，把家里吃穷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小地主，叫向源泰，家里有五十多石谷子的土地。”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过几艘国民党的兵舰、轮船来这里躲日本飞机。日本飞机没有轰炸到这里，但从这里经过，飞得很低，飞机都擦到了竹子尖尖，那时候我们在屋里吃苞谷，刚把苞谷皮撕开，都吓着了……我们还看到过一些国民党伤病员驻扎在这里……”
“从前，太阳溪还出过一些打将[69]，”崔太全又补充道，“有个叫向维龙的，人称‘向牦牛’，据说人家来做客，他就把一个磨盘抱过去给客人当茶盘倒水喝；他还把水牛抱到河边，说要给水牛洗洗尾巴，洗洗脚。据说王爷庙也出过一些打将，有土匪强盗闯进来，那些和尚就把石宝往天上一摔，落下来就把那些强盗打烂了……”
“是的，”崔英信老先生笑眯眯地说，“解放初，这里出过一个土匪叫熊奇侠，原先是黄柏人，领着一帮人发动叛乱，跑到附近三块石那里的一个垮堂房，后来被解放军、民兵包围，活捉之后枪毙了。他的儿子还在，解放后，跟我一起打过石头的。”
“打石头、挑煤、淘金，在我们这里都是谋生的活路。在沙坝上头有个碛坝，十年前还有人在那里淘金，把沙子挖出来，用筛子筛，筛成乌砂了，那金子就在里面。”
“对门的小周有煤矿，我们从前去挑煤，那个活路最苦；走去挑到煤炭，心中欢喜，挑不到又要跑场，那才伤心。那小周山上，岩石都是红彤彤的……”
“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太龙镇去了400多人，到奉节三铁厂，我也去的，在工地上当记工员……人都走了，粮食颗粒无收，后来都饿到做不动……”崔老先生欲言又止。
这时，隔壁一位老人忽然出现，说：“我们都是悄悄跑回来的……”这是八十五岁的向海真老人，“那个高炉筑得那么高……”他说。可我想再问些什么，他却听不见。崔太全告诉我，他耳朵背——可说到“大办钢铁……粮食颗粒无收”，他就听见了。
我们于是换了话题。崔英信老先生继续说道：“我是解放后才结的婚，那时条件很艰苦，过年都是去别人家里打点儿米来。原先我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还剩三个，有三个女儿很小就夭折了：一个发七风[70]死了，第二个只活到两岁，第三个女儿1965年出生，活到十二岁没满，生病死了——发高烧退不下来，没法……”老人苦笑着摇摇头。
“高头有个独家滩，距离这里六十多里，我们都走过的，过去扯布，没办法，没有钱。六几年，我们还驾柏木船去奉节安坪，装红苕种子回来，运到观音堂（老区委驻地），里面有三个殿……”崔英信老人还在记忆中搜寻着古迹。
我从心底里感激这位老人家，还有崔太全夫妇；我们说话时，太全的妻子一直在一个大炉灶前忙午饭，口中还在念叨着远方的儿子。饭桌上，我们还一直说个不停，太阳溪里那对石狮子仿佛也悄悄出水，围坐在我们身边。
而不多时，下雨了，好像是太阳溪我又来了一次。雨中，崔英信老先生回家了，崔太全兄弟又领我来到坡上，太阳溪边，熊道友、龚素绅夫妇家，那幢朴素的小楼也对着太阳溪。两位老夫妻给我打水洗脸，又腾出一张床让我午休。我躺在蝉鸣和雨声中小睡了一会儿，感觉太阳雨断断续续，而醒来却听见熊家夫妇还在讲述……我肯定不是第一次听他们讲，太阳溪我应该又来了一次。时间在溪水中重叠，记忆却绵绵不绝。
再次来到太阳溪大约是一年以后了，太阳溪的太阳雨模糊了时间；还是热天，还在熊家一楼朴素的小房间里，听熊道友、龚素绅夫妇二人讲述——
“我1941年出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熊道友先生微笑着说，“我父亲是个木匠，小时候家里穷，娃儿多，父亲要给学校做黑板、做桌子、板凳，还要跟老师说好话，才把我送进大队办的罗家湾小学。我小时候读书非常调皮……后来父亲死了，我就没再读书。母亲拖着那么多娃儿怎么生存？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人去田里劳动，挣公分……我们这一代人最遭孽。”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里闹派性，有红色派、造反派、赤旗派。当时洛阳有个重工业厂矿搬到我们这里，我就在厂里工作，十六岁就参加厂里组织的‘工人造反军’。各派之间，原先就有隔阂，后来互相打，红色派为了夺权，把我们包围在厂里，三天三夜不敢出来，出来就用枪打。那时候各派都有枪，我们一个伙食团就有10杆枪。后来红色派把我们的头头捉去整，叫我们交公章、交战旗，我们都交了才逃出来。那时，我们太龙镇就打死了三十多人。”
“有一回，我跟我哥哥熊道银，热天在河坝上的水龙棒旁边歇凉，两人正想着打点米，酿点米酒喝呢，就过来四个红色派的人，挎着枪，腰间插着手榴弹，把我们捉去审问，问我们是支持哪一派的。我们也不敢乱说。路上碰见信用社的陆主任，我们最相识了，结果问他，他说不认识我们。幸亏又碰到罗雪源，他说：‘这两个是好人哦！’否则我们就没命了。后来把我们押到山坡上，又遇见我大伯屋里的熊家慧，他也说：‘这两个人我认识，他们是好人！’但是，他还是让我们不要回来，留在他们那里还更安全些。我们当时就亲眼看到，有两个四五十岁的人被他们反绑起，推到红苕沟沟里，用枪打死了。山上那些红色派的人都全副武装，戴着红袖标，头上戴的黄荆圈圈，看上去就像游击队一样。”
“我们太阳溪五队有个叫陈大线的医生，医术很好。那个时候他在地上捡了一张传单，就在那里念，哪知道是别的造反派的传单，这一派看不得，就把他押到一个仓库保管室里打死了；那些人从脚杆[71]慢慢打上来，打得他直叫唤，连开七枪，才把他打死的，死的时候三四十岁，娃儿最小的才岁把。他有三个儿，两个女儿。后来还是他的妻子向美菊把他埋了的，埋在羊沟公路里面。”熊道友先生如是说。
“我们是十九岁结的婚。”妻子龚素绅接着说，“那时候我还没嫁过来，还在对门老家小周溪住。小周溪有个洋房子，是熊杨之家的，三四层楼高的土墙，四角院子有一车转[72]，从四个角都能上去；黑瓦白墙，当门一对石狮子，里面种的桂花树、石榴树，外面种的松柏，树枝那么密，背个篾兜都过不去，到伙食团的时候都砍了……”
“熊杨之是北大毕业的，在县里当头头。原先姓熊的家里生了娃娃都会去告诉他，他们会写到家谱里，还拿给你一份……”
“解放后，熊杨之枪毙了，洋房子办成了中小学，那里属于大地二队，生产队就在那里晒谷子。我们还在里面读了几年书，自己搬个小板凳进去听课；洋房子里面能坐几排，好几百人。到六几年伙食团的时候，学校就垮了，老师没吃的，我们家有七八个娃儿，一学期三块八的学费还是交不起，读书的时候我就去外头挑煤炭，后来又辍学回家割猪草、打谷子……”
“大办钢铁的时候，劳动力都被抽调到北岭大山里头挖煤炭、炼钢铁，屋里只有女的干活儿；我们在小周溪学校，看到那些老头坐在那里，背着花篼，仰起就死了。当时，胡豆那些东西，生的就捡来吃了；还有窝英草、野菜这些，不闹人的，都捡来吃。”
“‘文化大革命’期间，云阳上来几千个造反派，好凶哦。早晨，亮都没亮，就把大队干部捉去整；旗子插在正房尖尖上，哪里看不到啊，到处都是，拿着话筒在那里喊，喊这样，喊那样，说哪一派是好的，哪一派是坏的……我老头就在屋里练功，说你莫去参加。后来万州也开来一些部队，筑起好多炮哦……谷子都没人收。河对门随时用枪打过来，我们这边，门都不敢出……”
“1968、1969年的时候，我们去云阳接媳妇，新娘叫任开清，在云阳；男的是我们小周溪的，叫樊士民。我们去了十三四个人，凌晨三点从小周溪出发，当时也没有船，都是打旱，到那里天刚亮，在那里吃了早饭，接上媳妇就回来，也没有车，也没有轿，新娘穿个花布衣裳，嫁妆就是那两个箱子，一个小皮箱、一个木头箱子，还有两床铺盖，小东西就在箩筐里挑起的。当时，河面没有那么宽，枯水季节，走都走得过去。”
“按当地习俗，本来接媳妇应该原路去，原路返回，结果我们去的时候翻山越岭，回来就走的河坝，一路上尽是关卡。我们从小周溪出发，刚爬上山坡，就看见一棵大黄桷树下，有一个寨门，几个民兵端着枪站在那里，拦住我们，问我们是哪里的，跑出来做什么，是支持哪一派的。我们说我们是大地二队，去云阳接媳妇的。其中一个民兵就说：‘我不认识你们。要不说老实话，我把你们一枪打死！’我们就说接的云阳媳妇，跟你们是一派的。他们又让我们把箱子打开，把里面的喜糖抓来吃了，最后才放我们走的。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结婚都是从造反派手里拿的公章，他们夺了权，公章都在他们手里。”
“原先生活一直很遭孽，从我们出生起，十多亩的土地，每年要交给国家一万多斤的粮食，你个人不吃都要上粮。如果光是个人种出来个人吃，肯定是够的。我们每亩都打一千六七百斤的谷子，一千二三百斤的苞谷，绿豆亩产千把两千斤，都要拿去抵，抵了之后，剩点谷子，大家来分。现在土地下放，好多年没交了，生活才慢慢好些。”
“最近十来年三峡涨水，洋房子拆了，淹完了，小周淹没了一条街，比太阳溪的街道还大些，原先街上开的馆子，还有粮店、铁匠铺、供销社，这些现在全淹没了。这边太阳溪里太阳石沉在了水底，‘双狮跳楼门’也给炸了——日前来了一支勘探队，想把那对石狮子取走，就潜到水下，在双狮子脚底钻了洞，埋了好些炸药，‘嘭’的一声，水柱子冲得比山还高。结果两头狮子一头炸碎了，一头跑了……”
“跑到大河里去了？”
“就是。”夫妇俩笑道。
我说：“我这就去找。”
告别了太阳溪，我又回到江上。上船时我才想起，自己在太阳溪，没花一分钱，而得到了主人真诚、体贴的照顾。我几次要付钱，都被主人婉拒了。这一件“小事”我并不小看。无以回报，我只有在心中默祷，感激并祝福太阳溪。
还有那两头石狮子，一头炸碎了，一头跑了，我这就去追寻。一上路，石狮子在江中游走，又从红崖石里扑出，我找到了。有诗为证：
一
孤独的雄狮扑出岩石，
前脚伸向天空，目光忧郁，
披着枯草的绒毛，
孤独的雄狮扑出岩石……
头顶的石佛背转身去，不忍直视，
只有天真的孩子，睁大了眼睛，
只有江河涌来，在赤红的山岩里，
迎接孤独的壮士。
二
石人从山里抬出石棺，
打开棺盖，除了壁画，空空如也，
尸骨已化成飞天，回归岩壁，
壁上青天，是青草的根基……
我们在山里生长，生出青丝清泉，
口鼻、眼睛，抚摸柔软的红土你就知道，
什么是志士的鲜血，什么是永恒的生命。
三
山洞是谁的眼睛？
渔火是谁的心？
江风是谁的呼吸？
江声是谁的歌吟？
——山洞是龙的眼睛，
——渔火是渔人的心，
——江风是移民的呼吸，
——江声是先人的歌吟。
龙出山洞，渔人出海，
移民归来，祭祀祖先神灵。
四
不是半个月亮是半张脸，不是半个虎符是半只虎，
不是半个家园，是撕裂的心，
不是半条游龙，是被斩断的记忆，从江岸岩壁上慢慢浮出，
抖落身上脸上与胸中尘土——
他要扑进江水去洗涤身心，
他要追根寻源，并合拢失散的虎符。
他要出兵征战，在天上水中，
排除万难，收复沦陷的故土。
五
母亲，是您侧身涌出泥土，
在江岸露出慈祥的笑容；
晨雾轻抚您淡淡的微笑，
波浪洗去我的哀伤，您的孤独。
而在您身后，紧跟着一连串的面孔，
有您年轻时的样貌，还有姐姐和我，
即便在山里土中，我们依然跟在您身后，
有您才有幸福，有您我们
才能回家回国，找到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