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皇朝史撰述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皇朝史撰述出现了兴盛的局面。
自《史记》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础，《汉书》开皇朝史撰述的先声，继而又有《东观汉记》和《汉纪》的行世，于是后世史家极重视皇朝史的撰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众多政权的割据和频繁更迭，出现了大批的皇朝，虽兴替匆匆，然皆各修其史。这是这一时期史家撰写皇朝史出现高潮之史学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这个高潮的具体表现就是《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篇小序说的“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所谓“正史”，《隋书·经籍志》仅限于《史记》和历代纪传体皇朝史范围；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则自《史记》《汉书》以下，不论纪传、编年，凡记一代皇朝之史皆称“正史”。此处为叙述方便，取《史通》之意，但以“皇朝史”作为概括。
关于东汉史撰述。经东汉数代史家努力撰写的《东观汉记》，是东汉史的最早撰述，但它是一部没有最终完成的著作。三国以下，撰东汉史者，沛然蜂起。其所撰11种是纪传体东汉史，还有2种编年体东汉史，以上13种东汉史，大多遗佚，今存的只有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30卷和袁宏《后汉纪》。清人姚之骃、孙志祖、王谟、章宗源、黄奭、汪文台、王仁俊等致力于已亡诸家东汉史的辑佚工作，以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最有价值。
关于三国史撰述。最早当是三国史家所撰之本国史，其后有晋朝史家所撰各国史，而以三国为一史者，则有晋陈寿《三国志》。以上，共14种。自《三国志》出，诸家三国史尽废，以致散佚无存。南朝宋人裴松之兼采众书，作《三国志注》，保存了丰富的三国史事，为世所重，乃与本书共存，流传至今。
关于晋史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者，以晋史撰述为最。今可考者，共有23种，出于晋人所撰12种，出于南朝宋、齐、梁三朝史家所撰11种。其中纪传体12种，另外11种是编年体。这23种晋史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其中有些属于未完成稿，一是其中绝大多数所记皆非晋代全史，或只记西晋，或仅述东晋，或兼记两晋而又不及其终。臧荣绪《晋书》是比较完整的晋史，但又未能包含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史。其后，唐初重修《晋书》而诸家晋史皆废而不传，这同它们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相关的。
关于十六国史撰述。《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篇小序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这里主要就是指十六国史撰述。唐初史家从正宗观念出发，认为十六国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窃号”，故将其史列为“霸史”。然其余诸语，所论还是中肯的。十六国史多数是当时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数为东晋南朝人所撰，清代及近人所考，大致相近，其数凡29种，多分记十六国各朝史事，通记十六国史事者以崔鸿《十六国春秋》最为知名。《魏书·崔光传》《北史·崔光传》所附崔鸿传，记其撰述经过甚详。刘知幾评其书曰：“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由此可见，《十六国春秋》是反映十六国史实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唐修《晋书》中的“载记”，颇参考其书。自宋以后，十六国诸史皆散失无存。
关于南朝史撰述。南朝宋、齐、梁、陈朝代短促，但史家修史之风盛行，除撰有相当数量的东汉、晋史外，于南朝史亦颇多著述。其中宋、齐史各7种，梁史5种，陈史3种，共22种；今存者，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后人称《南齐书》）2种，其余尽散失，有的则还可从其他文献中略见其佚文。
关于北朝史撰述。北朝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故修史之风不及南朝为盛。北魏初年，邓渊等受命著《国记》，得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乃中辍。太武帝拓跋焘时，命崔浩（？—450年）等撰成《国书》30卷。后又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崔浩应是北魏史撰述的创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以《国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从而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获罪，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崔浩监秘书事，故“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同作死者二十八人”。这就是后史常说到的“崔浩国史案”。以后，北魏皇朝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便无太大举动。直至北齐天保时，魏收等撰成纪传体《魏书》130卷，才有比较完整的北魏史问世，并流传至今。这同当时的南朝史撰述之盛比起来，实在显得过分寥落。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朝史撰述高潮中的一个例外。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小序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它萌发于两汉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著录的44部起居注有41部是两晋南北朝所出。由于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自是撰述皇朝史重要依据之一。隋唐以后，“实录”为盛，起居注的重要性就减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起居注的盛行，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高潮的一部分。尽管它们都已散失，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高潮，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纷争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2.陈寿和《三国志》
《三国志》是唯一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而又保存至今的著作。著者陈寿（233—2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早年师事著名学者谯周，在蜀国官至散骑黄门侍郎，入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后，陈寿开始撰《三国志》，约经10年，撰成全书65卷。“时人称具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陈寿撰《三国志》与司马彪撰《续汉书》大致同时，但他比司马彪早卒约10年。他们是西晋最有成就的两位史家。
《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220—280年）的史事，故与《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从《三国志》看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之间和战的展开，以及蜀灭于魏、魏之为晋所取代和吴灭于晋的斗争结局，都在纷乱复杂中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在编撰的体例上，陈寿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史事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这种体例上的统一和区别，也反映在著者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上：对曹操，在《魏书》中称太祖（曹操迎献帝至许昌后称公、魏公、魏王），在《蜀书》《吴书》中称曹公；对刘备，在《蜀书》中称先主，在《魏书》《吴书》中均称名；对孙权，在全书中一概称名。此外，在纪年上，著者虽在魏、蜀、吴三书中各以本国年号纪年，但也注意到以魏国纪年贯串三书，如记蜀后主刘禅继位、改元时书曰“是岁魏黄初四年也”，记孙亮继位、改元时书曰“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这些都表明陈寿对于三国史事的总揽全局的器识和在表述上的精心安排。他以一部纪传体史书兼记同时存在的三个皇朝的历史，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
陈寿的史才，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他先后作为蜀臣和蜀之敌国魏的取代者晋的史臣，汉与曹氏的关系、蜀魏关系、魏与司马氏的关系，都是在历史撰述中很难处理的大问题，但陈寿却于曲折中写出真情。如他写曹操“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写得很含蓄；而在《魏书·荀彧传》中，就荀彧的话说出了“奉迎天子都许”的政治目的，即效法晋文公纳周襄王、汉高祖为义帝缟素的故事。《魏书·文帝纪》写曹操死，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暗示了曹丕急于称帝的迫切心情。又如在《蜀书》中称先主、后主，以及对诸葛亮治蜀的高度评价，以寄托对于故国的情怀。而关于魏晋禅代事，《魏书·三少帝纪》中只写了“如汉魏故事”，但在《曹爽传》和《夏侯尚传》中却揭示曹氏政权向司马氏政权过渡中的尖锐斗争。在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记述上，《三国志》不失为一部信史。但由于陈寿承袭了晋人王沈《魏书》的若干记载，故对魏晋间事于晋难免有所回护，这是《三国志》的缺点，不是它的主流。
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叙事简洁。全书以《魏书》30卷叙魏事兼叙三国时期历史全貌，以《蜀书》15卷、《吴书》20卷分叙蜀、吴史事兼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无冗杂之感，反映出陈寿对史事取舍的谨慎和文字表述的凝练。
陈寿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宝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风气，所以他对制订“九品官人法”的陈群赞美备至，对太原晋阳王昶长达千余字的《诫子侄书》全文收录。后者起首几句是：“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陈寿的这种旨趣为时人所称赞，认为他的《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陈寿的“有益风化”跟司马彪强调“顺礼”、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处，只是前者更着重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罢了。陈寿的史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重礼法、门风、名教，这有长久的历史根源。
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图谶、预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来说明晋之代魏的合理性，他断言“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清流雅望”和宣扬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陈寿史学中的消极因素。陈寿还撰有《益部耆旧传》10篇；《古国志》50篇，被誉为“品藻典雅”；又编定诸葛亮言论行事为《诸葛氏集》24篇，凡14000余字。这些都亡佚了。
《华阳国志·后贤志》记陈寿早年“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这对他后来的史学成就至关重要。晋荀勖、张华称陈寿史才“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南宋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尔，要终胜固也。”这些评价未免过分拔高了《三国志》。清人李慈铭评论陈寿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以三史相较，大抵如是。后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典志，这个缺憾只有待后人弥补了。
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年）作成《三国志注》。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他是奉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的，说明皇家对《三国志》的重视。裴松之认为《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浏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他作注的主旨是“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所注内容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论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裴注“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事实上都没有超出这四个方面。《三国志注》奏上后，宋文帝称善：“此为不朽矣。”裴松之注《三国志》，目的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主要是史事上的补阙、存异、惩妄。据清人赵翼统计，裴注所引据书有150余种，并皆注出书名，近人王仲荦考证其引据书应是210种，足见裴松之注书用功之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裴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义多首尾完具……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说明《三国志注》在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的价值。裴松之注史的方法，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早在东汉末年，应劭就有《汉书集解》。后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都是以搜集丰富的文献作注为特色。裴松之之子骃撰《史记集解》，也是“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而成。其后，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后汉书》等，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史注发展上的风格。裴注称得上是这种风格的代表，这是它在史学上的价值。
裴注所引魏晋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因此格外为学术界所重视。其注文历来被认为多过陈寿本书数倍。现经研究者细致统计，《三国志》正文为36万多字，裴注为32万多字，正文比注文多出4万余字。宋人叶适批评有人提出重修《三国志》的论点，认为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固然偏颇；但今人也有提出裴注价值远在原书之上的说法，亦属失当。《三国志》作为反映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是裴注无法代替的，裴注也正因有《三国志》的存在作为比较才更显出其价值的重要。这可谓离则两伤，合则双美。
3.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家东汉史中流传至今的三种著作。
《续汉书》，西晋司马彪（？—约306年）撰。司马彪，字绍统，在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任秘书郎，后转秘书丞。他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后纪、传散亡，仅存八志：律历志3篇，礼仪志3篇，祭祀志3篇，天文志3篇，五行志6篇，郡国志5篇，百官志5篇，舆服制2篇，凡30篇。从内容上看，百官、舆服二志，是《史》《汉》所没有的。然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故簿”。至于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为志目，实由《汉书·地理志》而来。尽管如此，《续汉书》八志还是被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如其《郡国志》序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一是注意到东汉以来的变化，二是注意到读史的需要。
第二，是强调以“君威”、“臣仪”、“上下有序”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司马彪认为“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这个思想，当是从东汉末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还认为，“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这显然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故“顺礼”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
第三，是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司马彪批评汉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推崇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说他“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他还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是违背“天道质诚”的，认为：“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趋向。
南朝梁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惜其诸志未成，“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这都反映出后人对《续汉书》八志的评价。
司马彪还著有《九州春秋》10卷，记东汉末年事；又据《汲冢纪年》，列举谯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均散亡。司马彪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教世”。他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续汉书》八志可以说是很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这个史学主张。
《后汉纪》30卷，编年体东汉史，东晋袁宏（328—376年）撰。袁宏，字彦伯，善作咏史诗，以寄其风情。他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专综书记”。为人“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
袁宏对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甚推重，他自称：“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本着这样的认识，他撰了一篇《三国名臣颂》，借评论三国名臣抒发对于历史的见解。他认为：“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他把君臣关系视为政治的关键，而维系君臣关系的核心便是“名教”。这个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一书中。
袁宏生活的年代，已有多种东汉史著述行世。他说到撰《后汉纪》的起因和经过是：“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付，撰集为《后汉纪》。”
《后汉纪》在编撰方法上除具有编年记事的基本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它吸收了传记体记人的优点，以容纳众多的人物的言行。具体说来，就是在记事的同时把与此事有关的、时间相近的一些人物连带着写出，或把一人发生于不同时间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写出，此即袁宏称作“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如卷一写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刘秀政治活动的开始，就连带写出20多个与此有关的人物。又如卷三十记建安十三年（208年）8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狱诛，妻子皆弃市”一事，接着便集中写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几件大事，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慕毁瘠，杖而后起，州里称其至孝”；说他为北海太守时，“崇学校庠序，举贤贡士，表显耆儒”，“其礼贤如此”。全书皆类此。这是在编年体史书中把记事和写人结合起来，事因人而丰满，人依事而益显。这是袁宏对编年体史书在编撰方法上的发展。
《后汉纪》作为编年体东汉史，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往前，它追踪荀悦《汉纪》。《史通·六家》篇说：“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往后，它无愧范晔《后汉书》，故“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善文章，精音乐，宋文帝时以才学为用，官至太子詹事。他撰《后汉书》始于宦途中元嘉九年（432年）左迁宣城太守之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被人告发与谋立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一案有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杀，时年48岁。其时，上距司马彪之卒约140年、袁宏之卒约70年。范晔在狱中作《与诸甥侄书》，阐说了他的为人、治学和撰写《后汉书》的一些重要情况，是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文献，故《宋书·范晔传》全文收录了它。范晔治学，重在“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认为：“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主张“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他的治学态度和为文主张，在《后汉书》中有比较全面的反映。他撰《后汉书》的全部计划，是要写成纪10卷、志10卷、传80卷，合为100卷。但他只完成了纪、传部分的90卷就被捕入狱了。
范晔的历史评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
首先，他对东汉时期的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论王莽、东汉之际的形势说：“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他指出“得众心”、“结于人心深矣”对于政治上的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深刻的见解。
其次，范晔的人才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他认为一是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士得用情”；一是各方面人才得尽其用，即“英能承风，俊义咸事”。根据这一认识，他对顺帝时的人才辈出赞叹不已，而对桓帝时的人才政策则认为“可为恨哉”。
第三，范晔的历史评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罢了。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持批评的态度。
第四，范晔的历史评论，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他论史学，肯定“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对迁、固作了比较，并给予班固很高的评价；但不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认为班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这个评论在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后汉书》的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传的序、论，如范晔所说，都写得“笔势纵放”，颇多精彩之处。
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极盛。范晔《后汉书》行世后约五六十年，南朝梁人刘昭即为其作注。刘昭惜《后汉书》诸志未成，又据范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的计划，乃移司马彪《续汉书》志“注以补之”，合为130卷，“世称博悉”。但二书仍系单行，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以后，范书、司马志方合刻行世，流传至今，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
4.沈约、萧子显和魏收的皇朝史撰述
南北朝时期撰述并流传至今的还有关于南北朝的三部皇朝史，即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宋书》《南齐书》记述南朝宋、齐皇朝的史事，包含的年代约占南朝历史的半数；《魏书》记述北朝北魏和东魏两个皇朝的史事，包含的年代约占北朝历史的3/4。它们的著者是这时期在范晔之后很有成就的史家。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史家一般称他是梁朝人。沈约出身门阀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地位的显赫。沈约在宋泰始初年，20多岁时开始撰《晋书》，至齐永明六年（488年）得120卷，自称“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齐建元四年（482年）奉诏撰国史，为《齐纪》20卷。梁天监年间，撰《高祖纪》（《梁武纪》）14卷。沈约一生，于晋、宋、齐、梁四朝史均有撰述，所存者仅《宋书》。
沈约奉诏撰《宋书》，是在齐永明五年（487年）春天，次年2月即表上《宋书》纪、传70卷。所记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包括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述《宋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编辑前人的撰述成果。早在宋文帝时，科学家何承天即以著作郎身份撰国史，起草了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但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其后，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相继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续作宋史，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65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沈约对于《宋书》纪、传的撰述，一是补叙了宋前废帝永光以后十余年史事，二是确定了“立传之方”，对晋宋之际的人物列传有所取舍。沈约撰述《宋书》的第二个阶段，是写成八志30卷。他在《目序》中只是说到“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从《宋书》志避梁武帝及其父的名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了。八志中，《天文》《律历》《五行》《州郡》是在前人旧稿基础上写成；《礼》《乐》《符瑞》《百官》出于沈约新撰。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第一，在列传中创立了家传的形式。以往“正史”列传，很少附记传主后人、亲属，而《宋书》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之传的先声。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纂上的反映。第二，在类传中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这反映了魏晋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的遗风犹存。第三，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及南北战争、通好、和议、互市的史事，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索虏传》后论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史学家对于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重视。
《宋书》的志在文字的分量上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是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之后的重要著作。第一，《宋书》志仰包曹魏、囊括两晋，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书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在史学上有不可低估的成就。第二，《宋书》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本书各志的缘起，反映了六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些理论认识，是一篇难得的作品。它指出：“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又说，“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其宜也。”这都是很有意义的见解。第三，《宋书》诸志中有许多具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记载，如《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他与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文献。《宋书》的志都写得丰满而有序，在“正史”的志中颇具特色。
《宋书》在历史观上的突出的特点，是宣扬天命、佛教、预言。它记载了记诵观音经千遍即可免灾的故事。《符瑞志》相信“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类记载。这反映了沈约的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梁书》本传记中他建议萧衍行禅代之事的话：“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这可见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为统治者的统治编织神圣的外衣。在这一点上，《宋书》更甚于《三国志》，而愈益衬托出《后汉书》的光辉。
沈约同时代人中有不少史学家，《齐书》撰者萧子显是其中留下了著作的。
萧子显（487—537年），字景阳，南朝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他十几岁时，萧齐被萧梁所取代。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萧子显是比萧衍晚一辈的人，但他们很早就分支了。在梁朝，萧子显以自己的才华、风度和谈吐的出众，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书，后出为吴兴太守。他一生写了五部史书：《后汉书》100卷，《晋史草》3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他同沈约一样，重视东汉以来的历史。这些著述除《齐书》外都亡佚了。
萧子显撰《齐书》是得到梁武帝的同意的。他撰《齐书》是在天监年间（502—519年），也就是在萧子显三十一二岁以前。后人为区别萧子显《齐书》和唐初李百药《齐书》，称前者为《南齐书》，后者为《北齐书》。萧子显撰《南齐书》，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还是不少的。早在齐明帝时，檀超和江淹奉诏修本朝史，他们制订了齐史的体例，但没有完成修撰工作。此外，还有熊襄的《齐纪》、吴均的《齐春秋》和江淹的《齐史》十志。萧子显的撰述，在体例上“本（檀）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内容上兼采诸家成果，著成《南齐书》60卷。它包括帝纪8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23年间的史事。志8篇11卷，或上承刘宋，或起自萧齐，断限明快，但内容单薄。列传40卷，改前史循吏、良吏为《良政传》，佞幸、恩幸为《幸臣传》，文苑为《文学传》，隐逸为《高逸传》；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于《宋书·索虏传》。另有《序录》1卷，已佚。全书今存59卷。萧子显作为齐的宗室、梁的宠臣，所以在《南齐书》中一方面要为萧道成回护，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当然不能直接写出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说明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有八志，确乎难得，这包含了江淹首创之功。其中，《礼》《乐》《州郡》《百官》《舆服》等略述萧齐一代典章制度和民俗风情，颇多参考之处。而《天文》《祥瑞》《五行》等则竭力宣扬天人感应和星占、谶语、梦寐的灵验，甚至不惜编造出崔灵运“梦天帝谓己曰：‘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这样的谎言，来证明齐之代宋实属天意。这使《南齐书》在历史观上带着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南齐书》的一些列传的写法，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旨意；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充当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特殊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时，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家赵翼评论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
萧子显死后17年，即公元554年（梁元帝承圣三年，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北齐魏收撰成《魏书》。
魏收（505—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出使过梁朝，也接待过梁朝派到东魏的使臣徐陵。他与温子昇、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魏收在北魏末年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就被委以“修国史”，这时他才26岁。东魏时，他担任过一些重要官职，并始终兼任史职。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述魏史。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之父高欢当年左右东魏朝政时，也对魏收说过：“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这说明高欢、高洋父子看重历史撰述，也说明魏收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主要是：北魏初年邓渊所撰《代记》10余卷（太祖拓跋珪时）；崔浩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太武帝拓跋焘时）；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未成书（孝文帝时）；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宣武帝、孝明帝时）；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30卷（北魏末年）；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牒、家传等。魏收与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等“博总斟酌”，历时三年余，撰成《魏书》131卷：帝纪14卷、列传96卷，于天保五年（554年）3月表上；十志20卷，例目1卷，于同年11月表上。例目已佚，今存130卷。参与撰写十志的除魏收外，还有辛元植、刁柔、高孝幹、綦毋怀文。魏收在表上十志时指出：“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焉。”例目已佚，其史例亦不可知。25序，俱存，见于《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94论，今存93论，以卷74《尔朱荣传》后论文字最多。二表皆佚，今仅存《前上十志启》，编于诸志之首。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
《魏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皇朝的皇朝史。十六国时期，曾经出现了许多记述北方各个割据皇朝史事的专书，但不论是皇朝本身的规模还是有关历史撰述的规模，都无法与北魏及《魏书》相比拟。《魏书》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敬帝）的历史，内容包括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和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发展。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非常突出的特色。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中国民族组合与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
《魏书》在编撰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如以《序纪》追叙拓跋氏的远祖上至20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如它称东晋皇朝的“僭”，是说明北魏是正宗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说明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的，二者有不同的含义。还有，它在诸志中或追叙两汉魏晋沿革，或引两汉魏晋制度为依据，也是为了表明北魏在典章制度上同先前这些皇朝的连贯性。《魏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方面也很突出：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为突出的家传色彩，有的传竟列举五六十人之多。新增《官氏志》和《释老志》，前者首叙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后者主要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同时还简述了道教的发展。重姓族，崇佛教，这是当时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说明他在反映这种风尚和特点方面的自觉性。
魏收在历史观上同沈约、萧子显有相似之处。《魏书·序纪》记拓跋氏先人诘汾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其后论又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纪》又载，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数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这都是以神话传说来编织“天命”的理论。《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道家预言的灵验。这些都是《魏书》中的消极因素。
《魏书》撰成后，曾经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也有人说它“遗其家世职位”，或是“其家不见记载”，甚至还有人说它记事“妄有非毁”，是一部“秽史”。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修改《魏书》，所改仅限于个别门阀人物的先世。可见这场纷争，不过是因《魏书》宣扬门阀而又未尽如门阀之意而引起的，以此把它诬为“秽史”，是没有道理的。隋唐时期，重撰元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而《魏书》独存，说明它确是一部有价值的皇朝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