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啊！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的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得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得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去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
“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
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人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
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绝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
“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影响也不好。”
“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骂人先道歉。”
“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啊。”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他说，“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璧归赵。”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
“真不像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
“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
“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
“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们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
“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
“都扔了一个？好，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像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儿？”
我也告诉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过去进来过没有？”
“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不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缝起来，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六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
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淤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感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意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
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尽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不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情的大学生。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过一个月，就该吃劳保了。一切都无懈可击。只是他们临走时，居委会的老太太突然问：
“老停在街角的那辆小轿车是你的吗？”
“不……噢，是我的。”我很快镇静下来，否认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很快查到车牌照的主人。一辆汽车倒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补充回答：“那是我前年从大红门旧车场买的。”
“多少钱？”民警仅仅是对一辆私车卖多少钱感兴趣。
“四千。”
“不贵呀。”
“是啊，现在可没这么便宜了，大摩托都三千多，我捡了个便宜，但也把我爸爸留下的那点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民警笑笑，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很热情地邀他“有空来玩”。
“会出事吗？”管片民警走后，吴迪忧虑地问我。
“出什么事？没事。”我坐下来继续看法国人勒内·弗洛里奥著的《错案》。
“别干了，好吗？”吴迪请求我。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我收拾房间，看见了那些军装、警服和证件。”
“打算告发我吗？”
“不，只是希望你今后别干了。你要缺钱，我给你。”
“我不缺钱。”
“那为什么？”吴迪嚷起来。
“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
“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大家都知道了，天网恢恢，恶有恶报。没抓住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以为他一辈子奉公守法。只要干得小心点，艺术点。”
“亚红不是已经被逮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霍然变色。
“你那些事，我没不知道的。”
我点起一支烟，没有说话。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本来只想让她泛泛知道我坏，现在倒好，她连具体事情都掌握了。我最近怎么搞的？接二连三犯错误，过去我总是很有分寸的。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暖昧地拖下去了。
“好吧，我听你的，往后不干了。”我先稳住她。
“真的？”吴迪笑逐颜开，搂着我脖子。
“真的。”我亲亲她。
“就是，干吗要干违法的事，你什么事不能干？又不笨。”
“也不聪明。”我含笑说。
“我们唱歌好吗？”我们缠绵了一会儿，吴迪松开我，拿来自己的单放机，戴上耳机，笑嘻嘻地说，“我特爱戴着耳机跟着磁带里的歌这么唱，自我感觉特好。”
“不学习了？”
“玩会儿再学。”
“好吧，”我痛快地答应，“干脆我们俩录盘个人演唱会吧。刚有录音机时我常录自己的歌，那会儿我以为自己也能当歌星，好久没这么玩了。”
“找磁带找磁带。”吴迪听着耳机里的歌边哼边说，十分兴奋。
我在磁带上找了找，没有空白带，就拿一盘已经不太听的音乐带放进桌上的大录音机里：“开录啦？”
“你坐好你坐好。”吴迪连笑带说，煞有介事，迫不及待。
方方进来时，我和吴迪笑得前仰后合。
“什么事，笑成这样。”方方找了杯水喝。
“我们录了盘个人演唱会，给你听听。”
“谁？你，你们俩？饶了我吧。”
“听听，挺地道的。”
吴迪把磁带倒回来，按下键子，磁带开始转动，我们笑着注视方方的反应。
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我的声音：“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曾荣获海尔·塞拉西勋章……唱啊！”
“我……”吴迪的声音颤抖着出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我的声音仍在里面混杂着：“吴小姐很激动，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回来的蝙蝠。”
“线儿依旧攥手里……”吴迪笑得唱不下去，“我不会唱这首歌，不会词儿……”
“我唱，下面由青山他哥蓝天演唱：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我的声音走调走得一塌糊涂，吴迪在录音机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长得跟人民币似的。”方方瞅着我说。
“谢谢。”我模仿广东话的声音，“多谢各位。”吴迪笑声未停又格格笑起来。
“真寒碜，”方方笑着说，“快把这附近的公猫全招来了。”
“他不懂艺术，别理他。”吴迪笑着跟我说，看方方。
录音机还在转，叮哐的爵士乐奏着。
“我找你是跟你说件事。”方方说，“我们那儿的片警找我了。”
我伸手啪地关了录音机：“你怎么应付的？”
“装傻呗。没事，那片警是我哥哥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说，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我们这儿的片警也来过，我给他糊弄走了。吴迪装蒜也够会装的，吴迪。”我笑着转脸找她，“你干吗哪？”
“没事。”她把那盘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来，冲我笑笑。
七
亚红回来了。
我刚刚送走吴迪，她放暑假回南方探家。
“我不在，你好好的啊。”在嘈杂鼎沸的列车站台上，她叮嘱我。
“嗯，好好的。”我笑着说。方方笑着退开几步，以示没听。
“别去胡来，老老实实等着我，要不我就不嫁给你了。”
“——你别当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呀。”
“那我不上车。”吴迪紧紧攥住我的手，越靠越近，踮脚仰脸。
我满面通红地后躲，左右张望：“别别，五讲四美。”
发车铃响了，列车员摘下车厢号牌上车。吴迪悻悻地松开手，紧跑两步上车，旋即，站在列车员身后笑吟吟望着我。我退后几步，和方方并排站在一起。
车头给了信号，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吴迪的脸贴上玻璃。列车晃了一下，开动起来，我和方方冲吴迪挥手，她的小手也五指张开地举起来。列车像弹奏的手风琴一节节叠并在一起，又一一展开在远方。
“她对你可真是情意绵绵呀。”方方说。
“你说，我跟她结婚怎么样？”我将目光从远去的列车收回。
“当然可以，她很不错。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地下通道，边走边说。
“你当真想结婚了？”
“说着玩呢，你见我什么时候认真过。”
“你不是挺喜欢她？”
“这不假，我的确喜欢她。”
“亚红！”
我们回到家拧开门，亚红笑着站起来。
“你出来啦！”
我和方方又惊又喜，把刚才的一切全抛到九霄云外。
“老天，他们没拷打你吧？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坚贞不屈的，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那样？”
约莫一个月后，早晨，我正在睡觉，被一阵激烈的对话吵醒。朦胧中听到方方在劝阻什么人：
“他不在，我跟你说他昨晚出去了没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