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王世德突然出言问道。
“说！”李三心情很好，并没有注意到王世德的迟疑。
“这大内宝藏，姑且不论有没有，就算是有，只怕您也难以拿下。”
李三脸色微变：“哦？何出此言？”
王世德边跺着步子，边说道：“依您所说，每个地窖都有数十万两白银，就算以十万两来计算，运输也是极大的问题。每头骡子的运力不过区区五千两，全部运完至少需要动用到两百多头骡子才够。这么大规模的骡子在眼下草木皆兵的京城招摇过市，很难不被大顺军发现，届时三爷又该如何自处呢？”
在明期末期，陆地运输大宗物品大都依靠骡子。人们常用的是公驴和母马交配的骡子，称之为“马骡”。当然也有公马和母驴交配的，叫做“驴骡”，驴骡继承了驴和马的缺点，体型弱小，承重少，容易得病，寿命短。所以我们通常说的骡子，都是马骡。骡子可以驮重一百四五十公斤，每天可以连续行走七小时，长达二十天，这是驴和马都做不到的。驴驮重不过骡子的一半，马虽然驮重相当，但耐力却差得很远。更重要的是，骡子的食量远远小于驴子和马，而且不挑食。骡子这么实用，所以即使是北京城，使用骡子也极为常见。
李三听了这番话，顿时骇然失色，陷入沉思，过了半天才轻声问道：“是否可以每次只动用二十头骡子，以免引起大顺军的注意？”
“那到底要运到何时去呢？还能拖上几天几夜？更不用说一路途中会有多少耳目知情了，租用或者购买骡子、雇佣马夫、进进出出搬运白银，这些事情又能瞒得住谁？只要任何一点泄露，就足够让您遭到灭顶之灾了，”王世德摇摇头，“而且就算有上百万两白银到手，藏在哪里都不安全，除非能够长上翅膀飞出北京城，否则都是枉然。”
李三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改朝换代对他来说就是捞好处的时机，但前提是保住性命。毕竟他他是个江湖中人，没有一官半职，就算想要卖身投靠，也卖不起价钱。无意中获悉大内宝藏有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白银消息时，便动心了。他相信，这绝对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彻底被这笔巨大的财富冲昏了头脑。李三是何等精明能干的人，此刻经王世德一提醒，马上想到自己根本没有实力吞下这笔白银。
他手下耳目众多，办起事情来自然顺利，但也相应的人多嘴杂，泄露出去的几率大增，一旦暴露，大顺军清剿起来可是不会手下留情。届时面对大顺的正规军，自己这方只怕还没正面接战就溃散了。
“而且，这笔银子来头太大，大顺军不会放过任何一丝线索，”王世德补充道，“与其指望一网打尽，还不如捞点好处，趁早脱身的好。”
李三呆立了半天，终于长叹了一声，似乎想通了什么，大声笑道：“差点犯错了，幸亏现在还来得及！难怪人们常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现在我总算是懂得这个道理了，李自成不过就是个驿卒，造反当了皇帝；那些个明朝官员，祸害完了大明朝，换个主人跪下，照样当他们的官，继续搜刮民脂民膏；倒是我们这种人，看来是注定发不了大财罗！平时赚点小钱，现在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也不敢下手，如果下了手反而糟糕，就像冯梦龙那本书里写的，叫什么来着？”
王世德试探地回答道：“大概是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那句，匹夫怀璧将为罪吧？”
“没错没错，正是如此。”李三连连点头。
王世德不由得一惊，随之马上释然，称赞道：“三爷果然好本事，连《喻世明言》也读过，这风流倜傥不在当朝名流之下了。”
《三言》一出，大受朝野欢迎，早有说书人将其背得烂熟于心，而明代末期的商人们都无限向往士大夫雅致生活，各个附庸风雅，识字的一定要自己翻一遍，不识字的就专门请人来为自己说书，说谈之间也常用里面的词句。李三自然也不会例外，如此看来，听过倒也不足为怪了，这只是王世德借机奉承几句。
转念一想，王世德也不免自嘲了，其实他世袭了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但没有经过科举，严格说起来却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士大夫，可现在不自觉地用士大夫的心态去看待李三，岂不更加可笑？
听得王世德如此恭维，李三老脸一红，连声道：“见笑，见笑，我识不了几个字，只是听说书人讲过，倒是记住了这句话。”
“三爷不妨事，咱们发不了大财，发小财还是没问题的。”王世德心中暗自好笑，看来李三对他自己不识字这一点，竟一直耿耿于怀，杀人都不眨眼的魔王，此刻居然会脸红。
不管怎样，见李三解开心结，已经改变主意，心中也颇欣喜，他倒不是为李三的安危担心，只是李三若野心太大，动作太大，势必牵连到自己。
“那是，那是。”李三口中敷衍，眼中精光闪烁，想必已经在谋划怎么付出最小的代价，承担最小的风险来获得最大利益了。
“而且这大内宝藏，究竟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三爷可曾有确凿证据？”王世德趁热打铁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虽然听常公公提及可能存在内库之外的内帑，但如果内帑连王之心都不知道具体情形，就未免太不可思议。不过，两位公公对此有所隐瞒，也是合情合理的。说实话，在内心深处，王世德对这笔内帑的数额不禁越来越有好奇心了。
“哦？你听到什么风声了吗？”李三没有直接回答王世德的问题，而是反问道。
王世德大着胆子说道：“我以为，内帑是否有那么多银子，还很值得怀疑。崇祯十七年，大顺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朝议宁远总兵吴三桂弃守山海关携大军救驾，需军饷百万两白银，崇祯爷宣了圣旨，却迟迟拿不出军饷来，试问，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若是崇祯爷内帑里有这笔钱，为何还不肯拿出来救命呢？”
李三听罢，不怒反笑道：“你这话，我也曾经问过，同样也没有回答。不过，我倒可以让你见一个人，看看你能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不待王世德再问，李三便高声吩咐门外的下人道：“将杨先生请进来。”
没多久，王世德便见到一袭青袍的杨士聪踏进了李三宅子里，却是吃了一惊。
杨士聪[11]乃明崇祯四年辛未进士，官翰林院检讨，虽然只是从七品官员，但任何人都不敢小觑他们。
明代的翰林实为政府储材之地。英宗后有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故此庶吉士号称“储相”，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像杨士聪这种进士出身的人，乃是真正的前途无量，入阁为相也不在话下。所以尽管杨士聪乃从七品，王世德是正四品，看上去相差甚远，但杨士聪还真不用把王世德放在眼里。
杨士聪一脸寒霜，只是对李三一拱手，便不做声了。李三也不以为意，知道杨士聪可是落难的凤凰，从来没有承想过他还能对自己巴结，只是笑道：“这位是王世德王大人，锦衣卫指挥佥事，贼人进京之后家破人亡，誓死都不降贼，如今也是被贼人不容，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们倒可以亲近亲近。”
杨士聪乍一听到“锦衣卫”三字，脸色就变得十分难看，但听到王世德并没有投降大顺，脸色这才稍微和善了一点。
李三笑说道：“不过我们的王大人对内帑有些怀疑，以为空空如也，倒是请杨先生指教指教。”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杨士聪不耐烦地说道。
王世德只得从头说起：“这几年，我曾经多次前往内库，没有见到过……”
杨士聪瞥了王世德一眼，打断道：“我只说一点，三饷。”
王世德一怔，[12]明末三饷他是知道的，这三饷分别是辽饷、剿饷和练饷，岁入达到了两千万两白银。
辽饷征收于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争，总共为一千零二十九万九千六百零二两。其时，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即万历年间三大征之二，即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增收赋税主要是针对田赋。每亩加三厘五毫，而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第二年又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因为兵工二部请奏，又加二厘。通前后三次加税九厘，共增赋五百二十万，自此成为定例。崇祯四年，在这九厘之赋税上再增加三厘，则又增加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剿饷，征收于崇祯十年，共二百八十万两。主要来源于“因粮”（也就是继续从田赋增收，每亩输六合，每石粮食折银八钱，则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就是对万历九年以来各地多清丈出来的尚未加派辽饷的土地加征，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通过出卖国子监生资格以换取银两。）、“驿递”（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李自成原本是驿卒，因为驿站被裁而下岗，生活无着落，这才走向了起义之路）。这剿饷，征收于崇祯十二年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十二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主要包括田赋（大江南北地狭粮重，乃照地亩，每亩加一分，共四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以及赋役（乃是从劳动力的役税中折现增收的，七十万）、兵部所裁站银（兵部对下属驿站进一步的裁省，五十万）、关税（主要是对商税的征收，二十万）、盐课（四十万）、契税（针对买卖、典押房屋、田地等不动产，及畜等行为所课之税，二十四万）、赃罚（追赃处罚的财物，二十万）、典税（针对民营典当行业征收的赋税，三万）、公费节约（一万），杂税合之二百七十八万。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田赋上增加的。虽然严格说起来，三饷并没有同时征收，毕竟剿饷终结于崇祯十二年，其时练饷才刚刚开始征收，但缴饷数额不大，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三饷的总额。
杨士聪淡然说道：“[13]自从有太仓库以来，太仓库的收入被称为国库，世宗时期太仓库的岁收入不过两百万两白银，直到万历年间由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候太仓库岁收入才上升到四百万两白银。但这笔每年四百万两的收入，远远无法供给每年数以千万计的辽东战争开销，所以增收赋税是惟一的途径。”
“这又如何？”王世德不解，“三饷岁入达到两千万两和内帑有什么关系？”
“这又如何？”杨士聪惊讶地反问道，“三饷岁入达到两千万两，就证明朝廷可以自由支配的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近三千万两白银，至于这笔钱究竟是到了边防，还是用于剿匪，或者偷偷存入了内帑？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怎么会是糊涂账呢？”王世德有些愤怒了，“辽饷用于辽东战争，缴饷用于剿匪，练饷用于训练新军，都是师出有名，也是专项使用，又如何会偷偷存入内帑之中？”
杨士聪笑了笑，说道：“如果诚如您所言，那么自从万历四十六年征收辽饷以来，辽东的军饷应该基本够用了，但为何辽东总有兵饷不足而哗变之举，而辽东战场的历任巡抚、总督、督师们总是上请饷的奏折？”
“这……”王世德一时语塞，他作为内侍，所见所闻都是放在台面上的，加之他为人性情秉直，少有人与他谈论桌面之下的细节。但他知道兵饷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万历以来的每位明朝皇帝和朝臣。此刻面对杨世聪的质疑，一时间也拿不出有力证据来反驳。
杨士聪冷笑道：“说实话，太仓库虽然是国库，但皇上要动用里面的银子，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内库，虽说是皇上私有，可朝臣们一样当成了国库一般。太仓库和内库的界限，未必就是那么分明，调来调去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万历四十六年至今已有二十六年，辽饷征了有三万万两白银，而缴饷练饷加起来也有三千万两以上，那么内帑存下几千万两白银，又有什么稀奇呢？”
“你说的都是凭空猜测……”王世德无力地反驳道，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但他始终不相信崇祯朝廷难临头还舍不得内帑的银子。
“没错，我就是凭空猜测。但请问王兄，你能否解释，三饷增加了这么多赋税，给老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如果皇上和朝廷真真正正把每一两银子都用到了实处，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反而在这十几年里，屡战屡败，丢盔弃甲，最后落得北京城都沦陷于贼人之手呢？”杨士聪面红耳赤，越说越激愤，“是贼人比我们的战力强吗？是贼人的军饷比我们多吗？可我怎么听说，这伙贼人一路过来都是号称免除赋税的呢？”
一听此话，王世德顿时哑口无言了。
王世德不是没有听出杨士聪话中带有的强烈情绪，他也有这种情绪，事实上，国破之际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情绪。
为什么明朝会灭亡？是谁的责任？大家痛哭，然后寻找可能的原因，最后总会把矛头指向心中那个应该对此付责任的人，狠狠地宣泄出来。而且，这种情绪的宣泄，还会在很多人身上持续很多年，对很多人来说，真相还是谎言甚至都不再重要，只要有人能够让他们发泄这种情绪就足够了……
虽然王世德隐隐约约意识到这种情绪无助于理性判断内帑这件事情，可他没有任何就这一点进行反驳的愿望。此刻，王世德已经完全被杨士聪那种一往慷慨愤怒的气势给镇住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将千万两白银的内帑和明朝的灭亡联系起来：一方面是以保家卫国的名义向农民增加了巨额的赋税，农民们不得不辛苦地劳作在田间，另一方面是英勇奋战的前方将士，在面对强敌的同时，自己却连肚子都不能填饱。两者间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逆差，肯定是因为贪官污吏在其中的层层剥削。因为皇帝是不愿意做亡国之君的，加之，在他的印象中，崇祯帝一直是个勤勉的皇帝。
杨士聪的出现第一次让王世德理性地思考大明为什么会灭亡，虽然悲痛曾经一度涤荡了他的内心，但是痛定之后思痛，他为此忠心服务了半生的崇祯帝原来驾驭着一驾早已失控的马车，在风云多变之际，竭尽所能也无法挽回，就这么向着万丈悬崖滚滚而去。王世德在之后的《崇祯遗录》中痛斥从上到下的官吏“诈佞贪污成习，唯知营私竞进”。
“也许，的确存在转移到内帑的三饷白银，但这并不是皇帝的意思……”王世德双眉紧蹙，迟疑着说道。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杨士聪看着王世德痛苦的模样，也渐渐恢复了平静。
“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性，”王世德勉强咬牙道，“但我仍然坚持我所看到的内库，并无多少金银。”
杨士聪轻蔑地一笑道：“你看到的并不是真的。”就不再说话。
“无论有没有，咱们总要去试一试才知道，争下去也没个结果，倒不如想想，怎么从诏狱救人的好。”李三赶紧说道，他何等精明，在一旁听了他们两人讨论的全过程，见此尴尬情形，当即出来打圆场。
王世德点点头，不再多说。他倒也知道，这次争论无论胜负如何，北镇抚司都是要闯一闯的。李三固然不会轻易放弃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线索，自己也不能不去救永王啊。
杨士聪发泄了一通过后，面无表情，精神也有些萎靡了，此刻仿佛也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只是对着李三抱了抱拳，便佝偻着背拖着步子缓缓离去。
待得杨士聪离开，李三才告诉王世德，杨士聪的遭遇和王世德非常相似，杨士聪妻子和二个小妾当即自缢、爱女投井自杀，故此对贼人痛恨有加，对朝廷也颇多怨言，所以请王世德多多担当，王世德只能苦笑着说没事。
接下来，李三和王世德分头打听北京城的情况和诏狱的消息。
一日下来，北京城的情况不出所料，明朝的官员大都选择了归降大顺。但因为大顺军的用人政策不够彻底，降臣还受到大顺武将的严格节制，而派饷政策又引起了士大夫普遍的忧虑，加之偷盗劫掠事件屡有发生，京城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人心，不免又开始有所浮动。归顺大顺的前明官员，没有几个能用心办事的。
王世德心中见这李自成进京自称了皇帝，却还脱不了贼人做派，仍是一心扑在了钱上面，不免冷笑不已。
至于诏狱，一番调查下来，情况却比想象的好多了。
明代锦衣卫是南北镇抚司负责侦缉刑事的。其中“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军纪。“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负责诏狱。
原来锦衣卫和东厂在明代朝野早已臭名昭著，李自成自然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保留着两个机构，当即宣布将其解散，也没打算重用锦衣卫和东厂的官员。只是现在百业待定，又值用人之际，大顺军没理由对投诚的锦衣卫和东厂大开杀戒，于是暂时将其原班人马保留下来。
大顺军有攻破城池即释放全部囚犯的传统，入京之后也依样葫芦，对于刑部大牢里的囚徒，除了那些杀人放火的十恶不赦之徒外，宣布大赦将其一概释放。至于锦衣卫和东厂所逮捕的犯人，大顺军则格外谨慎一些，就地先关了起来，但那些严刑酷法，却不允许继续使用了。
自然，原锦衣卫和东厂的官员们也各自惴惴不安，除了巴结得力人士外，一心便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倒是便宜了那些被抓进诏狱的人。大顺军也开始效率低下地清理锦衣卫和东厂所逮捕的犯人，分批次送到将官手中，经过简单的审理，或者释放，或者转移至刑部大牢，或者拷打追饷，有钱的赶紧交钱保命。
李三的人一路跟踪发现，从诏狱转送给大顺将官的过程，相当松懈。一个大顺士兵随便拿着一张手令便可从诏狱任意提人，就算是十几个犯人，也不过是几个士兵押运，这便为李三和王世德提供了可乘之机——劫木头做的囚车可比劫深墙大狱容易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