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个时候的学校也分快慢班的话，李国辉肯定不会和我在一个班。但李国辉绝对是个好人，是个本性善良、绝无进攻性的人，是个天然没有嫉妒心的人，是个从来不在背后挑三拨四说人家坏话的人，而且是一个真正以助人为乐的热心人。然而他却有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毛病：凡是他听见的话和知道的事，一转脸就会说给人家听。他绝对没有特别的用心，他就是那种心里搁不住任何话和任何事的人。
然而这却给我平添了许多烦恼和麻烦。
我不是不知道他这个毛病，可是我俩住在一个瓦屋下，睡在一张稻草铺上，不可能不说话呀？
那时候我们和“苏修”势不两立，我们下去不久珍宝岛就打了一仗。大队部有两份报纸，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省报，不过我们基本上都看不到。因为看报纸是我们大队书记的专利。好在李国辉有个破收音机，我们就天天听收音机。那时候电池不好买，为了节约用电，我们听的时候才把电池装上去，听完再把电池取出来。李国辉每天晚上必做的事情就是装电池、取电池，乐此不疲。那天晚上听到我们和苏修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时我十分兴奋！我巴不得这个仗越打越大，打成世界大战才好！这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普遍心理，都自以为是旷世奇才，都渴望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让我们大显身手，至少可以让我们脱离当时那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未出即作，日已落尚不息的郁闷生活。我忘情地发表着我的时评，指点江山，激扬唾沫，粪土苏修。李国辉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句：“苏修为什么要侵占我们的珍宝岛？’
这难道是个问题吗？我一下子没了情绪，懒懒地说：“珍宝岛上有珍宝啊！”
李国辉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一脸聪明地又说：“珍宝岛是西沙群岛里最大的岛吧？”
我哈哈大笑说：“李国辉，你一头扎唐河里淹死算了！”
李国辉眨巴着眼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珍宝岛不在西沙群岛。”
李国辉想了想，很认真地问：“那它在哪里？”
看着他那一脸严肃，我愤怒地说：“它在南沙群岛！”说完不再理睬他。
李国辉还在那里很严肃地思考着，做了一个包抄的手势说：“他们绕那么大一个弯，真是不远万里啊！”
我差点闭过气去！
没想到第二天李国辉在田里和人家争起来了，他坚持说珍宝岛是在南沙群岛。他一脸不屑地说：“这是蔡同志说的。”
李国辉还自以为是地说知识青年很快就要参军参战保家卫国，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样。他仍然权威在手地说：“这是蔡同志说的。”
同学多年，李国辉有些崇拜我，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语数理化外，历史地理，所有功课他几乎全是问我，我说什么他信什么，他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定式，对我的话从来不怀疑一句。可是他居然盲从到听不出正反话来。我真是欲哭无泪！
“蔡同志说的”很快就传开了。你无法向所有的人一一解释，你的解释永远也不可能撵上传播的速度、覆盖的范围、阻断传播的继续进行。
那时候我们三天两头开会，不是学习这个文件，就是传达那个精神。几天后的一次大会上，我便受到了大队书记的批评和嘲笑。
大会开始是背诵最高指示。大队书记举起语录本说：“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就一起开始背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按大队书记要求，“很有必要”四个字连背三遍。
大队书记接着开始讲话，自然要讲形势，自然要讲珍宝岛，自然而然就讲到了害怕艰苦的、连小学地理常识都没有却还要千方百计妄图逃避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个别知青”。
刚好那时候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个子高，弯腰驼背地插秧像个大虾米一样实在太“委屈”，我便给队里提出，我能不能换个别的活儿干，比如挑秧。没想到这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
大队书记没有直接点我的名，可是把这两件事情连到一起一说，这位“个别知青”还能是谁呢？无数目光悄悄地瞟向了我。大队书记姓王，也算是知识青年，比我们略长几岁，是文革前没有考上大学回乡的老知青，据说回来的时候披红挂彩十分风光，是全县的典型。以后便是入党、当生产队长，在我们下来之前又当上了大队书记。从教育程度上来说，我们应该算是“同类项”，因此，他对我们这些人可以说十分了解。然而，他却很少鼓励我们，很少帮助我们克服因为起点不同而在农业生产上和农村生活中自然存在的弱点和差距。相反，不论在什么场合，他总喜欢不软不硬地挖苦我们几句，不轻不重地打击我们一下，好像我们全体知青都欠着他似的。就连那几个长得比较好看，也比较会来事的女知青，也曾当众受过他不留情面地呵斥。因此人人都有点儿怕他。
知识青年的“怕”是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当地农民的“怕”却是真正口服心服的怕。他们之所以口服心服，除了这王书记是说一不二的干部以外，还因为这个王书记在他们眼中是文化很高的人，比知识青年的文化都高。根据有两条：第一，王书记的字写得好。那时候判断一个人的文化高低，仍然像千百年来的标准一样，是看你的字写得如何——那个字是毛笔字。在这一点上，知识青年实在欠缺太多，即使写过很多大字报的人，大多也是匆匆忙忙一挥而就，借此机会用心练字的也有，毕竟很少。而王书记像所有农村里读书的孩子一样，那毛笔字是一笔一划下过工夫的。第二，王书记讲话水平高。王书记讲话有两个特点，一是爱引用伟人语录，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语录外，马恩列斯的语录他也能出口就来。二是爱用成语，一串一串用，我们在下面听得反胃，贫下中农们则五体投地。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对掌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这样一位书记，既不知道避免和他冲突，也不知道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于是，当他说到“就是一头猪，让它到珍宝岛去也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全场农民哄堂大笑之际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李国辉拉了我一把没拉住。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射向了我。
大队书记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他一下子愣住了，忘了该说什么，呆呆地看着我。
我声音并不很高地说：“王书记，我虚心接受你的批评，但是你不能对我们全体知识青年进行侮辱！你必须收回这句话！并向全体知青赔礼道歉！”
大队书记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不以为然一笑，轻飘飘地说：“我是比喻，不是侮辱。就是侮辱，也只是针对个别知青，不是全体。”
说老实话，当我怒发冲冠一站而起之时，我还并没有想好下面我要说什么。但是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辩才，我们学会了语出惊人，学会了概念戏法，尤其是学会了推理定罪。当我说出第一句话之后，脑子里立刻就迅速地理出了思路，备好了子弹。我一字一句地说：“你不仅是对全体知识青年的侮辱，而且是对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侮辱！”
刚刚有些躁动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大队书记毕竟见过世面，在全县的万人大会上登过台亮过相。他哈哈一笑：“蔡同志，你不要在这里夸大其词哗众取宠。你要知道，我是下中农出身，就凭这一点，我就不可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说：“不！出身并不能说明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到处都是。赫鲁晓夫出身工人，他不照样背叛了工人阶级吗？”
大队书记顿时语塞。
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接着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却说知识青年是猪，难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对一群猪发出号召和最高指示吗？你这不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侮辱和攻击又是什么？”
会场再次骚动起来。不过这一次都是各小队知青的声音。
我趁机振臂一呼：“誓死保卫毛主席！”
同学们都跟着喊起来。
农民们也稀里糊涂跟着举手。
在那个年代，不管什么人喊起这句口号，在场的人谁敢不举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