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多余问，答案是秃子头上的虱子：父亲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当代大陈世美，官当大了后就忘了本；母亲没文化，又不年轻了，他觉得配不上他了，就狠心地遗弃了他的第一房妻小。那时候这种事多了去了，像春天满街飞舞的杨花一样不稀罕。解放了，进城了，当了大官、执掌了政权的我党大干部们，随着穷追猛打地把国民党大小官员打得屁滚尿流，也见识了国民党的大小老婆们和城市女人们是怎样的风情万种撩人诱人；随着大规模地接管城市，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成建制地更换老婆。彼时曾经跟随他们苦熬苦煎的脑后挽个抓髻的小脚侦缉队们，此时看起来那么不顺眼，那么不合时宜，城里有文化又漂亮会打扮的年轻女人像怒放的鲜花一样吸引人。为了吸采甜美诱人的蜜，叱咤风云的雄蜂们争前恐后趋之若鹜地折腰折腾。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过意不去了，中央为此还特意发了文件，刹刹这股禁不住诱惑的歪风，纯洁党的作风。只不过父亲的步子迈得更早些，他的换妻行动在还没解放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你父亲不是。母亲扑哧的一声轻笑简直听不出来是在笑，更像是喟叹，靠在被垛上的轻薄身子轻轻抖了两下。
不是啥不是？你就是满脑子生了锈的老封建老脑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被夫抛弃了还怕人笑话，还要替他想法子遮掩。要不然，凭你一个老革命功臣，正经原装原配，官太太还不是做得好好的？我们几个也还不是好好过着云端日子的高干子弟，哪像现在这么寒酸潦倒，走不到人前。我像批斗一个拒不肯认错的坏地主婆一样，冲母亲火力十足地猛攻。
官太太？嘁，当年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官太太，可是我们女红军战士的打击对象。母亲不跟我争辩，轻蔑固执的神情表示我的怀疑神经质般可笑可疑。母亲在给父亲做棉裤，头发里抿下针，咝啦一下缝过去，又咝啦一下穿回来，不紧不慢的咝啦惹人心烦。
就是分开了，直到父亲“文革”中去世，母亲一直保持着给父亲做棉裤的习惯。父亲的腰和腿在战争中多次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一点凉潮都沾不得，一年四季中父亲不穿棉裤的日子屈指可数，也就盛夏的那些天。母亲就一直给他做棉裤，一年两条，定时钟般无一延误。料是家织的老粗布，絮上自家当年采摘的、还带着阳光味道的新棉花，棉花絮得厚厚的，裤腿放得宽宽的，裤腰收得高高的，得穿。这种实属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环保棉裤，就是放在当下也很符合生活潮流。
我不止一次劝母亲，人家都那么大干部了，哪还穿这么寒碜的东西。再说人家当着大官，受活得都把老太太你忘到太平洋里去了，根本没在心里给你留下米粒大点的位置，就别自作多情瞎费工夫了。母亲抿嘴一笑，并不辩解，低着头，不慌不忙咝啦咝啦一针针缝下去：再大的干部也是粗茶淡饭吃得香，粗布衣服穿着得劲。你们哪，太不了解你父亲了。
1948年快解放时，有一次母亲叫我去给父亲送棉裤，我的见识印证了我的猜测。
这次距上次见父亲又过去了好几年。
我见到了日思夜念的父亲。我满心盘算着见了面就问问父亲仗打得咋样了，啥时候回家，却看见父亲身边立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年轻得也就一股水，二十多，吊梢眉，丹凤眼，梳着利索的齐肩短发，一只紫发卡把黑油油的头发别在一旁，露出光洁发亮的脑门。走起来像只轻巧的羚羊一跳一跳的，浑身散发着年轻女人的诱人气息。我很放肆地搭眼瞧她，尽管父亲很正式地介绍说她是乔秘书，念过私塾的，意即知识分子。我怎么看怎么感觉她举手投足都是国民党娇俏姨太太的味道。父亲当着我的面绷着脸，尽量不看她，刻意要表现出和她之间有一段严肃的距离。但那个女人的一个细节却暴露了她和父亲亲昵、暧昧的关系：她问父亲梳子放哪儿了。父亲说在他衣服兜里。她就爬到床上到被子上父亲扔着的衣服兜里掏梳子，流畅连贯的动作自然坦荡。
看着她随意地拿梳子梳过头后又自得地把玩着小木梳子，我紧张地动着小心思暗忖这把小破梳子是父亲用的，还是她用的，抑或她和父亲共用的？
我在的那大半天，她大多时候就在父亲屋里呆着，尽管殷勤地给父亲做着端端水倒倒茶等挑不出理的活儿，但呆的时间用世俗的礼仪来衡量也还是有点长。狐媚的吊梢眼时不时地还瞟我一下。我不想做善茬，也心照不宣地回她一下。虽然她挤出的是笑容，我以女儿的敏感还是捕捉到了她的示威和得意，她在无声地暗示我，她和父亲的关系不“一般”。也是，父亲那时官已经不小了，军分区司令员了。如果她和父亲没有特殊关系，依着父亲的脾气秉性，是断不会准许一个女人长时间和他呆在一起的。
乔秘书在用行动无声地表示，她是有资格在父亲房间里呆这么长时间的，即使是在他唯一的几年不见面的女儿难得地来一次时。恃宠卖娇，年轻女人的专利。呵呵。
依着我秘不示人的小心思想多住两天、把这个女人和父亲的隐秘关系全部侦查清楚再回家向母亲汇报，尤其是到了暧昧事件高发的晚上，看看他们怎么睡就知道了。我准备整晚上不闭眼，张着耳朵专门等着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以供分析判断。可父亲没给我侦查机会，父亲吃过晚饭天刚擦黑就张罗他的马夫送我回家，说部队马上又要打仗了，他们马上要开拔，我呆着不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