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党同志都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两个“清醒认识”揭示了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严峻性以及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
第一节 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针对目前我国资源环境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一、充分认识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多年来，我们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相比，生态欠债依然很大，环境问题依然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努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从国家宏观管理层面，把污染治理作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我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逐年减少。在现实需要方面，把解决环境问题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紧密结合，把解决好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方面。积极制定法律政策，不断增加财政投入，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努力改善环境质量，造福广大人民群众。在实现途径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在全国范围内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在农村地区进行村庄整治，积极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逐渐显现，部分地区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客观地判断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局部在改善，总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仍然是我国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环境恶化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带来极大的危害。
资源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裕程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我国资源短缺问题凸显。我国自然资源及其利用的基本特征是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少、资源利用率低且浪费严重。由于多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会使其消耗而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储量或再生。资源约束趋紧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调整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努力破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从全国环境污染形势看，就整个地表水而言，现在受到严重污染的劣V类水体所占比例为10%左右，海河流域劣V类的比例甚至高达40%。在监测营养状态的61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状态的湖泊（水库）占27.8%，其中轻度富营养和中度富营养的湖泊（水库）比例分别为26.2%和1.6%，滇池为重度污染。在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9.6%。全国近岸海域劣Ⅳ类海水点位比例为18.6%，9个重要海湾中，辽东湾、渤海湾和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依然严峻，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微颗粒物、一氧化碳和臭氧6项污染物进行评价，2014年，74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仅有8个，其他66个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
生态系统退化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水土流失以及其他污染造成的生态退化趋势仍未扭转。《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0.6%，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及中下游以南地区。局部地区的土壤存在恶化趋势，耕地环境质量堪忧，全国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中度污染占1.5%，重度污染占1.1%，全国受污染耕地多达上千万公顷。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2013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7.1%。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0.7%。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不少地方出现“山光、水浊、田瘦、人劳”的景象。生物多样性锐减，物种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物种数量为总量的15%～20%，高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5%左右。
这些数据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这种局面再不下决心扭转，必将影响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善环境质量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过程，但认识一定要提高，让群众看到这是我们确定的一个重大目标，我们正在不断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生态环境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场巨大考验，也是一场持久的攻坚之战。
二、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导致我国的生态欠账越积越多，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201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视察时指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问题如此严重，导致河北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扭转。”这些问题并非河北独有，而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一是重要生态功能区、水源地污染风险大。污染物排放的增加速度大大超过了自然要素的自净能力，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任务艰巨。二是产业结构调整进展有限。我国工业行业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的消耗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多，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已位居世界前列。各地普遍存在“重发展、轻保护，只破坏、不治理”的资源开发模式，一些地方为了短期经济发展，对污染企业的行为监管不严，普遍存在“企业破坏、政府埋单”的不合理现象。三是我国的生态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流转量大面广，加剧了生态消耗。以煤炭为例，我国的煤炭资源分布总体格局是北富南贫、西多东少，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消费格局。有研究测算，我国每年通过铁路运输损耗的煤炭达3000万～4000万吨。同时，在资源消耗和转移过程中，人们对资源输出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致使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地区，形成了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双“欠账”，即出现所谓“资源诅咒”现象。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不坚决把这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产量降下来，资源环境就不能承受。下决心，勇于担当责任，我们应正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转变粗放型发展方式，做到“多还旧债，不欠新债”。
第二节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社会都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切实增强生态意识，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我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不能算小账，要算长远账、不能只算眼前账，要算整体账、不能只算局部账，要算综合账、不能只算单项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并从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空间管制、资源节约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实施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的科学路径与具体措施。
一、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一点大意不得。”要求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切实解决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微颗粒物（PM 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空气污染问题，指出：“现在一些城市空气质量不好，我们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让人民群众呼吸新鲜的空气。”当前，我国空气污染主要体现为细微颗粒物严重超标，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报告》显示，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仍然是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京津冀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1个排在污染最重地区的前20位，区域内PM 2.5年均浓度超过平均值1.6倍以上。复合型污染特征突出，传统的烟煤型污染、汽车尾气污染和二次污染相互叠加，部分城市不仅PM 2.5和PM 10超标，臭氧（O?）也超标。全年全国发生两次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的大范围污染过程，重污染天气频发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目前空气污染形势严峻。
习近平同志要求坚决遏制空气污染恶化的趋势，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 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要求“全社会共同行动，聚焦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四大重点领域，集中实施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措施”。环保部开展的公众对城市环境满意度电话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满意率仅为55.2%，是城市所有环境问题中满意度最低的。我国政府在2012—2014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细微颗粒物的监测、治理作为国家的重点工作。只要措施对路、力度到位，空气污染是可治理的，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扎实推进减排工作，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确定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红线，确立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健全空气质量监测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监管体系。
习近平同志还十分重视农产品生产中的污染问题，指出要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强调要减少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投入品过量使用。土地是农产品生长的载体，只有土地洁净，才能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一切污染的产生都有其源头，治理餐桌上的污染要从农业这个源头抓起。这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源头治理的思想。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重在源头治理。农产品的生产环境一旦受到污染和破坏，必将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必须严把生产环境安全观，整治土壤和水源，对受污染严重的耕地、水等要投入资金和技术进行整治，划定食用农产品生产区域，进行集中修复，控肥、控药、控添加剂，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的现象。
二、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习近平同志把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明确提出：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
1.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习近平同志“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的要求，全国各地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这些生态修复工程，围绕减少石漠化、荒漠化，增强水土保持能力，以扩大森林覆盖率为主要措施，增大湖泊和湿地面积，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抑制生态系统失衡的趋势，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开始向逐步恢复的方向迈进，丰富了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提升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生态修复是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途径。荒漠化地区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极难恢复。因此，加快荒漠化治理尤为重要，这是我国进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的重点内容，对扭转环境退化趋势、提升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荒漠化治理，既是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要求，“继续强化石漠化治理、草地湿地恢复保护等生态工程建设，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对于荒漠化，石漠化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更加突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石漠化地区也是我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较快，耕地较少，当地群众往往通过毁林毁草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同时，由于经济贫困，当地群众科学耕种知识少，往往会造成粮食种植过程中其他植被进一步减少，导致土壤流失，加速石漠化的形成。
当前，我国实施荒漠化和石漠化生态修复工程的主要措施是加强植被绿化，其中加强森林保护是重点。习近平同志强调，“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并指出“森林是我们从袒宗继承来的，要留传给子孙后代，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习近平同志认为，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在维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中占有基础地位。他多次指出，林业建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顶层，拯救地球首先从拯救森林开始。
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是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建设行动。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仅是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举措，更是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背景下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同志一贯关注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非常重视。在2014年4月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同志又对党员干部和公民的植树义务和生态行动作出指示，“每一个公民都要自觉履行法定植树义务，各级领导干部更要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全民绿化的制度优势，因地制宜，科学种植，加大人工造林力度，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保护好每一寸绿色”。
2.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护
习近平同志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并强调“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成了秃山，水就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从系统思维的角度，把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环境各要素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换、能量和信息传递等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果破坏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子，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崩溃。
习近平同志关于山水林田湖统一保护的思想，对从整体上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很多地方因为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问题，有过不少教训。以治河来说，有的地方只重视治理水环境，却忽视山体保护、植被恢复，造成水土流失；有的地方只进行干流治理，支流却照常排污；有的地方只在下游治理，而上游却在开发破坏，导致边治理、边污染、边破坏的现象普遍存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不能割裂山水林田湖等生态环境要素，必须坚持系统规划、全程用力、整体推进。
习近平同志强调，“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尽管我国已建立严格的耕地用途管制，但对国土范围内的一些水域、林地、海域、滩涂等生态空间还没有完全建立用途管制，一些地方用光占地指标后，就转向开发山地、林地、湿地、湖泊等。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可容纳的人口数量和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也是有限的。只有科学地确定合理的人口容量、合适的资源利用方式和强度，才能保证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按照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原则，建立覆盖全部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不仅对耕地要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对天然草地、林地、河流、湖泊、湿地、海面、滩涂等生态空间也要实行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转为建设用地，确保全国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科学认识和自觉遵循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规律，使人类自身的行为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统一。
3.保护生物多样性
习近平同志强调：努力使环境质量满足功能区的要求，生物多样性得到充分保护。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据统计，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和全球气候变化，目前地球上的生物种类正在快速消失；全球21%的哺乳动物、12%的鸟类、28%的爬行动物、30%的两栖动物、37%的淡水鱼类、35%的无脊椎动物，以及70%的植物处于濒危境地。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而加强生态涵养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天然林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外来有害入侵物种控制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发布并实施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计划纲要》和《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85%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47%的天然湿地、20%的天然林、绝大多数自然遗迹、65%的高等植物群落类型和绝大部分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一些重要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物遗传资源流失和丧失状况也不容乐观。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大力度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进行治理、修复和重建，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原有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给自然留够充分的恢复空间，让自然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力，实现自我修复，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
4.遏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海洋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世界上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河流水系和渔业资源破坏严重。恶化的海洋生态环境破坏了碧海蓝天的美丽海洋景观，沿海进行的石油化工冶炼、运输等人类活动造成了海产品污染、海洋生物种类和数量锐减等严重后果，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修复刻不容缓。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海岸带保护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展了多次大规模海岸带、滩涂和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实施了伏季休渔制度，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海岸带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为遏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海洋保护系统性不够，没有彻底解决陆地污染物的排放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了海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海洋与陆域的关系问题，指出，“要坚持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相统一，坚持海洋经济发展与陆域经济发展相协调”，“正确处理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关系，加大海岸地区产业布局调整力度，广泛推行清洁生产，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实现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海洋污染问题，关键是要把海洋和陆地作为一个整体，统筹经济发展，只有做到海洋与陆地协调发展，减少陆地对海洋的污染排放，海洋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善。
习近平同志要求“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要建立入海污染总量控制制度，从源头上有效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这就要完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决把好环评关口，杜绝严重损害海洋环境的项目上马。尽快制定海岸线保护利用规划，从严控制围填海项目，保护滨海湿地，严肃查处边申请、边审批、边施工的‘三边工程’以及化整为零、越权审批的做法。加快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开展海洋修复工程，推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完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既要做到海洋资源的有序开发，又要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努力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三、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习近平同志强调：“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要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这一论述，深化了国土空间开发的理念，探索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1.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出“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科学推进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重大决策，早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就明确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其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把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主体功能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国务院制定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对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任务进行了战略部署。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将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有利于引导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有利于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这一重要论述，体现的是一种空间管治思想，即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国土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科学确定空间的开发程度、时序和重点。习近平同志关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目标，是要依托资源禀赋结构不同、发展功能各异的空间，借助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服务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既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响应，也是对区域发展战略的丰富和深化。
在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要‘翻烧饼’。各地区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承载能力减弱的区域要实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区域要集约高效开发，限制开发区域要做好点状开发、面上保护，禁止开发区域要令行禁止、停止一切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开发活动。”“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论述，对我们坚持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根据不同主体功能来确定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和开发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各地区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2.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就是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区域，必须保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一个合适的比例，生产空间应该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应该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应该山清水秀，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均不能以牺牲生活和生态空间为代价，不能盲目扩张生产空间，这对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针对一个地区来讲，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无限增长的环境需求与有限空间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镇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生产与生活的空间需求矛盾日益加剧，不科学的国土开发激化了各类空间利用间的矛盾，导致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低下，损耗严重。
习近平同志认为，“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从城市规划建设角度来讲，城市规划建设必须顺应自然，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不能打破自然系统。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为什么这么多城市缺水？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泥地太多，把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给占用了，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雨水来了，只能当作污水排走，地下水越抽越少。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必须顺应自然。比如，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许多城市提出生态城市口号，但思路却是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等。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因此，“要学习借鉴成熟经验，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一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习近平同志针对当前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布局问题严肃地指出：“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摊大饼’式地扩张下去，农田、菜地、绿地一环又一环被水泥所吞噬，城市建设区越摊越大，就会摊出不可治愈的城市病，甚至将来会出现一些‘空城’、‘鬼城’。”优化空间布局，是解决“城市病”的重要措施，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发展布局中，必须注重“三生空间”的合理统筹和科学布局，将资源环境红线作为空间开发的红线，这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生态需求的必然选择。
四、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
习近平同志强调：“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尤其要确立这个观点。”这一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自然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是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因此，必须从资源使用这个源头抓起。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之本，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矛盾将更加尖锐。面对这一基本国情，节约资源就变得极其重要，这是缓解生态恶化的根本出路，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针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使日益减少的珍贵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并发挥出最大效能”，“制定和实施土地、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探索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的要求，就是要把节约集约使用资源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环节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节约制度，充分挖掘我国资源潜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贯彻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不仅要从使用源头抓资源节约，还要注重转变资源的利用方式。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作为资源节约集约使用的主要途径和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要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自觉行动。除需要“强化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责任”外，习近平同志还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及部门、行业、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健全节约集约目标责任体系，加快建立节约集约用地共同责任机制，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习近平同志“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的思想，就是让我们时刻警醒：资源有限，必须倍加珍惜；资源节约，才能实现永续发展。
第三节 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指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乎各国共同利益，地球安危各国有责”，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这些重要论述顺应时代潮流，对于应对世界能源和气候等生态危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最大的决心和最积极的态度参与合作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我们仍然以最大决心和最积极态度，按照联合国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方面是积极主动、严肃认真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国家，2014年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将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面向世界的承诺，表明了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的鲜明态度。目前，我国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参与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间双边环境合作；二是参与以区域成员共同关注为基础，利用区域合作机制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合作；三是参与以全球公平合作为基础，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联合国环境机制安排与实践。在履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责任方面，我国主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大批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小煤矿、炼钢、水泥、造纸、化工和印染企业。2009年，我国又为推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并最终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已根据协议要求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通报了中国自主减排行动信息，重申了2009年中国公布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联合国也明确将中国列入支持《哥本哈根协议》的国家名单。
我国致力于积极推进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和生态建设。2013年与2005年相比，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28.5%，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2006—2013年，我国淘汰落后火电机组9482万千瓦、炼钢产能1.17亿吨、炼铁产能1.65亿吨、水泥产能8.57亿吨。据世界银行报告，1991—2010年我国累计节能量占全球的58%。201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24%，与2005年相比，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增长2倍、60倍和280倍。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20亿立方米，人工林保存面积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出台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发展中国家率先监测和控制空气污染物细微颗粒物。
在2014年9月的世界环境大会上，我国坚决支持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公约规定和承诺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任务艰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今后将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通过一系列的减排行动，我国将逐步实现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显著提高，森林蓄积量显著增加的目标，努力争取早日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二、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
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并倡导全球要在能源、科技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实施。
1.维护世界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
习近平同志指出：“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能源供求平衡、维护世界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国际社会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
能源问题是世界各国十分关心的生态问题，在维护世界能源安全方面，我国做出了诸多努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一方面将继续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大力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同欧亚地区积极开展能源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在节能环保、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等领域合作，推动建立清洁、经济、安全可靠的欧亚能源合作体系，促进中国经济和欧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短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能源短缺的背后，我国在能源结构上还存在着不协调问题。从能源消耗情况来看，原油对外依赖度已由1996年的1.2%大幅上升到2014年的59.6%，天然气对外依赖度也由2008年的2%快速上升到2013年的30%。据有关专家估计，2015—2020年我国不仅会继续保持世界原油第一大进口国的身份，还有可能成为世界天然气第一大进口国。
在国际能源领域，我国一直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特别是在节能环保、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我国与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合作机制。我国与世界能源大国合作内容多样化，从传统能源到新兴能源，从油气到铀、再到电力开发等；合作方式多样化，从产品分成到能源贸易、再到石油还贷款，能源金融日益融入中国与各国能源合作之中；合作机制完善化，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日益具有国际规范性，并加强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合作伙伴多元化，我国不仅与投资东道国的公司合作，而且还与在该地区活跃的其他西方跨国油气公司合作。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世界清洁能源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合作项目上，我国积极推动建立清洁、经济、安全可靠的欧亚能源合作体系，达到减少排放、可循环利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效果，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从2015年开始，我国将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我国还将提供600万美元资金，支持联合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将加快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加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强化技术创新，增强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努力走出一条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共同推进人类科技创新、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同志认为：“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除了天文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以外，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粮食安全、人口健康等重大问题，也都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交流合作，以共同推进人类科技创新、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全人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加深，这就需要科技持续不断的介入。由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科研起步时间相对较晚，在研究手段和成果积累方面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的科技理论基础知识和先进的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要通过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推进资源优化合理配置，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利用科技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要求“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的生态文明道路。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科技问题，特别需要与世界各国加强科技交流合作。在促进环境保护的科技发展方面，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七条指出：“国家支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鼓励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环境保护信息化建设，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这是我国政府从法律上对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给予保障，表现我国加快环保科技发展的坚定决心。
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亚洲和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的共同责任。”
习近平同志把科学发展看作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责任，指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战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国际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中国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他指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同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是高度契合的。
在致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的贺信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亚洲既面临难得发展机遇，又面对诸多新的挑战。如何紧跟世界发展新趋势，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更好地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和公平，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依然是摆在亚洲各国政党、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亚洲各国的共同发展，倡导“亚洲发展需要乘势而上、转型升级。对亚洲来说，发展仍是头等大事，发展仍是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要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亚洲历来具有自我变革活力，要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使亚洲变革和世界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亚太地区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需要合力应对。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发展，有利于该地区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势头，有利于亚太地区环境问题的解决。习近平同志承诺，“我们决定共同应对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同谋求联动发展，加大对发展中成员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扩大联动效应，实现共同发展”。
在推动中美经贸合作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也十分关心生态领域的合作，他把生态领域的合作看作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动力。习近平同志提出，中美应“拓展合作领域，培育新的经贸增长点。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是中美塑造各自发展新模式的共同战略取向。希望两国企业敏锐抓住两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推动在清洁能源、信息技术、电动汽车、新材料、医药和医疗器械、再制造等新兴领域开展合作，为深化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这些论述和观点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不仅仅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更是全球各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共同行为。
三、不断拓展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在谈及对外开放时，习近平同志表示，“中国将鼓励外资更多参与中国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鼓励外资更多投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解决生态问题，仅凭一国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相互学习借鉴生态建设的经验，共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国内生态问题与全球性生态问题相互叠加、交织、并存的问题，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难度，需要我们加强国际合作，以国际视野审视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把生态环保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不断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环境合作，不断深入推进履行国际公约的工作，引进并吸收先进理念、治理技术和有益经验。按照共同但有所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主动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人类环境与发展事业深入持久地开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开放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深化了我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特别是进一步深化了我国与亚欧其他国家在环境领域的合作。例如在谈及与土耳其的环境合作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与土耳其“还可以加强在节能减排、绿色经济、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在开放合作广度方面，我国将不断拓展开放合作领域，除与国际社会加强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互利合作外，还积极加强在金融、可再生能源、高新科技、矿业方面的合作。
在加强大国之间的生态国际合作上，习近平同志表示，“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领域力争达成合作共识和协议，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和协调”。中国在全球国际环境合作中加强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润滑剂、推动剂，对维护全球稳定，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起到巨大作用。2014年11月12日，中国与美国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计划继续加强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包括在先进煤炭技术、核能、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这有助于两国优化能源结构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注重与周边的区域合作，如东盟合作、东北亚合作，早在2010年就成立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的环境合作战略，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环保产业与技术交流、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探索了卓有成效的区域环境合作和南南环境合作新模式，为区域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改善和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平等对话、维护世界安全、推动国际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