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大学校长刘兴桐，在钻进轿车的当儿，透过轿车前窗玻璃，看见老同学、中文系人称“怪杰”的杜林正迎面走来。他觉到杜林的眼光仿佛正注视着他，心中不觉“咯噔”了一下。不知为什么，他把已经伸进车里的脑袋缩回来，史无前例地想和杜林打个招呼。他以为杜林有事找他。他站直了身子，准备和杜林聊上几句。
身着长衫、蓄着长须、长发飞扬的杜林先生，从他身边飘然而过，幽灵一般。在刘兴桐看来，杜林擦肩而过时投过来的眼神，是幽然而且深含意味的。什么意味？他不明白。
轿车徐徐前行，刘兴桐坐在轿车里，禁不住回头，透过后车窗玻璃，想寻找杜林的身影。杜林早已不见踪影，空荡荡的校道上只有疏落几个学生。
他的心情有些沮丧。今天为什么很在意这位被称为“狂人怪杰”的中文系副教授杜林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隐约感到，此生也许和杜林会有一场恶战，至于是什么恶战？因为什么？他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他不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会真相大白，他更愿意相信对一些人而言，纸，是可以包住火的。自己就属于这种人。皆因上苍太过于眷顾自己了。他有些得意，心情又回到常态。
自从这位杜林先生穿上了长衫，蓄上长须，飘逸起长发之后，刘兴桐很少见到他，他也很少出来走动。在正中大学，除了每周五上课以外，人们很少能见到杜林。他是正中大学一道难得一见的风景，如惊鸿一瞥。除了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其他人对他是雾里看花。欲知杜林其人其事，正中大学的人们反而只能从发在报端的消息和文章，去了解杜林的行踪。
刘兴桐前年从副校长升为正校长之后，曾指示过中文系主任，杜林的学生冯文炳，让他要杜林注意仪表，不要太怪异！
为人师表，要注意影响。聪明的冯文炳自然不会去说服杜林，他知道杜林不是一个可以说服的人。刘兴桐自己早已忘记了此事。哪知过了半年，他在图书馆门口见到杜林正和几个学生闲谈，尽管杜林对他视而不见，他还是站住和杜林打招呼。还是老样子的杜林只是很潦草地抱拳作揖，注意力还在学生那儿。受到杜林的冷落，刘兴桐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不便表露，有些尴尬地怏怏而去。哪知没走几步，却见杜林一下子又赶到他面前，抱着双拳作揖之后，竟正色地质问他：“校长大人，据说您对我的这身……”杜林用手在自己身上比画了一下，“略有微词？”他并不往下说，等着刘兴桐的反应。
刘兴桐一下子被弄得很窘，他极想发作。如果他和杜林不是同学，他是绝对不能忍受这位恃才傲物的副教授轻狂而且咄咄逼人的态度的。但是，他马上又冷静了。刘兴桐知道这位仁兄不好惹，至少面对面不要去惹他，他发狠起来，是不顾一切、不给任何人脸面的。管你是校长，在他脑里根本不是东西。四面八方传来的这位先生的逸闻，令人很不舒服。他早就想降降这位老兄。只是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同在中文系的时候，这位杜林先生就从没给过他好脸色。他当了副校长、校长，杜林就更对他敬而远之。
刘兴桐一时语塞，他的确找不出应答的话。杜林的学问、教学无懈可击，他的怪异你无法找出任何挑剔的理由。说实在的，他冒犯谁了？
刘兴桐很想发作，很想对杜林发火，灭灭他的威风。但是，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有人问安。他不便发作，只好笑着打哈哈：“杜林兄，哪里不舒服啦？这是你个人自由嘛！只要注意影响就行了。”他装出很宽容很近乎又不失原则的样子，还故作亲热地拍拍杜林的肩头。杜林不经意地用手掸了掸他拍过的地方。这个微妙的举动大大地挫伤了刘兴桐的尊严。但他还是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做出一副大人不与小人计的样子。“笑话！”杜林冷冷地，丢给他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刘兴桐每每想起图书馆门口这一幕，心里就很不舒服。
轿车在马路上轻滑，刘兴桐很舒服地仰靠在座椅上。刚才杜林那惊鸿一瞥，似乎太有深意。在他心里，他总觉得杜林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正中大学一道怪异的风景。此公的怪异一定包裹着什么深不可测的东西。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刘兴桐最不能忍受的是杜林的轻蔑，他几乎从不主动走近刘兴桐。这是最让刘兴桐感到挫伤的。他不能忍受他的张狂！他太想寻找杜林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一定要趁机重重地收拾他。给他一点颜色，那样也许会好受一些。可是很难。这个人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特立独行，似乎无欲无求。刘兴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消解由杜林的目光所带来的心头隐痛。明知一切都是无来由的，自己和杜林已经不在一个天平上。他不是也不会是自己的对手，杜林也并没有妨碍自己什么。虽然如此，但来自遥远岁月的那么一点感觉，是如此顽固地盘踞在他心头。
刘兴桐和杜林是77级的同学，中文系那一年招了两个班，他们同年级不同班。杜林来自江西，刘兴桐来自海南岛。大学四年，他俩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刘兴桐是系学生会主席，直到大学三年级都学业平平，毕业前却鬼使神差地连续在几家日报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关于近代文学的长篇论文，其中《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光明日报》也撰文介绍了这篇文章和作者其人。这在1981年岁末的近代文学史界不是小事，引起了轰动。近代文学史在当时是一个被忽略置空的话题。国内少有学者问津，也少有人将之作为一个近代文学史专题来研究。突然间在学界冒出一个功夫如此深厚的年轻学者，令正中大学中文系在学界的地位陡然倍增，也令老师同学们刮目相看。80年代初期，是一个众神狂欢的年代。同班同学常常是同桌父子兵，应届生才十五六岁，“文革”中毕业的老三届初、高中生却有的已为人父人母，年届而立，老兄老姐小妹小弟同堂。除了为数不多的应届生外，大龄同学各自都有一段艰难的人生经历、一把诉说不完的辛酸泪。刘兴桐在学界陡然升起，成为近代文学史研究一颗耀眼新星，虽然让同学们吃惊不小，但也钦羡不已，没有人会有什么想法。
教授古代文学的白家胜教授读了刘兴桐的文章之后，兴奋不已，生性狂桀的他连呼正中大学中文系后继有人，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分别向系领导和学院领导写了保荐书，呼吁学院必须把刘兴桐留校深造任教。他没有上过刘兴桐他们的课，也不认识他。他的冲动和激情使刘兴桐留校呼声更高。在刘兴桐顺利留校后的一次系务会议上，白家胜教授才第一次正式见识了刘兴桐。他热情有加地与刘兴桐握手：“兴桐兄，”他抓着比自己年轻20岁的学生刘兴桐的手连连晃动，竟然称兄道弟，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后生可畏啊！啧啧！后生可畏！”学富五车的白家胜竟然找不到更多的词汇，只是一个劲地“后生可畏”弄得各自都有些不好意思。系主任魏中一见状，顺口说：“既然白先生如此器重小刘，我看就把小刘让白老师辅导算了，专业也很相近嘛，你说呢？”他征询地望着白家胜。白家胜十分认真：“本人才疏学浅，岂敢奢谈辅导两字，兴桐兄的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既然领导指派，我也就不谦虚，那就共同切磋吧。”刘兴桐十分乖巧，连忙笑说：“那我就拜师了！”说着双手作揖。事情在笑谈中也就过去了。此事白家胜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心里，他认为以刘兴桐的文章论，自己是远逊于刘兴桐的。他不好去追问刘兴桐的学问根底，只是归结于自己让“文革”耽误了十多年，归之于刘兴桐也许有什么家学渊源。生性狂桀的白家胜，甚至没有去多想这些问题。英雄不问出处。他自觉知青这一代人，水深着呢。鱼龙混杂，什么鸟没有？他只是欣赏刘兴桐的文章，至于指导不指导，他倒不是十分认真。刘兴桐却十分认真，立即登门拜访，在最初的一段时日，在各种场合自我介绍时，总不忘强调白家胜是自己的导师。白家胜在古典文学界也还小有名气，还兼本省社科联中国文学会的副会长。对刘兴桐而言，这都是不可小视的资源。
同时留校的杜林，虽说是刘兴桐的同学，大学四年的成绩不俗，主编着学校学生刊物《潮流》，也是正中大学小有名气的人物，但刘兴桐骤起的光焰，把他彻底地遮蔽了。他显然有些自惭形秽。他承认刘兴桐的文章才华横溢，学理深厚，自己无论如何是做不出此类文章来的。他和刘兴桐本是一起留下来充实刚刚成立的近代文学室的，但他在留校之后，坚决要求到“现当代文学室”去。他没有任何理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只好先到谁也不愿去、谁也瞧不起的写作教研室去，一待就是五年，五年后才转到现当代文学室来。用杜林的话说，那真是卧薪尝胆的五年。刘兴桐对杜林的调出很有想法，他认为杜林此举，是嫉妒他的才干，而不相为谋，即便是主动退守，也有挑战的意味。当系主任征询他的意见，是否可以让杜林调出时，刘兴桐只是冷冷地说：“也许他自认在近代室不会有什么作为吧！”言外之意系主任是听得明白的，于是只好把杜林先调到写作教研室。
虽然杜林和刘兴桐没有什么冲突，但自此之后，这对同时留校的同龄人，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在最初的两年里，刘兴桐几乎是每半年必有两篇以上的论文发表，每年总有几篇文章发表后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这对刘兴桐学术地位的提升是非常有利的，加上白家胜教授的竭力推举，毕业留校两三年后，刘兴桐已如日中天，在近代文学研究界声名远播。他的成名作《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也成了近代文学史专业课程中，不可不说的文章。
杜林反而默默无闻。写作课本就是个不被看重的学科，大凡进入写作教研室的老师，都是被认为搞不了别的专业，没什么专长，便到写作室去混，教教公共写作，批批学生作文。这种谬见对于杜林来说，反而成为一种压力和动力。只好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了。杜林几乎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他似乎也自甘平庸，那个学生时代英气勃发、言辞慷慨激情的主编杜林消失了。
图书馆里多了一个神情疲惫、面有菜色的小老头杜林，人们在恭维刘兴桐时，总不经意地扯出杜林，杜林成为美人身边的陪衬者。尽管如此，刘兴桐毕竟是杜林的同学与同龄人，他对杜林的自甘平庸和收起狼性，是深怀警惕的。他并不以别人的眼光去看杜林。以他的经验，他总觉得杜林是一只潜行于林莽、随时准备出击的金睛白额大虫。这只大虫休养生息，有朝一日将扑向谁？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事情。所以，对杜林，他在人前从来都是不予置评的。他尤其不想直视杜林的眼睛，那眼睛里似乎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那东西很莫名，同时也充满着许多隐藏着的秘密。这秘密是什么，这是刘兴桐很想知道，但又很怕知道的。当然，这些都还是一种猜度而已。
1985年，毕业已经3年多的刘兴桐35岁。这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年龄。在这年底，刘兴桐正式出版了50万字的断代文学史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本砖头一般的文学史论，令学界大喜过望。它的耀眼和辉煌，全部投射在刘兴桐身上。在百废待兴的1985年，一本填补学界空白的大书，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年，刘兴桐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次年12月又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接任系主任兼学报主编。
此刻的杜林，还是写作教研室的助教。按正常程序，再过2年零6个月，他才有资格参评讲师。当人们以钦佩的口吻说起刘兴桐时，已经不再顺带提起杜林了。
有一天早晨，学报主编刘兴桐教授在签阅即将发稿的本期学报稿件时，在目录上匆匆溜过的目光突然停留在署名杜林的文章题目上，文章的内容及其他已不重要。他毫不犹豫地用手中的红笔在杜林文章题目上打了个大大的×。他同时翻开那叠厚厚的清样，抽出了杜林的文章，将它丢进抽屉里。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此刻的心理，没有任何理由，他也不想去读杜林的文章，他只觉得唯有如此，才能舒缓自己心中的抑闷。但是，他很明白这个×，对于杜林的分量。他心想，如果此刻杜林亲自到办公室来，向他请求通融，以老同学的身份，或者其他什么身份，只要屈尊来向自己乞怜，像其他一些作者一样，以登门讨教的姿态，以弱者向强者、向权威求助的姿态，也许他会考虑给文章一线生机，他刘兴桐要的就是尊严。
这篇文章的发表与否，对杜林来说太重要了。这是他几年来一直在耕耘的一本专著的“绪论”。刘兴桐自然知道杜林的底细，这家伙一旦突围，其势将如破竹，一发而成汪洋。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他已经远远地走在杜林前头，还会走得更远，他无法设想有朝一日，杜林和自己并驾齐驱的情景。
编辑小郝在把清样拿走的当儿，瞥了一眼目录，他有些惶恐地问：“刘教授，你看？”他指着杜林被×的文章，言外之意刘兴桐明白。他从抽屉里抽出一篇早已准备好的文章，压在清样上。小郝不作声，拿起稿子和清样就走了。
他也曾想改善和杜林的关系，化解这种没有任何来由、十分形而上的潜伏着的芥蒂，因为性情或因为嫉妒所产生的隔阂。但谁先低下昂贵的头呢？难道由我刘兴桐吗？笑话！那么是杜林？他的眼睛是长在后脑勺的，这点无须多说，他给谁都是这个印象。当刘兴桐把一切都归之于杜林时，他的内心就更加恼怒，同时也就更加激起对杜林莫名的排斥。
他认定杜林不是一个善类。他的目光停留在办公室的书柜上，那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本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精装本。这是学报的经费购买下来、作为赠书用的。他曾经为这本书的出版欣喜若狂，志得意满。
这部共20章50万字的巨著，从少年时代时的一堆稿纸，一直陪伴他走进大学。在大学三年级时，每个章节作为独立文章，开始陆陆续续发表在各大报刊和大学学报上，经过了四五年时间才尽数刊载完毕。在四五家出版社的角逐下，他选择了其中最有影响的一家，一印就是10万套。虽说这个印数在1985年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学术著作开印10万册还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刘兴桐也因此从一个碌碌的、学业平平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在短短的几年间，跃升为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寥寥可数的近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每每想起这个如梦如歌，充满着鲜花和掌声的短暂历程，刘兴桐就兴奋难抑，他坚信这是前世修下的硕果，是命，自然也是自己的造化。1977年，从那个偏远的海南岛穷困的山中村落，顺利地考上正中大学中文系，是中文系而不是其他什么系，冥冥之中有一种命定，是谁也无法把握的。作为一个贫穷山村中走出来的大学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一堆发黄但书写整齐的稿纸，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如此辉煌的奇迹，如此神秘地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他是在大学二年级，接触到近代文学史时，才惊觉自己拥有了一份旷世的珍宝，才领悟到那些东西正在慢慢地转移到自己的大脑中，融入一种卓越的梦想，并将这种梦想铺展成一种现实，一种鲜花簇拥的现实。
但是，在最初的日子，每一次发表之后的狂喜过去之后，他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怖。第一篇文章寄出投石问路，在等待回音的那半年中，他会偶然想起许多年前的一些往事，想起1968年，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那些夜晚对于18岁的刘兴桐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他不愿意去回忆。自从上了大学，离开那个山村之后，他努力忘却那里的一切。获得了无限辉煌之际，刘兴桐更不愿意和那个生养他的山村有什么关系。他实在没有勇气走进时时激发许多回忆的自家老屋。那些青苔斑驳，弹洞前村壁的古旧墙垣，都会使他想起1968年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起从老屋里双双被抬出去的中年夫妇，那对从北京被流放到海南岛的知识分子。他们死得很悲惨！双双吊死在低矮钓屋檐上，双脚要微微蜷起才能勉强断气。那憋成满脸黑气的死相，令刘兴桐刻骨铭心。
刘兴桐记得他们就被葬在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小山丘上。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每年清明，刘兴桐都会挑着冥品，跟在父母后面，去给这对中年自杀的夫妇上坟。他们东北老家从没有人来过。老实巴交的刘家父母，也无从与这家人联系。刘兴桐考上大学时，去坟上告别。后来又去了一次，就再也没去过。那座山村后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高速公路把村庄一劈为二，那小山丘也许已不复存在。他不敢去想这些，他恨不得从脑子中永远地抹掉这些记忆。
他的努力是枉然的。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书房时，他会在黑暗中看到幢幢鬼影，看到那对中年夫妇低垂的、无告的眼神，那透过镜片闪烁不定的眼神，那眼神似乎想告诉他什么。这种煎熬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亮灯，然后喝酒。他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咳嗽，那声音很撕裂，很像是那中年夫妇中男人的咳嗽声。
纯粹是庸人自扰，明白这个古老的哲理之后，他又神清气爽，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运气是足以战胜一切忧虑的。
20年过去了。理想之船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安全地平稳地航行，而且比计划中想望中更辉煌更令人惬意。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多少人苦苦追逐，又能得到什么呢！
顺风顺水的20年，使刘兴桐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著名学者，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校长。他才刚刚50岁，正是年富力强。他最后的目标是往管文教的副省长位子上挪。在他看来，这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轿车驶进省委大院，刘兴桐从车子上下来，走进一幢带花园的小楼，省委组织部约他谈话。谈话内容他早有所闻。
他已经把刚才遇见杜林的不快，忘得一干二净了，一路上，他都在反复地温习着即将到来的谈话内容，按常规设计着问题和应答。这是一次很关键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