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达在经历革命的胜利。
各个城市里一座座房子挂出红旗，女人们戴上红色头巾，像活罂粟似的四处走着。在那些贫苦的乞丐和无家可归者的上方，在那些被毁的街道上方，在那些被枪弹打得稀烂的房子上方，在那些空地上的瓦砾上方，在那些冒着烧焦气味的废墟上方，在那些躺着病人的房间上方，在那些不停地挖着和埋上墓穴的墓园上方，在那些不得不唉声叹气地铲着雪、清扫着人行道的资产者上方……飘着那片还不熟悉的红色。最后的枪声带着微弱的回声渐渐消失在森林里。最后的火光在夜幕下的地平线上掠过。一座座教堂沉闷而急速的钟声不停地响着。一台台排字机和印刷机开始转动起自己的轮子，它们是革命的磨坊。在成千上万个广场上演讲者在向民众讲话。衣衫褴褛、靴子破裂的红军战士在行进、在唱歌。瓦砾废墟也在唱歌。新生儿高兴地从母亲怀里探出身子。
佟达来到莫斯科。在那些漫天掉官职的日子里，只需去报个到，就可以得到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可他没有那样做。他去听所有的演讲，去所有的俱乐部，与所有的人交谈，去看所有的博物馆，读所有能搞到的书。当时他靠给报刊杂志写文章生活。有一类是抗议和呼吁的套话，另有一类是随笔和回忆的套话，再有一类是愤怒和控诉的套话。他的思想观念比这种现成语言更革命。他只选用手工工具。但凡作家都是通过语言工具经历一切，他们没有不表述出来的经历。佟达在寻找经久的、经受过多次考验的、可靠的表述，以免沉没在经历中。他像一个快被淹死的人张开双臂抓向最近的礁石。1914年佟达出征，为的是几个月后踏着《拉德茨基进行曲》的鼓点声走过维也纳的环城大道。此时他随意穿着一身红军战士的破衣烂衫，步履蹒跚地在莫斯科的一条条街上转悠。除了变来变去的《国际歌》歌词之外，没有为他的激动心情找到任何别的表达词语。现在是身处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种人的生活之中的时刻，是与唱一首圣歌时的庄重相比圣歌的空洞贫乏已无关紧要的时刻。即使是职业作家也无力胜任描述俄国革命的胜利。所有的人都在毫不费劲地借用，将陈旧的词语写进这个时代。佟达丝毫没有感到这些词语的空洞贫乏，他觉得它们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一样了不起，和他赢得的胜利一样了不起。
他只在夜里与娜塔莎相聚。
他们住在三户人家共用的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床上，用一个酒精炉弄吃的，燃料用煤油。一块用三件蓝白条围裙缝在一起制成的挂帘既是一面墙，又是一道门，还是一扇窗户。和所有男人一样，佟达也是一个习惯的奴隶（人们对爱情的称谓），他双倍违反了娜塔莎订立的法规，因为他起了猜忌心。他大声指责娜塔莎，话语间并无恶意，但却像那些天真幼稚的男人一样以为看不见也就听不见。不过那些邻居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已渐渐失去了好奇心，差不多就像被终身监禁者失去了视力。他们根本不关心佟达充满醋意的警告和抱怨的内容，而是只在意他高声说话打扰了他们。
佟达想知道娜塔莎一个白天直至深夜都做了些什么。尽管她的原则或许允许她说，但她不可能一一道来，因为事情太多了。她组织妇女之家，教产妇卫生知识，照管无家可归的孩子，去工厂作报告。厂里停了工，以便她能不受干扰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她筹备在剧院里演出革命剧目，领农妇参观博物馆，一心扑在文化宣传工作上，却没有用一件裙子换下她打仗时穿的那件肥大的马裤。在一定程度上她依然是一个前线女战士。
她不接受佟达的指责，甚至用其他对这个伟大时代来说更为重要的事将指责堵了回去。
“你为什么不工作？”她训斥说，“你躺在自己荣誉的桂冠上睡大觉。我们还没有胜利，还会有战争，它每一天都可能重新开始。内战时期过去了，更加重要的扫除文盲的战争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在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为了对我们的大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国家实现电气化，为了不再出现无人照管的孩子，为了劳动阶级的卫生。对我们来说，为了革命奉献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娜塔莎说。她在战场上讲话越来越独特，升职做公众工作以来不再会用别的方式说话。
“你刚才说到了牺牲。”幼稚的佟达回答说，有时他习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历史事件，“以前我就常常想问你，你是不是也认为我将资本主义时代想象为献祭牺牲的时代。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就献祭牺牲。最初是献祭孩子和牛以祈求胜利，后来为了阻止父亲的毁灭献祭女儿，为了给母亲一个愉快的晚年献祭儿子，虔诚的人献上蜡烛以求死者灵魂得救，士兵为皇帝献上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也应该为革命献祭吗？我觉得人不献祭的时代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了。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已经废除了财产，对吧？就连我们的生命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一无牵累。我们所拥有的尽数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在从我们这里取走他觉得正是自己急需的东西。我们不是牺牲，我们不为革命献祭任何牺牲。我们自己就是革命。”
“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娜塔莎说，“你用这一套能引起哪个工人的兴趣？你说的是古里古怪的废话，我真纳闷，你这是从哪里鼓捣来的。你这么说话，好似你至少学了六个学期的哲学。幸好你的文章没有这么写。有几篇非常好。”
娜塔莎对爱表现出的兴趣越来越少。爱属于内战时期的习俗，属于战场上的习俗，它可能会对和平时期的文化宣传造成不利。娜塔莎半夜才回家，他们的讨论持续到两点，七点她必须起床。爱会导致她推迟一个小时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
佟达也让她感到厌烦——一个没有活力的男人，单单是他那更加强烈的爱情决心就清楚表明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复发。尼基塔·柯罗钦，一个乌克兰共产党人，在为乌克兰的民族自治奋斗，他鄙视大俄罗斯人，因为他们一句乌克兰方言也听不懂。近些日子他与娜塔莎就乌克兰民族的处境谈了好多个小时，他利用这一机会证明自己远远高出一个奥地利军官。娜塔莎想起自己就是从基辅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她本来就是乌克兰人，她的岗位在基辅，不在其他任何地方。她和尼基塔奔赴乌克兰——在那里能有另一番作为？
她学了一些最重要的乌克兰词语表达，跑了一个又一个村子，提醒那些农民记住自己的民族责任，与尼基塔在哈尔科夫再次会合，从此以后那里就叫哈尔基辅，那里的朋友在家里为她和尼基塔准备好了一个小房间。
不幸的是，娜塔莎没有及时告知佟达自己将在乌克兰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由此引发的就是佟达首先心生猜忌，以为娜塔沙因为一个或几个男人而夜不归宿。他去所有的俱乐部、所有的协会、所有的编辑部和所有的办公室寻找她。随后他哀伤起来，这是醒悟的第一步。他忘了写文章，忘了给接下来的几天挣够生活必需的钱，差一点饿肚子。他向几个熟识的同志讲起娜塔莎不在的事，大家漠然看着他——在这几个月里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有相同的经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世界必将重新整理，小小的个人悲痛微不足道。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人称残暴者伊万，因为内战期间他将那些抓来的教区牧师的长发编成辫子，又将几个人的辫子捆在一起，然后命令他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还在骑兵部队服役，其实是个好心人，他干那些残暴的事只是由于想象力过于丰富。只有伊万参与了一次关于爱的长时间交谈。
“爱嘛，”伊万这么说，“和革命根本就没有依从关系。战争期间你和娜塔莎睡觉，她是个士兵，你是个士兵。无论是有革命还是没有革命，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爱只有在门当户对的情况下能持续上几年。现在娜塔莎不再是士兵，她是一个政治家，而你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放在从前，要是老婆不回家就揍她。你想揍这个打起仗来像二十个男人的女人吗？她现在不仅仅拥有相同的权利，她的权利比你多。因此我压根儿就不回我的村子，我老婆带着五个孩子住在那里（如果她没再添几个的话，不过头五个是我的）。参加红军前我都打过，五个孩子和老婆；现在我思想开通了，要是回到家我肯定会自己说：现在不兴打人了。可这违背我的本性，我心里总是痒痒的，想把家里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揍一顿，而我不能那么做。由此就会生出矛盾，如果我必须时时克制自己，家里的日子就没法好好过。”
就连娜塔莎的归来也没有给佟达带来安慰。几个星期之后她回来了，不得不去找医生看病，既不再为佟达着想，也不去考虑乌克兰民族的事。她在床上躺了八天，佟达操持着那个酒精炉。凡是做过这种事的人就会知道，若想将伤感型的男人培养得也具有批判性，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在这八天里，佟达完全厌倦了他那已经转成了烧火做饭的爱。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几位老朋友的帮助下，他寻得了一张办公桌，坐在一个新建立的学院的办公室里。学院的任务是为高加索的几个小民族制定新字母，编写初级课本和简单报刊，创造新的理性文化。分配给佟达的任务是带着试刊、杂志和宣传材料去高加索，去捷列克河。河岸边住着一个小民族，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有一万两千人。
他在一个家境较好的库梅克人的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出于宗教原因主人热情好客，友好地款待这位令人生厌的外来人。
留给佟达做的事不多，几个年轻人已经夺占了文化阵地，建立了俱乐部，编写好了墙报。
事实表明那里的人学得不够快，只好利用电影给他们辅导。佟达成为一家电影院的领导，当然一星期只能放三次电影。
他的常客中有一个名叫阿尔雅的姑娘，是一个格鲁吉亚男人和一个鞑靼女人的女儿。
姑娘住在她叔父家，他是一个在露天劳作的制陶匠。由于某种诱因，不过也是由于单调的生活，这人已经变得有些痴呆，理解不了语言，只使用一些似乎是用手指慢慢从自己脑子里抠出来的残词断句与人交流。
姑娘漂亮而安静，静悄无声地走来又走去，如同行走在云雾里。有些动物营造出一片宁静之地，然后就在那里面过着自己的日子，仿佛已立誓效力于一个更高的秘密目标。姑娘沉默寡言，一双大大的褐色瞳孔浮在深蓝色的眼白中，走路时她身子挺得直直的，就像头上顶着一个罐子，她那双手总是放在腹前，放在围裙后面。
这个姑娘是佟达的第二次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