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落户在外祖父的祖居地上。外祖父姓左。我们村的村名叫桂庄。
相传很早以前，在我们家乡一带，地广人稀。到了16世纪的明朝中叶，由于封建统治相对稳定，封建经济长足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很多家族便不断向此地迁移，插草为标，抢占地盘，开荒垦殖。我们的村庄就是桂氏家族的一个院落。传说桂氏宗族在此一带很有势力，拥有大量财富，将桂庄建成一座花园，四面筑起围墙，村子中间建成牌楼、庭院，村前开挖一口长100余米宽40余米的椭圆形池塘，塘内植藕。盛夏时节，荷叶碧绿田田，粉红色的荷花绽放，露出鹅黄色的莲心，荷塘清香阵阵，风景煞是喜人。
到了明朝末年，桂氏家族的财富更多了，他们便打算大修祠堂以光耀桂氏门楣。可桂氏这一族祖上没有人做官。按照封建法典，修建祠堂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最能反映家族荣耀和家族势力，即此家族中有人曾做过怎样的官职，祠堂就可达到怎样的规格。皇族的祠堂可建黄色龙饰，做过七品县官的家族祠堂可以起脊，可祖上未做过官的，祠堂只能建成平脊，不可装饰。桂氏为了光耀门楣，便用财产换取了左氏的一顶官帽，财产中包括桂氏花园及周围的田产。
当时正是左氏在朝廷中显赫的朝代，左光斗在朝中做着大官，深受皇上的宠幸，左氏一门兄弟九人都做着官。桂氏提出请求后，左氏便答应了，桂氏庄园从此便换了主人，归左氏所有，我外祖父的祖上便搬迁到这里。为纪念这件事（这也是左氏祖上的荣光），村庄的名字仍叫桂庄，村庄后面由天南山山脚延伸出来的小山便取名叫官帽山（喻村庄用官帽换取之意），庄名和山名一直延续到现在。
庄子的规模原先本不大，只有左氏几户人家。到了近五六代，祖上有一位姑娘嫁给菊氏，菊氏由于某方面的原因便搬迁到桂庄，居住在村子的东边。不久庄子西边又迁入了竹姓人家……村庄渐渐融合，到我出生时，已有几十户人家，两三百口人了。
祖上的事情很难追溯了，只知道外祖父的祖父是个手艺人——木匠。在过去的年代，手艺人在贫困的农村、在当地，是有一定声望的，脱离了庄户人家的范畴，十分受人尊重。外祖父的祖父虽然自己就是个手艺人，却叫自己的儿子拜别人为师学瓦匠。
拜师学手艺是件不平凡的事，须家里有一定的经济，一定的声望，一般人家是学不起手艺的。家庭没有背景，也无人肯收你为徒。拜师时你须在父母和族中有声望的人的带领下，先下拜师礼，向师父行三拜九叩大礼，然后办酒席宴请师父和族中有声望的人，师父庄严地宣讲行中的“清规戒律”，徒弟须万分恭敬地答应遵循，师父方可正式接受你为徒。然后便是学徒期，一般至少为三年。第一年，师父做，徒弟干些杂活；第二年，师父叫徒弟打下手，练些基本功；第三年才正式教徒弟手艺。学徒期间，徒弟须像对待父母一样侍候师父、师母，须帮师母带孩子，给师傅、师母铺床叠被子、倒马桶夜壶、干家务杂活，动辄还要遭到师父的毒打，平时学手艺时不得乱看乱问、乱开笑脸，吃饭定量，不得将肚子吃饱，干活没有工钱，每年还得敬上师礼。但到学徒后期，师父便对徒弟越来越尊重，越来越礼貌了。出师后，徒弟便单立门户，但“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的古训在我们农村是很讲究的。
老外祖父（外祖父的祖父）特别聪明，听村里的老一辈们说，他拜师后不久便被师父辞出来了。原来老外祖父脑子特别活，什么瓦匠手艺看一遍就会。有一次，有户人家请师父去修灶，师父因手上活正忙便推辞过几天再去，而只看过师父修过一两次灶的老外祖父却自报家门说自己去试试。师父很生气，一个刚入门的小孩子不该如此不懂规矩、如此狂妄，但为了教训他，杀杀他的傲气，师傅便含讥带讽地说：你去把灶修好！想不到的是，老外祖父是个有心人。他来到灶前，一边拆心里一边记着灶上的土坯原先摆放的高度、角度和位置，然后依着原来的灶基竟将灶修起来了。
师父很没有脸面，便来到老外祖父家，含讥带讽地对老外祖父的父母说：你家的孩子，我没有本领教。坚决地将老外祖父辞掉了。父母无奈，而老外祖父便从此在外独闯了。
这是传说，真实的程度很值得怀疑。在我们乡下，为夸赞一个人，乡民是不惜夸大其词的。但在老外祖父的手艺生涯中有两件事经常被当地人所津津乐道。
一件事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我们村庄山背面北方的瑜公乡，王姓的人家修建祠堂。瑜公乡属枞阳县，据说是三国时吴国大将军周瑜在此屯兵而得名，属枞阳、铜乡、江县三县交界的地方。王氏修建祠堂，除请了本地的手艺人之外，还请来了江县的一班手艺人。这可惹恼了当地的手艺人。手艺人是有组织的，即行会，行有行规，自古以来即如此。行会对如何授徒、定工钱、手艺范围、如何到范围以外做事等都有严格的组织和统一规定。这次江县人到我们范围内抢活，必须将他们赶出去！但客人是主人家请来的，不能硬性将别人赶走，必须在手艺上胜过他们，让他们灰溜溜地滚走！
他们较着劲，从工程开始到工程的主体，再到祠堂的雕梁画栋等全部完工后，双方还是不分上下，最后在祠堂门前要安两个石狮子，主人便让两班手艺人各造一个。这是很平常的活计，可老外祖父却在这上面动了脑筋。等到安装时，只见江县人雕的石狮子面朝前方，一副平常的样子；而由老外祖父设计的石狮子却面朝内侧，竖眉咧嘴欲扑向江县人雕的石狮子。这一气势立即压倒了江县人，他们自感技不如人，不该侵犯别人的地盘，便连工钱也不敢结算，急忙地逃走了。
另一件事是老外祖父在九华山上建庙宇。去九华山建庙宇的人没有过硬的手艺和过人的胆量，是不敢去的，行会也不会派你去的。来此建庙的都是各路的好手，他们在陡峭的石壁上开工建筑，随时都有掉下悬崖而丧命危险。
有一座临峭壁的庙宇建好了，却无人敢上屋顶盖瓦，因为盖瓦时，屋面很光滑，手又没有扶的地方，而屋下即为万丈深渊，人很容易禁不住头晕目眩而掉下万丈悬崖。人们犹豫着，有人用激将法对老外祖父说：“小左师傅，你行！等你盖成功后，我们将上梁的两条糕都给你。”
在乡下，在从前的时代，糕是吉祥、长寿的象征。乡下人在房屋即将落成，安放当顶处最后一根横梁时（这是大事，农村称为上梁，意思是房屋已建成功了），总让手艺最好、德行最高的一位木匠和一位瓦匠一人安放一边，同时还在横梁的两头各绑上一条糕，是专门给他们两位的。梁安好后，房屋便落成了。而一般老匠人把一生中获得的糕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显示自己手艺的高超。
现在同时获得两条糕，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呵！老外祖父这时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受不住别人激将。可这件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在那上面作业，稍一失手便会掉下悬崖粉身碎骨。他冷静地思考着，然后向这项工程的主管说：我可以上去将瓦盖好，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用茅草将屋基的四面铺盖起来。茅草铺盖了屋基四面，就将人的视线挡住了，看不到下面的万丈绝壁，心里就安定了。他终于在众人的注视下盖好了屋顶。
我父母亲的婚姻是老外祖父决定的。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父亲在乡里当通信员，在领导后面跑跑腿。1954年，二十一岁的父亲被领导分配到这个村里蹲点。在一次社员会上，父亲的演讲以及谦虚的举动博得了老外祖父的极大好感。其时，我外祖父正担任村长，父亲与外祖父一家接触多了起来，这桩婚姻便定下来了。
外祖父名叫左荣长，是个瓦匠，是跟随本家的一个长辈学徒的。他是外祖父的父亲唯一存活下来并成了家立了业的儿子。他没有正式读过书，小时只在私塾里上过一年学。外祖父十九岁的时候，即1940年，在师父的引导下，他秘密地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那一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包括出生后不久即夭折的我母亲上面的一男孩，在农村，也应当算一孩子），即我的母亲出世了。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需要大量的为党工作的干部。组织上决定派外祖父去学习，回来后为党工作。但外祖母整日整夜地哭着不让他走，外祖父便参加了基层政权建设，担任村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又担任大队长，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发动后，在一片打倒当权派的口号声中，外祖父才愤然辞去了大队长的职务，又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瓦匠。
外祖父个头较高，身材魁梧，永远穿着一件黑平布中山装，干手艺活时在腰间再围上一条黑围巾。他不苟言笑，表情很严肃，平整的头发向后梳起，稍有些谢顶的前额有几道浅浅的皱纹。
他很爱学习，劳动之余，总喜欢看看书，练练毛笔字，或抄些谚语、对联、节气之类的到笔记本上。每年过年时，整个村庄和生产队的门窗上的对联都是他一人写的。他的字写得很好，很老到，一般的高中毕业生的字是沾不上他的边的。
母亲是外祖父的第三个孩子，十七岁时嫁到父亲老家，在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后，便到县纺织厂去上班。那正是“三年最困难的时期”，粮食短缺，工人比农民的日子更加难过（工人只靠国家发给的定购粮，农民毕竟还有一些自留地）。母亲此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整日的劳动却吃不饱肚子，丈夫在乡下工作，相距很远，大孩子寄托在娘家，心里怎放心得下，母亲便决定辞职回家。但这时祖父已带着一家人逃荒到江南落户，老家已没有人。祖父在江南立足未稳，日子正艰难着，怎么办？最后还是外祖父接纳了她。
从此，我的家就根植在这个小山村里，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