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10月30日，股市突然转晴，各大公司宣布发放红利，股市也将休息一天以便调整，大家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恐慌最严重的时期确实已经过去，但是股市的最低价格还没有到来。11月初，大多数投资信托的普通股都变得一文不值，由于杠杆效应的负面作用，他们被迫将手中的股票倾销变现，由此导致了股市的又一轮下跌。同时市场外又传来了令人揪心的消息：基本面似乎在恶化，恐慌又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头。直到11月13日，出现了1929年全年的最低价。
在这场股灾中，无数“百万富翁”倾家荡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659家银行及证券投资机构被迫倒闭，一些失去生存希望的人终于走上了绝路。从9月初到11月中旬，纽约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值损失了300亿美元。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一文不名，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然而，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股市的崩溃带来了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大萧条。
不堪回首的十年
这场史无前例的股市大暴跌从1929年延续到1932年，并成为整个30年代大萧条的导火索。从1929年最高的381点到1932年7月的最低点41点，道琼斯股票指数下跌了89%，到1933年7月，美国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值只相当于1929年9月的1/6。
股灾造成了美国股市、银行与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形成了恶性循环，并从美国波及到了整个世界，使人类经历了5000万人失业、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银行倒闭、生产停滞、百业凋零的黑色大萧条年代。30年代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特别广泛，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相互交织，生产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互相激荡，整个国家经济陷入瘫痪。
1929年华尔街股市的崩盘对美国的金融业打击巨大。随着股票市价的一落千丈，美国许多商业银行在一瞬间被炸得粉碎，由于收不回贷款而不得纷纷宣布倒闭。银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枢神经，因此银行危机牵动着千家万户和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由于银行信用危机，使银行贷款的投资变得困难起来。同时在危机之前人们对商业发展过分乐观，当乐观情绪消失并转为过分悲观时，美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一落千丈，最后几乎完全停止。1930年，国外投资新发行10.1亿美元，1932年减少为2600万美元，1933年只有10万美元。24整个国家的金融信贷已全面陷于崩溃。
一直被宣称“十分健康”的经济基本面，经过股灾的冲击，变得脆弱不堪。1929年中期，美国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筑业都在大幅度地减产。到同年秋季，局势已非常明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设业，都在大幅度减少。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GDP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29年的3147亿美元下降到1934年的2394亿美元，5年期间下降了24%。25在经济危机最低点的1932年，美国生产资料部门减产72.4%、消费资料部门减产23.7%，同过去历次危机相比，这种下降幅度都是创纪录的。工业危机的深化还引发了农业危机，由于生产过剩，大量小麦毫无用处地堆积在储藏室里，其价格急剧跌落。在胡佛政府当政的后期，小麦的损失超过了3亿美元，农民们无奈地进行了罢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呆在家里什么也别买，什么也别卖”。
“柯立芝繁荣”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大危机爆发原因猜想
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1929年代大危机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发生这场大危机的原因至今仍然困扰着专家们。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于是也就有了不同的猜想。
猜想一：幕后操纵
大凡在社会变迁时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往往更关心自身的处境，因此更关注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更何况美国人的祖先就是带着追求自由、平等之梦想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因此追求社会公正公平，更具有突出地位。“普通人民”往往从自身处境出发去衡量一切社会事物，其视野是褊狭的，他们对社会事务观察的结果也是变形的，他们常常将“历史”看成是一种“阴谋”，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都是密谋的结果，有钱人和特权者正在合谋对付普通人民。
1929年股崩发生之后，公众的财产如同被洗劫了一般，迷茫和悲哀最终转化成了怀疑与愤怒，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曾经鼓励他们把资金投向股市的银行家们。纽约最大的两家银行——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的总裁阿尔伯特·威金及查理斯·米切尔成了众矢之的。
作为大通银行的领导人，阿尔伯特·威金每年领取27.5万美元的薪水，同时他还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及委员会委员，这能为他带来每年至少9万美元的津贴。可是威金的真正财富来源，是他名下的一批私人公司。1929年9月23日~11月23日期间，威金“深信”自己银行股票的前景特别暗淡，于是通过谢尔马公司——一家以他女儿名字命名的公司，先谈判借入42506股大通银行的股票，然后全部卖空。这次交易的时机“把握”的特别准确，卖空交易刚做完，大通银行股票便开始下跌，当秋季市场崩溃时，股价更是急剧下跌。11月份结账显示，谢尔马公司通过这笔交易盈利高达400万美元，当然这些钱最终都进了威金的腰包。27通常情况下拥有自己银行股票的高级职员应该有更强的动力为公司尽职尽责，而威金却希望自己供职机构的股票表现越差越好，这实在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难题。
与威金一样，米切尔也涉嫌大肆炒作他供职银行的股票。1929年是银行兼并年，花旗银行也加入了兼并大潮中。初秋，米切尔几乎已经完成了一起与谷物交易银行（Corn Exchange Bank）的兼并案。两家银行的董事都已经表示同意，只剩下股东大会审批的程序需要办理。谷物交易银行的股东可以在以1股本行股换取4/5股花旗银行股或36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花旗银行当时每股的价格在500美元以上，因此谷物交易银行的股东肯定选择换取花旗的股份。接着就发生了股崩，花旗银行的股价跌到了每股425美元左右。此时4/5股花旗银行股的价格已经低于360美元，谷物交易银行的股东就会选择换取现金。如果要用现金买下谷物交易银行的全部股份，花旗银行就要拿出2亿美元，这笔资金实在太大了。于是，米切尔就想方设法拉高花旗的股价，在10月28日前的一个星期里，他已向JP摩根公司贷款1200万美元，准备买进花旗的股票。但他个人的护盘行动抵挡不住抛售的狂潮，最终失败了，兼并计划也因此而流产。
米切尔和威金因为炒作股票和蓄意做空的恶行，成为了公众心中的罪犯，这正是华尔街和政府所乐意看到的。作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历来拥有众多宿敌。某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人，认为华尔街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应予废除；有些在股崩中遭受损失的人们需要华尔街给他们一个交代；还有一些人并不关心华尔街的斑斑劣迹，他们只想从有钱有势的人的失败中取乐。可是柯立芝和胡佛政府不会允许华尔街的地位因为任何过失而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早已公开与以华尔街为象征的金融大亨串通一气。随着新政的实施，华尔街的过失，就成了政府的过失，这当然不利于共和党的执政。于是两大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银行总裁被选为最合适不过的替罪羊。
猜想二：基本经济真的健康吗？
纵然有多少证据指向1929年的股崩是源于幕后操纵，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经济并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健康。
乘上“一战”的东风，美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产值从1919年的120亿美元增长到1928年的近175亿美元。但是在美国“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隐患。实际上，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是由于生产技术进步、管理科学化、大量储蓄的存在和对高收益资本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的。一方面，它确实进一步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本身存在着很多潜在的危机，加之不良资本的增加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最终导致市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金融领袖和政治领袖在这场大繁荣中是多么地自豪，都在为美国的经济体系高唱赞歌。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这种繁荣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带来的结果。
20年代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地表现出来，在生产上必然引起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是生产的迅速增长及其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不足和市场有限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和农产品收入的下降，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消费需求减少，农民丧失了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发展速度。1923—1929年，工人每人每小时的产量增加了32%，但工资只增加了8%，而企业利润增长了62%，股权收益增加了65%。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均，1929年美国有7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2500美元，而3.6万个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却相当于42%的普通家庭的收入。29收入的严重分配不均，导致了整个社会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在生产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流动资金通过拆借市场，源源不断地流向股市。信贷股份的膨胀，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一种虚假需求和经济繁荣的表象。这些都造成了市场的相对狭小。
伴随着股市的暴涨，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的状况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的庞大结构体系。当自营公司的经营利润都被上游控股公司吸去，用于支付其公司债券利息时，一旦经营不善出现亏损，就意味著债券不能如约付息，由于投资信托存在反向杠杆效应的风险，庞大的控股公司体系必将崩溃。收入都被用来偿债，为新的项目筹集资金愈加困难，自营公司难以开拓新业务来增加收入。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会导致收入进一步减少，从而加速公司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的坍塌。
经济的基本因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些鼓吹“经济健康”的论调，在人们冷静下来之后就会显得那么可笑。看来，股市崩盘的导火索早已埋下。
美国在动荡中变革
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1929年的股崩粉碎了美国人的发财梦，却也让他们看到繁荣之下的美国社会隐藏的许多问题。经过灾后重建，美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最终取代了英国，成为了国际经济中的霸主。
“美国制度”的危机及罗斯福新政
胡佛总统曾担任过柯立芝的财政部长，他是自由放任主义哲学的信徒，因此一开始对危机不加干预。随着危机不断加剧，他也被迫采取了一些局部的反危机措施。但是，胡佛奉行紧缩通货、平衡预算的传统反危机政策，自然不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发展。胡佛的“干预”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即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工业社会里，通过集体或个人发挥自愿合作的精神解决一切经济困难，政府的任务是帮助和鼓励这种自愿合作，而不是用强制性的手段直接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