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之后的负责人往往在项目已经进入样机阶段的时候，才否决设计师的设计，这是十分不尊重人的行为。事实如果你已经走到一半了，就肯定有方式到达顶峰。艾斯林格比喻说，这就像在即将登顶长城的时候，你却被告知下周再爬一样。虽然乔布斯也会抛弃很多的东西，却往往是在早期，所以代价不是很大，而且他总会找到到达终点的正确途径。
于是，艾斯林格和乔布斯一起告别了苹果。在他看来，乔布斯还有非常伟大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对产品有一种非常简单的专注。深受包豪斯运动影响的乔布斯，推崇的是现代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少即是多”的极简主义思想，他坚持使每个产品都出色，极致地出色，然后以正确的方式生产它们，再连贯性地继续做下一个产品。其他产品也不能有丝毫的逊色，必须同样出色。
乔布斯离开后，苹果开始生产诸多子产品，这给供应链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这期间，苹果虽然有很多的产品，但业绩已经开始下滑，人们认为，如果苹果不再具备任何精神，为何又要买它呢。
乔布斯回归苹果后，艾斯林格建议他说：“我们必须简化。”包括AppleMac、消费电子产品、音乐——也就是之后的iPod，还有和Apple Mac一样简单的MacBook，以及iPhone，就这四个产品线。另外加上子产品iPad，苹果公司只保留了五条生产线。
苹果的成功基于乔布斯简约的理念。只有如此简单，你才能更好地控制、更灵敏地优化，同时从成本上来讲，也更占据优势。
设计之道
在艾斯林格看来，设计关乎于人，关乎整个人类。我们生活在大自然里，我们就应该思考，我们能利用大自然为人类做什么，以及人类能为大自然做什么，设计很大程度上正来源于这里。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新产品的创意，就必须了解这个产品的材质是什么、制作工艺是什么，了解与其相关的知识和与其相关的科学。
设计的另一个源泉是人类文化，文化与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因为历史、因为感觉、因为习惯等而呈现多元化特征。比如说，中国人就不习惯用刀叉而是用筷子吃饭。
从本源说，设计天然就关乎创新。你要从现有的产品或者问题出发，把它们拆解，仔细观察，汲取其中的要素，然后重新构建，并要创新地补全其中缺失的部分。所以理想状态时，新产品总要超越老产品。
设计要使用新材料，提供新功能、新体验。其实，并不是所有技术都很人性化，设计所要做到的，就是以人为本，让技术和人性融为一体，让工业产品更加人性化。这是设计在这个时代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但这还没完，设计并非单纯的艺术品，设计时要考虑太多的因素，比如商业因素、经济因素，既要考虑功能实现的物理界限，还要考虑人们是否买得起。
在艾斯林格看来，一些设计精美的家具却徒有其表，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你如何让你的设计去适应人的需求，或者说如何让技术、功能去适应人的需求。设计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行当，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艾斯林格为此举了一个为迪士尼设计邮轮的例子。
设计邮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想想过去的情景吧，很多家庭拥到邮轮上酗酒、赌博的场景历历在目。在为迪士尼设计邮轮时，艾斯林格把孩子的安全作为最应该被考虑的因素。孩子们只要接近危险区域，安全防护措施就会起作用，如此一来，家长们就可以放心休闲、娱乐。邮轮提供酒，但量不多，而且压根就不设赌场。
这样的邮轮也许收费会高一些，但它由于创造出一个如此安全并充满乐趣的家庭氛围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这里，小孩子会开心，大人也会开心，绝对物有所值。之后，迪士尼也确实因为这艘邮轮而大获成功。
在艾斯林格看来，设计时必须要防止材质凌驾于逻辑程序或者功用之上，从根本上而言，设计是与功用相关的，我们必须确定它能够真正使人受益，使人们爱上它，并获得自豪感和富足感。
今天，可穿戴设备渐成潮流趋势，青蛙设计自然在这个领域的设计中占据优势地位。它甚至开始设计口罩，因为在艾斯林格看来，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各地都有雾霾。而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口罩设计，青蛙设计也要充分考虑到材质、是否时尚，需要针对男性、女性和儿童分别设计。
设计，总是希望使用者能够露出微笑，感到惊奇，体会被尊重的感觉。当人们花钱购买一样产品时，人们必须付出一些成本，但是人们所获得的价值要高于人们的付出。这个价值差不会被功能抹平，这个差额是情感方面的。它跟美食类似，一切食物都是有营养的，但美食带来的口感更好，也会使人的心情变好，这跟仅仅填饱肚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艾斯林格看来，情感是永恒的。
设计不仅仅关乎油画颜料等材质，它是一种文化。所以很显然，设计是创造、是文化、是革新——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形式追随情感”的要义。
设计，架起技术和人心的桥梁
为什么设计美学在互联网时代如此兴盛呢？在我看来，对于商业而言，一个世纪前，是比拼产能的福特时代；半个世纪前，是比拼营销的宝洁时代；而现在，是比拼心智占领的设计美学时代。
在20世纪初，商品稀缺，企业造出来的产品不愁没有销路，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是不是有足够的产能去供应市场。所以福特创新了流水线，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产能。
20世纪中期，工业流水线盛行，产能有了极大的提高，于是如何把产品卖出去就开始成为挑战。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还是销售渠道的铺设，产品在销售中要面临种种障碍。因此，在那个时代，以宝洁为代表的公司进行了营销创新，扫清了产品厂家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层层壁垒。
互联网的崛起改变了这样的局面：首先，资讯的流通将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消费者获取信息及时而方便；其次，消费者不再仅仅是品牌传播的接受者，他们也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产品和品牌的看法和观点，自上而下完全由厂家来主导品牌建设的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再次，电子商务的崛起，绕开了传统复杂臃肿的渠道，让产品可以快速从仓库里流动到消费者的手中。
相较于传统的营销，互联网时代的资讯传播成本、通道成本，或者说整个营销成本都相当低。在消费者能深入体验产品的功能之前，他们最直观的第一感受是来自产品的设计。一旦设计真正在技术和人心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用户和产品之间产生共鸣，占领住用户的心智，就能迅速甚至是爆发式地占有市场。这是真正推动设计美学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原因。
但设计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艺术，艺术家在艺术领域可以实现自由发挥，不需要考虑物理的界限，但设计师在设计时，就不得不首先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功能，继而考虑物理条件的限制，因此，设计是有底线地去突破顶线。比如要设计船，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使船不沉，如何保障船的安全，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艺术的创造，美饰船体。
设计最终的落脚点在功能性和情感性上，设计是技术性和艺术性之间架起的桥梁。
理查德·斯托曼：
自由软件之父
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无疑是一个出色的异类。在斯托曼看来，没有什么比捍卫人类的自由更为重要，而专有商业软件大大侵害了我们的自由，威胁着我们的隐私和其他权利。我们能够用到GNU、Linux和一系列开源免费软件，都得益于斯托曼的不懈努力。斯托曼是老牌黑客，他深深影响了早期的黑客文化。这使人不免想起电影《黑客帝国》：人类被机器囚禁还全然不知，唯有救世主般的尼奥（Neo）可以把人类从幻象中解救出来。你可以不同意斯托曼的观点，但是很难不被其精神力量所折服。
我第一次见到理查德·斯托曼是在2011年的北京。他披着长发，衣着朴素，身上还冒着奇怪的气味，指着我手里拿着的iPad就开口大骂：这个叫iBad（bad，坏，糟糕的意思）。等入席就座，本着追问“源代码”的精神，无论对哪一道菜，他都要仔细问问原料和做法。
跟他交谈是件“冒险”的事情，一旦认为你有不对的地方，他便会不加掩饰地批评你，才不管你有没有觉得难堪。不过，难以否认的是，无论你是否喜欢他或者是否赞同他，都可以顷刻感受到他强大的精神影响力。
确实，理查德·斯托曼看起来很像一个精神领袖，他那些听上去不着边际的言谈，实则蕴含着非常大的精神感染力。之后，我竟也在我的iPad上贴上了iBad的小标签。
中国人很容易用“愤青”来形容理查德·斯托曼，但你可别因此小觑了他的贡献。在理查德·斯托曼看来，专有商业软件大大侵害了我们的自由，威胁着我们的隐私和其他权利，但其实，没有什么比维护人类自由更重要。
要维护人类的自由——理查德·斯托曼抱着这样的信念，并且也是这样去做了，言行高度一致，这才是理查德·斯托曼极其让人钦佩之处。理查德·斯托曼极富才华，本可以大富大贵，但他甘守一生清贫，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也没有结婚，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正是通过这位老牌黑客的不懈努力，我们才有可能用到GNU、Linux和一系列开源免费软件。
理查德·斯托曼并非没有世俗的追求，他在自己年过半百时还刊载过征婚启事。在他心目中，能做伴侣的理想女人应该有广泛的兴趣，对世界充满好奇，能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好恶——理查德·斯托曼表示，自己痛恨去猜（女人的心）——他希望这个女人看重快乐、真理和正义胜过成功。
他还得意地提到了自己“25岁的孩子”（以理查德·斯托曼55岁计算）——自由软件运动。这个“孩子”耗去了他的一生，所以没法再给更多“孩子”留下个人空间。以这个逻辑推论，他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个人空间留给女人，所以他赶快澄清，倘若有女人不需要天天和他耗在一起的话，他仍然还是有足够的个人空间去爱一个小甜心的。
据说，这则征婚广告登了好几年，但也没听说哪位女士愿意以身相许，喜欢研究“源代码”的理查德·斯托曼似乎没能研究透女人的“源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