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亿万人民呼声地动山摇。
毛泽东、斯大林，
像太阳在天空照。
红旗在前面飘，
全世界走向路一条。
争取人民民主，
争取持久和平，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一九五〇年三月，当我们从江擦胡同搬到栖凤楼的时候，栖凤楼胡同西口宁郡王府的院子里，每天从早到晚广播里都响着这充满豪情的旋律。
栖凤楼小三条七号，躲在一条很短的死胡同里。这是一个不成四合的小院落。前后两层正房几乎拥挤在一起，房东住前院，我们则租下了后院的北屋。
“十一个半榻榻米，我量过。”房东老太太，一个高颧骨的小脚女人对母亲说：“够你们一家住的。孩子小，不占地方。”
母亲把妹妹刚放到床上，她就哇的一声哭了。
从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搬出来时，我们只带了一个柳条箱，一个小书柜。这是父母结婚十年来的全部家当，我们几乎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父亲当时的心情很不好，我和姐姐都很怕他。他常常一个人闷坐在屋子里吸烟，食指和中指被熏得焦黄。
为维持家里的日常开支，母亲很快应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之邀，参加了该院组织的特聘护士会的工作。
由于妹妹当时才七个月，母亲便去东四五条找来了姥姥。也就是从栖凤楼开始，特立独行的姥姥终于决定与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了。老人先后带大了我们姐弟四人，直到一九六〇年在大连去世。
应该说，从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搬到栖凤楼小三条，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实可谓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但对于一个五岁的傻小子来说，我当时非但没有感到困窘，反而对周围所有的事物感到十分新鲜，尤其对死胡同尽头的那个大杂院，更充满了好奇与开发精神，像当初对江擦胡同二十九号那生机勃勃的后院。
这是一个老北京市井深处常见的大杂院，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不成规矩的院落里，每天从早到晚鸡鸣狗跳的十分热闹。
但几天之后，在一个宁静的下午，大杂院的那群孩子们就给我了一个十分难堪的下马威。
那天中午吃完饭后，百无聊赖的我便溜到院子的门楼前。我一眼就看见，大杂院的那群孩子，正撅着屁股围在胡同一个背阴的旮旯里，全神贯注地忙碌着。我很想过去看个究竟，但新来乍到的又觉不妥，便远远站在门边盯着他们。
不一会儿，大功似乎告成了，只见那群孩子兴奋地直起身来，开始四下踅摸着，眼睛里充满了欢愉的神情。
突然，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发现了我：“小孩儿，过来。”他十分友善地向我招了招手：“过来，这儿有好东西！”
我迟疑地望着他们。
“过来！过来！”围在那里的孩子们一起朝我发出了邀请，我心存戒备地朝他们走去。
孩子们闪开了一条道，只见在他们中间的地上，有一个圆锥状的小土堆。不用说，这就是他们刚刚告竣的杰作。
“小孩儿，挖！里头有双袜子。”
“新的，挖出来就归你了。”耳边一片怂恿的声音，真诚而恳切。
我绝不是因为贪婪，只是充满了好奇。我不知道胡同里的孩子们，居然还有如此深奥的秘密。于是，我蹲下了。
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了。
我慢慢将一双小手，插进那松软的土堆里。土堆是凉爽的，因为刚过了春分。
但，我很快就知道错了。我猛地将手从土堆里抽出，两只小手上竟沾满了稀屎！我哇的一声哭了。紧围在身边的那群孩子，立刻呼啸着，像风一样消失在大杂院的门洞里。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有意让我认识了胡同西口的那家邻居。他家有一个男孩叫王致和，比我大四岁，个子高高的，既敦厚又勇敢。要是哪家孩子在远处喊他一声：“王致和，臭豆腐！”他就会跺着脚，吓得那孩子抱头鼠窜。但王致和从来没打过人。
不久，祁伯伯的母亲从太原搬到北京了，老太太最初就住在我家。一个多月之后，原来住在大杂院里的一家意大利人回国了，祁奶奶便搬了过去。从此，我就成了大杂院的常客。那些当初让我吃过苦头的大杂院的小主人们也便自然成了朋友。
大杂院的孩子王是一个小名叫老虎的男孩子，而老虎他妈则是一位典型的北京社会底层泼辣刁蛮的中年妇女。老虎他妈生下五男二女，个个生性顽劣，大杂院里终日喧嚣几无半刻安宁。唯祁奶奶能闹中取静，每日焚香诵经，自取清逸。
与小三条七号正对门的，是一个整齐的蛮子门楼，常有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站在那里向外张望。两个女孩贤淑而恬静，像一幅工笔仕女图。多少年后，那优雅的样子仍时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上班后，很快便被派往巴基斯坦大使馆。因为刚刚赴任不久的大使先生的小女儿患了肺炎。
特聘护士会，是北京市卫生局责成协和医学院组织的，一个由高级护士组成的特别护理机构，其护理对象是住在北京的国内知名人士，包括外国驻华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工资和待遇自然不菲。
按照巴基斯坦大使馆的规定，母亲上下班是需要车接车送的。无奈小三条的胡同太窄，那辆宽大的福特牌轿车拐不进来，所以司机才不得不将汽车停在栖凤楼的主街上等候母亲。
一九五〇年七月的一天，母亲回来得很晚。一进门她就兴奋地说：“从明天开始，我要去中央人民医院护理徐悲鸿先生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知道徐悲鸿是当时最有名的大画家。头一年夏天，父亲曾带我去太庙，参观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美术展览。在《奔马图》、《风雨鸡鸣》、《漓江春雨》及《田横五百士》等绘画巨作前，我记下了徐悲鸿的名字。
徐先生是因脑溢血住进中央人民医院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北京有关单位，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和护士，做好徐悲鸿先生的医疗护理工作。在选拔护士时，北京特聘护士会提到了母亲。在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女儿的护理工作中，母亲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于是，母亲被紧急派到了徐悲鸿先生的身边。
从那一天起，只要母亲一下班，我就要刨根问底地问到关于徐先生的所有事情。四个多月下来，我对徐悲鸿先生的病情发展以及生活琐事几乎了如指掌。
因为血压高，医生严格控制徐悲鸿食盐的摄入量。所以厨师在为徐先生做菜时是不许放盐的，而是把事先用天平称好的食盐，包在一个小纸包里，饭菜端上来后，由护士将少得可怜的食盐洒在菜里。时间长了，徐悲鸿先生再也忍不住了。
“不吃了。”他生气地将筷子一摔，母亲和徐夫人只得好言相劝。
母亲也谈到了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她说，廖先生很年轻，长得很端庄，就是胆子有点小。晚上去公共卫生间，她常求母亲陪她一起去。她说自从徐先生得病后，她最怕一个人呆在黑暗里。她显得有些脆弱，曾经一个人躲在护士房间里流泪。
抗战期间，徐悲鸿和廖静文到过重庆和贵阳。这些共同的经历，使母亲和徐悲鸿夫妇之间，又多了许多消磨时间的话题。大家一起谈重庆的过桥抄手和熨斗糕，贵阳的花溪和甲秀楼。
一天午睡醒来后，徐先生的精神特别好，母亲就站在他的床前，问起了多日来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
“徐先生，想请教您，我儿子想要学画画，应该从哪一步开始？”
“孩子多大了？”徐先生笑着问。
“五周岁了。”母亲答。
徐先生靠在枕头边：“还小呢，不过，如果他感兴趣的话，可以先从临摹学起。”
“临摹？”母亲不好意思地问。
“就是照着《芥子园画谱》、《晚笑堂画谱》或者小人书画。”徐先生认真地说：“开始画不好，可以把书贴在窗户上，像描红一样照着描。时间长了，手能掌握画笔了，就可以画写生了。”
“写生？”母亲又有些困惑。
“写生就是照着实物实景画了。”徐先生指着茶几上的水杯：“一开始可以画水杯，画茶壶，画收音机。时间长了，就可以到外面去了，画房子，画街道，画山水。这些画好了，他就有绘画基础了，他就可以对着镜子画自己了。当然，这一切需要持之以恒地刻苦训练，还有天赋，天赋很重要。”
“妈，什么叫天赋呀？”我问母亲。
“天赋就是看你是不是从心里想学画画。”母亲解释说。
“太难了。”我摇了摇头，母亲失望地叹了口气。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街道的组织下，姥姥常带我到栖凤楼街口的宁郡王府里去开会。
宁郡王府是大清康熙皇帝四孙子弘皎的宅邸。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一直是地方政府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在这些大会上，市民们了解了朝鲜半岛的军事形势，了解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建设成就，了解了政务院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了解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口号将意味着什么。那时全社会都沉浸在解放之初的兴奋与喜悦里，一扫之前沉闷颓丧的精神状态。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灰色的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了男女市民最时尚的制服。而胸前别一枚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的证章，更让人感到自豪与政治身份的高级。
一九五一年二月，穿一身灰制服戴一顶灰色解放帽的父亲，在政府的安排下，走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了近十个月的思想改造学习。而就从这个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这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天下午，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从二舅家回来。刚进胡同口，就看见胡同里围了不少人。走到近前才发现，街坊们竟围在我们住的七号门楼前，小声议论着。
母亲紧跑了两步。
“出事了！你们家的房东出事了！”王致和他妈贴着母亲的耳朵说：“警察正在院子里挖呐。”
“挖什么？”母亲好奇地问。
“枪呗。好几条大枪呀，都拿油毡纸包着，刚从你们前院挖出来。”王致和他妈虎着脸说。
母亲没敢带我和姐姐进院子，可我却等不及了：“妈，我想撒尿。”其实我是想进院子里看看那几条大枪。
“憋一会儿不行吗？”母亲问。
“憋不住了。”我故作内急状。
母亲无奈，她轻轻地敲了敲门，一个警察将门打开。
“干什么？”那警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同志，孩子小，憋不住了。”母亲为难地说。
“怎么回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我是这里的房客，住在后院，孩子想上厕所，憋不住了。”母亲赶忙解释。
那干部瞅了瞅我：“进来吧。”母亲领着我和姐姐赶忙挤进门去。
院子里站满了警察，两条大枪排放在前院自来水槽旁边一个刚挖出的大坑旁。穿着一身黑棉袍的房东老太太的儿子，脸色蜡黄地站在那里，两个警察正在用绳子捆他。
不久，从玉环姨的来信中得知，姨夫马庆凯因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了。一九五一年八月，被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月后，经皖北人民法院阜阳分院复核，改判有期徒刑十年。
一九八七年二月，在历尽长达三十二年的监禁和刑满释放继续被管制的岁月之后，在经过三十六年不懈上诉之后，姨夫终于接到了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
原判认定马庆凯解放前在任职期间贪污勒索。解放后倒卖土地，分散浮财破坏土改。参加革命工作后包庇反革命等罪行。经查均非事实，应予否定。据此判决对马庆凯宣告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准上诉。
这一判决结果虽然来得太迟了，但毕竟还姨夫了一个清白。
一九五一年秋，我上学了。学校就在北极阁胡同北口的新开路上。新开路小学是一所晚清时代的老学堂。学校大门是一座宽敞的广亮门楼，院子分两进，前院是一处很大的四合院，后院则是一排悬着木楼梯的后罩楼。
我的班主任叫鲜桂娴，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教师。应该承认，从上小学一年级起，我就不是一个自觉用功读书的好学生。这样的学习态度一直延续到高中，延续到我最终走向社会。但与此同时，我又是一个有礼貌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好孩子。所以，凡是教过我的老师，对我大都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鲜桂娴应该就是欣赏我那类老师中的第一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开路小学还是半日制，一年级新生的上课时间是每天下午一点，这对于时间概念仍处在蒙昧时期的我来说，如何掌握从栖凤楼小三条到新开路小学这段不足三百米的行程时刻，却是一个难题。
那时我们家没有钟表，我也不会看表。
每天上学前，我都要背着书包跑到大杂院祁奶奶家。
“祁奶奶，几点了？”
“十二点五十了。”祁奶奶看着柜上那台古老的座钟大声告诉我。
“表快表慢？”我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确认这个问题，而且每天我都要在这个问题上伤透脑筋。
“表慢。”祁奶奶如实道来。
“表慢？”我开始苦心琢磨了：“表慢，那就无需太着急了。表慢，就可以慢点走了。”于是我放松心情，沿着小三条拐进黄兽医胡同，再拐到北极阁胡同，如此慢慢朝北晃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除了经常迟到，我也有创第一个到校的光荣纪录。
一天吃罢午饭，我又稀里糊涂跑到大杂院祁奶奶家。
“祁奶奶，几点了？”
“十二点十五了。”
“表快表慢呀？”我依旧要确认这个问题。
“表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