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中长于讽刺者多，长于幽默者相对少。运用不伦不类的比喻最容易走火，不但钱钟书先生之幽默有过硬之嫌，连鲁迅也自谦说他的《故事新编》有时失之“油滑”。不过《故事新编》不伦不类的幽默虽然甚多，但是大多不出自于比喻，而出自于把古代人的生活、环境、食物和现代人的语言、心态，甚至现代文化人有案可稽的故事扯在一起。例如，让古人说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所流行的英语“OK”、“How do you do？”让神话人物说出一个著名学者考证出来的“禹是一条虫”，嫦娥过着经常打牌、上饭店的太太生活，这都显得不和谐，因而也就显得滑稽而谐趣了。
四、突然把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
所谓牵强附会，也就是突如其来地把本不相干的东西硬扯在一起，或者在逻辑上不恰当地并列起来。姜昆在相声《虎口遐想》中，说到他掉到动物园狮虎山里以后，向老虎保证：“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来咱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观众在听到不随地吐痰的时候无不忍俊不禁，这是因为他把不能并列的东西并列到一起了。和老虎谈判，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随地吐痰在这里显得微不足道。
在逻辑上有个规则：把事物加以分类，必须用同一标准。小学生做练习，老师出的考卷上写着苹果、梨、香蕉和水果，要求把不同类的概念划去。绝大多数小学生会把水果划去，因为水果和苹果、梨、香蕉不是同一级概念，而与干果才是同一级概念。违反这个规律就叫不伦不类。
这种任意并列的方法和不三不四的比喻一样能产生不伦不类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要贬低一个人，就把他和一个公认的坏人硬拉在一起，比如说：“我一生只讨厌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庆，第二个就是阁下了。”也可以反过来，你要出什么人的洋相，就说：“世界上英语水平最高的除了莎士比亚，就是阁下了。”我有一次演讲时为了活跃气氛，便说我的演讲风格一共受过三个人的影响，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接着我停了一下，让听众有一个期待的时间，清一清喉咙，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第三个就是我七岁的女儿。”底下哄堂大笑起来。
这里的幽默感来自于不伦不类，虽然并不是把三个人笼统地相比，而是把他们之间的一点（说话风格）拿来比，但是由于前面两个都是大政治家、著名演说家，而我的孩子显然不能与他们相比，因而听众期待失落，怪异之感顿时产生，我的自我调侃很顺利地为听众所感悟，感觉就迅速沟通了。
这类幽默方法，就是在外交活动中也屡见不鲜。1957年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集会，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午宴即将结束时，挨个向每个代表团敬酒。当时中国和南斯拉夫还没建立外交关系，当他走到南斯拉夫代表团面前时，毛泽东向南共领导卡德尔祝酒时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有大胡子，而我们没有大胡子。”卡德尔很快机灵地向铁托表明：毛泽东这句话是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信号。在那种场合，毛泽东不可能直接说让我们建交吧，而是用不伦不类的说法（因为事实上双方的分歧是严肃的政治观点）来开个玩笑，不但起到了神经放松的作用，而且传达了表示友好的信息。因为有大胡子和没有大胡子的区别，暗示着在其他地方，包括政治原则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牵强附会、不伦不类所构成的幽默，在相声中用得最多，比如说把许多不同的歌曲唱成一首，还有串调，把不同歌曲或者戏曲的曲调混唱，还有把不同影片名字串起来斗嘴，不过这些都有些落入俗套了，难得有个把出新的节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就是中央电视台1990年元旦晚会的小品《换大米》了。它把电影《红高粱》中著名的歌曲和换大米的叫卖声扯到了一起。一个是很艺术的，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一个却完全是实用的喊叫。这两种东西牵强附会地扯到了一起，不伦不类之感就十分强烈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耐人寻味的东西，就是现代歌曲的通俗化和美声唱法之间的错位，大众艺术和严肃艺术的错位，所以这个节目的幽默意味很深长。
五、语言风格错位和庄词谐用
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的规律很多，其中语言风格的转移，或者语义错位的方法也很普遍。比如说庄词谐用就很普遍。所谓庄词谐用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本该在庄严、正式、宏大场面或语境中用的词，用到日常语言中来，让它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趣味。通常我们作文、说话都十分讲究用词准确，不但中心意义要准确，而且联想意义、引申意义、比喻意义都要准确。有时词义基本相同，只是褒贬色彩不同，也不能混淆。即使你把本该用“结果”的地方用成了“后果”，语文老师也不会轻易地放过你。如果你把雄鸡说成男鸡，把没有生过蛋的母鸡说成是没有结过婚的母鸡，就是大笑话了。
然而，在构成幽默语言时，就怕你不敢用这样的错位语言。1993年春节期间，福建省体育馆从香港请来的一个海豚表演队带来了两只海豚，一雄一雌。表演队的讲解员非常幽默，他先说一只海豚是雄的，接着补充说，“也就是男的”，另一只是雌的，“也就是女的”，观众开始活跃起来；他又说，两只海豚还没有正式结婚就非法同居了，说到“非法同居”时，几千观众就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把明明是属于人的属性的词语用到了动物身上，一方面好像降低了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好像抬高了动物的地位，语义的错位构成了诙谐的趣味。一方面是用词不当，一方面又明明是故作傻言，心照不宣的观众与他之间产生了一种沟通。心灵距离一缩短，观众就笑了。
这位讲解员的妙语连珠的确幽默。他说海豚是哺乳动物，一胎只能孕育一个胎儿。这本来是很枯燥的科普知识，而他却说：它不像鱼，一下子能生成千上万的“蛋”；它更像人，尤其像中国人，懂得“只生一个好”的道理。这些按正常逻辑来说，都是用词不当，可是按幽默感的产生来说，却是出奇制胜。
这种幽默语言的特点就是明知在正常情况下是用词不当，可在追求特殊效果时，却利用这种用词不当构成谐趣。作家王朔的语言以幽默著称，他曾经说过：现代京味语言有个特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借用政治术语，用挺严肃的词儿来说自个儿生活中那点挺小挺可笑的事儿。譬如，当我们表达对某件事，哪怕是排队买鸡蛋这样的小事有信心的时候，再也没有用毛主席语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表达更有力的了。当人们都认同“家是幸福的港湾”、“人生的避风港”时，他却说“家就是你大便最舒畅的地方”。诗化比喻和俗化的语言构成不和谐的反差，幽默感油然而生。
其实，这种幽默不是王朔所专用，就连毛泽东也不时运用一下。解放战争期间胡宗南的先头部队打进了延安城，已经听到枪声了，可毛泽东还是不着急撤离延安。当周围工作人员劝他及早撤离时，他却说：“别忙走，看看他们是个什么鬼样子。”口语中的轻松成分与当时的严峻形势是那样不相称，一下子气氛缓和了，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在该用庄重文雅的语言时用了轻松的口语，该用口语时却用了庄重的古语，这是构成幽默奇趣的常用手法。在《镜花缘》中，一个酒保招呼顾客说：“要酒一壶乎，要酒两壶乎？”其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他的文言词语让读者对日常的口语词汇的期待落了空。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牛蛙记》中写牛蛙难听的叫声，起初用颇为典雅的比喻——像两头牛“对吟”；继之用很俗的口语“牛魔王”、“鬼推磨”；后来，又用音乐术语，说它像“鲁钝的男低音”；接着又用军事术语“阴沟里的地雷”、“地下游击队”。最奇妙的是，当他开始对牛蛙的叫声已无可奈何时，他说他和妻子“相对苦笑”，两个互慰了一阵，准备“用民主元首容忍言论自由的胸襟，来接受这逆耳之声”，这个暗喻又把政治术语用到蠢笨的牛蛙身上去。由于这么多的语义错位既有庄词俗用，又有俗词雅用，就构成了极其丰富的幽默意趣。而香港作家梁锡华在《花街柳巷漫徜徉》中居然把妓女和他自己的姑姑、嫂嫂强相比附，这种比附因不伦不类而富有温厚的幽默之趣。鲁迅也曾写过一首打油新诗——《我的失恋》，所用的办法也是不伦不类，在该用庄重的词语的文体中突然插入了不伦不类的口语，在抒情的古典诗境中杂人煞风景的日常俚俗之语：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作此诗的目的是“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鲁迅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谈到本篇时说：“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鲁迅自称这是“拟占的新打油诗。”拟古，这里是模拟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的格式。《四愁诗》共四首，每首都以“我所思兮在××”开始，而以“何为怀忧心××”作结，故称“四愁”。
原文如下：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矸，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快。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榆，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雾雾。侧身北望涕沾巾。
关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组诗，为张衡做河间王相的时候所作，表面上是爱情诗，但实质上别有寄托：因郁郁不得志，所以“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不管是爱情还是向君王献忠心，文风都是非常典雅华美的，感情是非常执著的。而《我的失恋》却在多方面与之反衬。一是，情感的游戏性，庄重的古典抒情与现代的爱情至上之间的反衬；二是，华美的经典意象和油滑的现代口语的反衬（使我胡涂，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三是，意象的戏谑性，古典雅言（泪沾袍、泪沾襟、泪沾耳、双燕图）和现代日常用语（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神经衰弱、赤练蛇）之间的不伦不类的反衬；四是，反复重现的句尾的感叹词“兮”，具有明显的古语色彩，却又反复用之于充满现代生活细节的句式（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多层次的不伦不类，就构成了多层次的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