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神农架
这下我们准报“歇业”了！茶馆门前聚集着那么多人，围着那肯定是被人撕去一半的“公告”看着。
我拉开茶馆的门，人还真不少，生意格外兴隆。
一个顾客关切地问：“王颖，你们怎么办呀？”
所有的顾客都向她投去关切的目光。
王颖捋着耳边弯曲的短发，笑了一下，说：“照样开呗。”
哼！还要照样开！她看见我来了，我回避她的目光，从茶馆墙壁上挂的那副“千秋怀抱兰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的对联下走过去，从德巴一蓬桑的风景画《朗格多克葡萄园的一角》和库尔贝、马奈、梵高、塞尚……的画下走过去，绕过那响着的，我自己做的高低音音箱，拉开后门，回到我的木工房，一屁股坐在条凳上。
她的目光准一直跟着我。人也跟来了。我听出是她的脚步声。
“你还得去和老张周旋。”她站在我前边说。
“我累了，你让我歇会儿。”
她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按着我的肩头：“你累了？在这种时候？”
我的眼睛从她那双棕色的高跟皮鞋上，线条笔挺的裤腿上，雪白的围裙上，高隆的胸脯上，移在她的脸上。我们平静地对视着。
“我早说过，王颖，你还要碰壁……”
“你得去和老张周旋。”她打断我，“我没空回顾过去。”
她走了。她不回顾过去！是呵，她是自觉自愿来开茶馆的！
去年，就是七九年，我爸和她妈退休，我们接班转回北京。我从云南回来，三十岁；她从山西回来，比我小两岁。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插队时经常通信。所以，你不难想象，我们关系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被分在后勤盖楼房。
我是木匠，那天在地下室给洋灰工钉“满天红”。忽然，一个圆润脆亮的声音叫起来：“嗨！朱祖！朱祖——”
我扬起头，看到一角蓝天上，衬着她生气勃勃的脸。她说：“嗨！上来一下。”
她把我拉到那棵小杨树下：“我不在这儿干啦。开茶馆去，你得跟我走。”
“什么？”
“咱们开茶馆去。”
“你疯啦？”
她把沾满铁锈的手套远远地一扔。她是钢筋工。她开始解释：这个厂早晚要拆除、迁移。厂门口的马路一两年就要展宽，明摆着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胡乱折腾！可一些领导还说这是为“四化”，叫咱们比干劲，拚命干！哼，他们想迁厂时和国家讨价还价！你提意见，你抗争，得，一双水晶小鞋穿上了。你会憋闷得气死，却求告无门。可天无绝人之路：社会给待业青年出路了——合作社呀，劳动组呀，照相、开茶馆……这不是给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吗？
我打断她：“这楼要拆？你听谁说的？”
她指了指蹲在合子板那儿绑钢筋的老师傅：“那个三八式的‘老布尔’，他讲的。你去问问。”
我们过去了。老人无声地叹息着。
多少个夜晚呀！在龙潭湖畔，别的青年人，躲在树丛里谈恋爱，轻轻哼唱情歌，偎依着沉浸在幸福里。人家爱得近乎疯狂，可我们，为了研究开茶馆，争论得近乎疯狂。
“你插了十一年队，可你，好象还在十八岁。你还要碰壁！王颖，你知道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是冷漠，对吗？是与世无争，是四平八稳，是看破红尘？”她闪着聪慧的眼睛，斜着往上看我，充满轻蔑的笑意。
我赶忙躲开她的目光：“我是告诉你，彩虹，尽管在现实中存在，但……它是无法把握的。”
“这比喻倒很准确，我挺欣赏。但你为什么非说彩虹呢？你不会说……譬如，别说那些万千的大气景象，只说人，说生命，难道生命也无法把握吗？”然后，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感到一个热烘烘的生命把握了我。我甚至希望时间就这样永远停止不动。“我知道，你想结婚，想有个活蹦乱跳的儿子，想有个美好、安逸的家庭，星期六一齐去公园享受阳光。这些，我也不反对。我只是想，我们民族需要什么？它需要振作，重新焕发出创造精神。当然，你和我可怜一点，只能在茶馆里……”她忽然咯咯笑起来。那笑声引起我内心一阵温暖的战栗。我的堤坝就这样被冲垮了，热情的洪流重又奔腾起来。我答应她，跨跃理想破灭后的颓丧，去开创新生活。
我们在龙潭湖视察，选好茶馆的地址。为了庆祝在事业上的统一，我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她要了两杯啤酒，我要了二两白干。喝之前，她先把额头贴在冰凉、泛着白色泡沫的酒杯上，合上眼睛，充满幻想地作了个深呼吸。这动作，使我在沉默的期待中，感到某种神圣的东西。
街道办事处知青劳力科的老张，嫌我们给他找了麻烦，说：“你们不是有工作吗？接班多好？那么多待业青年做梦都想这位置。安心在那儿干吧。”他晃动着两只叠在一起的二郎腿，那胖胖的大腿把裤腿绷得没一点富余。
唉，当初他要死要活不答应我们开茶馆多好……
突然，一个尖锐的叫声把我惊醒：
“木匠师傅！哎呀！‘飘带’堆得满处都是，你也不打扫打扫呀！王颖叫我催你，赶快去找老张呢！”
噢！孔丽丽！老张分来的三个待业青年中的一个，她生着一脸小雀斑，矮胖却活泼，尖嘴利舌，话不饶人。
“你老盯着我干嘛？你倒是去不去呀？”孔丽丽又叫起来。
“飘带——你不作两根飘带？”我递给她二虎头。她和陈译凡把我推出的刨花叫仙女们的“飘带”，多会想象！
“先别逗。你真得去找老张，看看他打的什么主意。”她接过刨子，铆足了劲去推那“飘带”，她一直要当我的“徒弟”。
“我已经把能说的话全说了。没用。”
“你得感动他。讲讲咱们创业的经过，看他感动不感动。”她直了直腰说。
感动？什么能使老张感动？布置茶馆的事能感动他吗？王颖找了那么多画，找了对联，我作了那么多镜框，精心挂在茶馆的四壁上，他没说我们想哗众取宠就是好事！茶馆虽然布置得象艺术厅，但龙潭湖太偏僻。开张后，我打的那几个方桌边，只坐一些四、五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大都买二两白酒，两毛五一盘的花生米。啤酒买零杯的。有些人还自备小菜，买上点白酒，能闷头品上半天。泡酸菜五分一碟，倒挺受欢迎。年轻人进来，看看画，赞赏几声对联，买包烟，就又悄悄退出去。茶馆，象窗外冰封的湖水，冷冷清清。老崔头咳嗽着，把卖烟酒、取灯儿那套经营方式拿了出来。王颖看着这场面，忧郁地说：“这么小打小闹，咱们就完了。得另想办法。”我建议去西单、前门，看看那些青年服务点的情况，或许能受点启发。
…………
西单“燕山青年售货厅”前，落地式玻璃窗映着我们好奇的目光。里面温暖如春。窗边的桌子上坐着吃茶点的人。有些人在等坐位。洁白的墙上挂着水墨画。罐头、点心、糖果……货色齐全。人不断涌出涌进。我们看得忌妒极了。
“来吧，进来喝点。外边多冷呵。”一个年轻女售货员叫着。
在凛冽寒风中，我们在西单、前门整整看了一下午。街上行人已经稀少。在冬夜里，看着那温暖的窗口，会引起无尽的想象。在我身旁，是她。这种时候，你会突然涌起某种感觉；被激情和感受充斥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闲在、安逸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我和她——始终为某种东西而奋争的人，所缺乏的。我突然感到某些不足。到了正义路的街心公园，我非拉她在树丛中坐一会儿。她好象品出了点什么味，笑了笑：“怎么？跟我在一起觉得枯燥？”
“嗯。当然。有点。我们应当考虑一些自己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整日奔忙的环境里，静下心来，谈谈结婚的事情，比如打什么家具，房子的问题怎么解决？当然，结婚那天不要搞得太庸俗：大吃大喝、高朋贵友、远枝近门，花天酒地地大闹一天，没意思。一切从俭。她当然会同意。
当然，她同意。“唉！”她叹道，“我这个人你承受得了吗？”
“怎么？”
“我太关心社会性事物。从来就这样。小学就当班长，一直当到六年级；中学当团支部书记，一直当到‘文化革命’。我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批被斗……”
“这我知道。”
“插队十多年，我当过生产队长、政治队长、会计、保管……似乎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和某种职务取得联系。吃过不少亏。可我从没想到这个问题。我只要干，从天性上讲，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当然，我也不会脱离形势去盲目干些什么。你看，回到北京了，又忙开了茶馆。你想过没有，和我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有什么好处吗？”
“关于婚姻问题的功利主义考虑，我生疏得很。”我说，“如果我爱一个人，那是说，我喜欢她，我欣赏她，我总在惦念着她，愿意和她从事共同的事业。”
“如果有一天，我们吹了，你怎么办？你考虑过吗？”
“为什么要吹？”
“那谁知道！我说假如有这一天。”
“假如有这一天？不，不会有这一天。”我说。
“如果有呢？”
“我不愿作这个设想。”
“你试着想一下。”
“假如有这一天，你也会象希望一样，永远陪伴着我。”
“那你不觉得太虚幻吗？”
“那我怎么办呢？让我去缠住一个对我厌烦了的人？我不干。”
“你真好。”她轻声说着，倒在我怀里。生活是这样美好。我闭上眼睛，尽情体味生的乐趣。突然，她把头仰起来，眼睛里闪着光，说，“我又有一个新的设想。”
“什么？”
“你有多少钱？准备结婚用的。”
我一愣。怎么，她竟会问出比那些最市俗的姑娘还俗的话！
“说来可怜，这月发了钱，我才能凑到一百五十元。”
她一拍巴掌：“好了！够了！”她把合十的双手，放在鼻尖那儿，带着充满憧憬的神色，说，“我有二百五十元积蓄。加起来够了！够了！”
我高兴极了：“当然。绰绰有余。”
“不，将将够。将将够。”
我琢磨了一下：“我觉得咱俩说的并非一回事？”
“怎么？你不同意凑到一决？……”
“你究竟要干什么？”
“买录音机。你知道，咱们那片地方，人源比不了西单、前门。我们必须想办法，只有去的人次多了，买卖才能兴隆。你得赶快作一个大音箱。”她腾地跳起来，在树丛中旋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圈。“走吧，各自回家，拿钱去。”
录音机买来了。音乐从音箱里，震荡着蹦出来，象一道混浊的溪流刚从山岩中撞出。它不犹豫，尽情享受表现和追求的乐趣。它粗犷、奔放，生命是什么样的，它就怎么表现。
老崔头听不懂。他咳嗽着说：“压根儿就没听过这么鸡猫子号叫的玩艺儿，一惊一乍的惹人肉跳。可它还偏偏从这么秀气的匣匣里出来。斜门！一听就浑身想动弹，不知手脚往那儿摆，只恨不能干点啥。这匣匣！”说着，他拿着抹布揩桌椅去了。
孔丽丽和陈译凡一听见这音乐，就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她们大概早就学会了跳舞。茶馆气氛活跃了，顾客也多了。那些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在这儿喝上几瓶汽水。老年人虽不太懂这音乐，却也会品着酒，面对那副对联，说上一番自己的见解。年轻人进了这间屋，就象找到了归宿。经常，茶馆里坐满了那些戴着艳丽的发卡，梳着披肩发的姑娘，还有穿嗽叭筒，戴太阳镜的年轻人……王颖又东跑西跑，找寻货源，学习经验。她学会了自傲冷热饮，象菠萝汁、酸梅汤、豆粥、煮咖啡、冰糖葫芦什么的。又调来了雪糕、冰激凌和一些小工艺品。最了不得的，是她竟和龙潭湖养鱼场挂了勾，每天能卖出三几百斤活鱼。我们把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九点。顾客少时，就蹬三轮到外边去推销货物。最近两个月的收入，大大超过过去几个月。
买卖好了，事也多起来。一天，我正在木匠房里备料，突然老崔头推开门，他用手捂住嘴，压住咳嗽，这使他那、小红眼睛被憋得泪水直转悠。说：“那帮小后生正要扭呢。这还行？快去吧，除了你，谁也震唬不住他们。”
我抄起木工斧，穿过后院，来到茶馆。王颖站在柜台里，满含忧郁，仿佛十分疲倦，她似乎被无可奈何的情绪控制着。孔丽丽随着吉他的弹唱，微微摆动着身躯。陈译凡欣赏地看着。冯毅带着鄙夷的神色，守在音箱和录音机旁，录音机关上了。几个穿戴妖冶、衬出标志轮廓的姑娘同几个年轻小伙子跳着，围着桌子转。有的对跳狐步舞，有的对跳探戈。三个小伙子，一个倚在窗台上，一个坐在凳子上，一个站在跳舞的人中间，叮叮咚咚地弹着吉他，为他们伴奏。王颖暗示我别管，我只好把斧子背到身后。这时，人群中不知谁的录音机响了。倚在窗台上的小伙子扔下吉他跳了起来。
围观的人多起来。小孩子挤到人群前面。老年人杂在其中，有的满怀兴趣，有的冷眼旁观，有的干脆转身就走。一个干部一边挤出人群，一边嘟囔：“堕落！堕落！怎么没人制止？”但没人理睬他。四个年轻姑娘带着胜利者的目光，半是挑衅，半是嘲弄地看着他挤出去。
茶馆被挤得水泄不通。王颖的脸涨得通红。老崔头急得尖着嗓子叫道：“不买东西的请出去啦，影响营业啦，劳驾……咳……咳咳……”
这一喊提醒了人们。他们纷纷到柜台边买食品。一些孩子嚷着要吃巧克力，似乎买了食品，就等于买了戏票，可以心安理得地看“戏”了。
结帐的时候，老崔头乐得合不上嘴——收入竟创最高纪录！
从此，茶馆里跳舞的传闻，四面张扬开了。
每天，都有些青年人来问讯：“今天能跳舞吗？”
我们都客气地回答：“这儿从不举办舞会。”
他们诧异得面面相觑：“你们这儿不是叫‘现代派’茶馆吗？”
“不。我们这儿叫‘龙潭青年茶点社’。你买点什么吗？”
“是呀，别白来呀，买个小戒指吧？”孔丽丽从柜台里取出一个，灵巧地戴在手上，晃动着给他们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