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以此文缅怀钱学森先生
屈指算来，《科普学》自2007年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呱呱坠地，于今已经五个年头了。五年来，它先后获得“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入选“四川省50年（1958—2008）十部受公众喜爱的科普作品”，并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等用作科普创作培训教材。作为《科普学》的策划编辑，每逢本书获奖或受到读者好评，我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周孟璞等五位皓首穷经的《科普学》的作者，想起他们为探究科普学理论和为撰著《科普学》一书所做的不懈努力。法国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伏尔泰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以我对周孟璞等《科普学》作者们多年的了解，我以为，他们就是一群具有“始终不渝的精神”的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加入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后不久，就听说协会主席周孟璞先生是一位著名科普作家、科普理论家和科普活动家，曾经在1979年担任成都市科协党组书记期间，与科普作家、四川省科协学术部部长曾启治合写过一篇题为《科普学初探》的科普理论文章，首次提出了“科普学”这一学科名称。我还听说，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他们又作了题为“必须加强科普学研究”的联合发言，受到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学森先生的关注。会后，钱老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小会议室里约见了他们，与他们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对“科普是一门学问”的见解表示赞同，对“科普学”的研究表示支持。为了开展“科普学”的理论研究，钱老此后还曾与周孟璞先生有过九次接触，并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在四川科普作家的一次聚会上，周孟璞先生谈起钱老对科普学研究的关心与支持时，深有感触地说：钱老力主建立“科普学”独立的学科体系，不赞成把“科普学”纳入“科协学”的动议。他在1987年7月22日写给周孟璞先生的信中说：“近日中国科协在京召开‘中国科协学研讨班’，有同志提出科普学也是中国科协学的组成部分。我看不见得，中国科协学是实用学问，是说明中国科协的工作的，而科普学层次较高，与科学学同一层次，都是中国科协学的理论根据。”后来，钱老还在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科教电影创作座谈会上说：“前几年，四川有一位多年热心搞科普的周孟璞同志，他提出要搞科普学——科普的科学。那是1989年。我说你这题行不行？太高了吧！他专门写了文章讲这个道理，我觉得他道理还是对的，要研究这门学问。”正是因为有钱老的关心与支持，“科普学研究小组”才得以在成都成立，科普学的研究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探寻科普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充满着艰难曲折，其间经历了科普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曾启治先生的不幸去世，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困扰……但是周孟璞等科普作家却不乏“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与勇气，依然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就拿现已九十高龄的周孟璞先生来说吧，他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潜心于科普学的理论研究，精神抖擞，笔耕不辍，写下了《关于科普的定义》《科普的三个基本元素》《科普概论》《科普创作是科普的基础》等诸多科普学论文。2004年，周孟璞、松鹰、林绍韩、方守默、贾英杰五位科普作家的科普学理论研究工作告一段落，随即以“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的精神与态度，迅速转入编撰成书的工作。又经过他们三年多的辛勤笔耕，《科普学》一书终于脱稿了。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而《科普学》这把“剑”则“磨”了三个“十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长张景中先生在《科普学》的序中说得好：“承认科普是一门学问并不难，难的是把这门学问的来龙去脉、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说个道理出来。这件事情，大家探讨了三十来年，也有不少好的见解，但一直没有一本系统地论述科普理论的著作问世。如今，孟璞先生和松鹰先生的《科普学》的问世，可说是我国科普理论研究领域中被期待已久的填补空白的进展。”我寻思，《科普学》得来不易，能够“填补空白”更不易。其重要价值及其创新性，大概就在于此吧！
作者们说，《科普学》所以能够得以高质量地出版，进而受到读者和科普界的广泛好评，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功不可没。可作为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我们却打心眼里认为，功劳主要应当记在作者们的名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建构科普学的理论体系殚精竭虑，为撰著《科普学》一书呕心沥血。他们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科普研究的最新成果，把科普工作中特别是《科普法》颁布后的许多认识和实际问题提升到理论、规律、方法的高度进行探索、研究和阐释，继而在前人和他们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科普史、科普的定义和内涵、科普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科普学相继研究的进展及成果、科普学的学科地位、科普学三大定律、科普的功能、科普的途径与平台、科普创作与科普创作评论、科普系统质量管理及科普质量评估、科普的保障体系和营运机制等为架构的科普学理论体系。其所论述的科普现象、科普规律、科普方法、科普手段、科普队伍、科普经验等具有可重复性、再现性和可比性。换言之，它切合科普工作的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科普理论作如此科学化、系统化、条理化的总结与论述。无怪乎张景中院士说，《科普学》的作者们“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现出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普学专著”，“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值此《科普学》问世五年之际，我们不能不倍加思念为创立科普学理论体系作过铺垫与奉献的人们，特别是一贯倡导、关心、支持科普学研究的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但愿这本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首席顾问章道义称为“内容相当丰富、结构比较完整、论述得也有根有据、很有见地与分量”，“能为科普界认可”的科普理论著作——《科普学》的问世与传播，可以告慰钱学森先生的在天之灵。
（原载《科技与出版》2012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