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说，从产院把你抱回家的时候，我已经把家装饰得五颜六色了。从当年保留下来的照片看上去，确实带有些开舞会的狂欢的味道。家里的天花板上、墙壁上、窗子旁挂满了式样不一颜色各异的拉花和气球；柜子上彩色的图片闪闪发亮；连桌子上都摆满了蜡烛，在我的眼前跳动着火光。对于一个初入人世的婴儿而言，这样的画面并没有印在脑海中。
我的到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狂欢般的喜悦，却无意中添置了诸多不便和困扰。比如我似乎一刻不停地放声大哭，直到嗓子哑掉或是累得睡着；比如我对食物的过分热切，导致全家人不得不在喂我进食的时候一片慌乱，压制住我随时爆发的小宇宙；比如我因为贪吃造成的肠胃问题让我成为医院的常客……我一直疑心自己纯粹是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才折腾得不亦乐乎，可是父母一直觉得他们竭尽所能也没法让我满意成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愧疚。
后来父亲还特意买来一本上海服饰和发型设计的书，满书尽是彩图，拿到我面前晃来晃去，说是能锻炼我对色彩和形状的感受力和眼神的反应能力。据说，他最爱的“游戏”就是拿什么东西在我的眼前作摆动状，看我眼神是不是跟着移动，移动得是否迅速。他为自己能够发现这样一种方法而洋洋自得，我却一直怀疑自己曾经严重的晕车是不是与之相关。
待我稍长，父亲开始陆续往家里搬些充满彩图的书。记忆最深刻的是方块状的儿童故事集还有四本一套的《365夜》。父亲一闲下来，就随手拿一本读给我听，甚至在他不确定我能不能懂之前就保持读故事的习惯了。他甚至不去上班只为了给我读故事，一半是因为我始终纠缠不休，急于知晓所有的故事情节；一半还是他对我能够与众不同的期许。我在父亲的读故事的沙哑的嗓音中入睡，醒来后继续央求下一个故事的开始。虽然父亲一直以来都是极有耐心的“说书人”，但儿童的欲求总是难以满足的，有时也不免让他厌烦。他常说起在他一次次被央求讲同一个故事之后，他索性把书丢到地上意图罢工。结果我又屁颠屁颠地捡回来，继续央求，让他无可奈何。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父亲不得不用磁带录下他的声音，再买些鞠萍姐姐讲故事的磁带放在床边。我抱着那台黑色的收音机，伴着父亲因为沙哑而极富磁性的嗓音，还有鞠萍姐姐温婉柔美的声音，度过了并不那么孤单的童年。
听故事的时候，我往往会变得超乎平常的感性，当我听到一只想要去太空的小兔子千辛万苦乘坐着自制的宇宙飞船完成“起飞”之后，却没能成功，飞船重新落回到地球上；当她打开舱门，因为自以为到了太空而感到十分兴奋的时候，我却伤感得差点流泪。世界上最让人悲伤的事情不是失败本身带来的沮丧，而是在失败之后自以为成功而产生的愉悦感，这无疑是双重的悲剧。当我听到哪吒杀死了龙王三太子之后抽了龙筋，看见图画书上布满鲜血的时候，心底悲伤漫溢。那时在我看来，童话书里的杀人虽然可以勉强理解，但杀人之后复仇般的残忍报复是让人惧惮的。那年我三岁半，或许已经对善恶罪罚产生了某种直觉。当我读到一只炫耀自己游泳游得好的鲤鱼不小心撞到了障碍物而头顶留下了难看的伤疤的时候，我对那些画在红色鱼头上的印记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厌恶感，并因此而信奉骄傲和炫耀都是会让人留下疤痕的东西。当我读到两只老鼠一天夜里到瓶中偷油吃，最后撑得没办法出来，死在瓶中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有时也是一只活在瓶中的小老鼠，不免想一想贪得无厌的后果……
两年之中，我听了和读了太多的故事。这些原本毫无关联的故事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聚合分散，相互碰撞摩擦、不断相互吸收、汇集、升华，隐隐约约形成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初想法。
无论是童话里美丽的公主和善良的王子，还是内心邪恶的巫婆；无论是那些因为某种性格缺陷而让自己陷入窘迫的角色，还是诸多给我的童年带来过无尽美好的向往的情节，都丰富着我身体里的情绪，甚至在十几年之后在体内迸发，构成我想象和写作的关键性结点。它们可能不会直接出现在我的文字里，不会被扩充为大段的故事，也不会被直观地感觉。但是它们的存在无意间潜入我童年的梦境，也让我写下的故事里带有些润滑的意味，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东西。
除了听人讲故事，父母也鼓励我自己讲故事。可惜当时我的口齿实在不甚伶俐，思维也算不上敏捷。除了一天到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之外，讲故事确实不是我的特长。从我和仅仅比我大几个月的姐姐吵嘴一次次失败的经历上看，我确信自己不善言辞，于是干脆放弃了口头表达的意愿，转而使用图画和文字。
比起言语本身，两者都是极佳的伴侣，它们给予我足够的时间构思和组织内心的想法，也让灵感迸发的本身成为一件纪念品。大概母亲怀我时辛苦作画的往事如同沉香屑一般沉积在我的体内，我开始逐渐对绘画和写字产生了几近狂热的兴趣。
那时父亲经常把写文件剩下来的稿纸拿回家，我就攥着钢笔在每一个小方格上模仿父亲的笔迹写“文件”，其实没人知道我在写些什么，包括我自己。我依旧清楚地记得一晚，我完成了一页纸的“文章”之后兴奋地拿给爸妈看。他们借着昏黄的电灯竟然一字一句地读起来！还称赞我写得真像那么一回事儿。
那一年我不到四岁，可那种因为写字而受到表扬的愉悦感至今难忘。他们从不吝惜在当时还很珍贵的稿纸，也不苛责我浪费了笔墨做些毫无用处的事情。从此每次我写完什么东西都会兴冲冲地拿给他们看。
从根本称不上是文字的一页页稿纸，到小学时练字的田字格本子、初中时为了应付周记作业写下的小感想，再到一篇篇凝练了思想的长文章，最后到一本书。他们都是我忠实的读者，虽然他们从不否认我的文章越来越难懂，有时也会枯燥乏味，可是他们年年如一日一般阅读我制造出来的东西，乐此不疲。直到我两年前将过去十几年内写的文章集结整理，出版了第一本个人文集；直到我去年留学英国后再度出版了第二本22万字的个人随笔，我的爸妈一直都是它们最忠实的读者。他们甚至主动承担了修改出版过程中出现的错别字的任务，查着字典从老家打电话到杭州敲定每一个有疑点的字。虽然这曾让我有些不耐烦，但而今想来，还是由衷感谢他们对我的文字付出的关注和尊重。
这让我坚定了继续写作的念头，一半是内心情感的迫切需要，一半是父母日日不渝的阅读。
记得我还不能自己下楼梯的时候，父亲就在老家走廊的墙壁中间，那扇墨绿色的铁门上用指甲写下一个个字形相像的汉字让我来认。那扇小铁门上淤积了一些粉刷墙壁时遗留下来的白色油漆，加上深绿色的背景，成了天然的“黑板”。每天早上父亲带我出门的时候，都会指着前一天写下的汉字让我区分。比如“由”、“甲”、“申”；或是“左”、“右”。说实话，那时我并不明白区分它们的意义，也时常因为自己根本区分不开而懊恼不堪。不过碍于父亲不辞劳苦地一次次让我来认，只能十分勉强地配合。
时至今日，那些父亲用指甲刻下的汉字仍然留在老家的那扇墨绿色铁门上。每次去那里串门的时候经过那里，我都会回忆起童年时因为认字焦躁难安的心情，也想起父亲满怀期待的移来移去的粗粗的手指。
其实在此之前，大约二十几个月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买来大量带有图片的认字卡片。据说我当时能准确地从几百张卡片中找到他们说出的汉字，毫不费力。于是找卡片便逐渐成为家人训练我的一个项目，也成了家里逢年过节的一个保留节目。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绥化的一间平房里，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用要来的粉笔写下不同的字让我在上面踩来踩去。由于家里亲戚多，监督我踩字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因为那时我不仅口齿不清，四肢也不协调，站也站不稳，他们就乐滋滋地看着我十分费力地朝着一个字走过去，接着一抬脚就坐在地上。对于踩字的事，我是一点也没有记忆了。我只依稀记得自己翻找过的一些卡片的样子，记得那时母亲的单位后面有一个大大的院子，种满了茄子、黄瓜和各色的小花。
长到快四岁，父母工作忙起来，就把我送到同院的一个保姆家。每天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母亲特意叮嘱被我称作“奶奶”的保姆要她多教我些儿歌和唐诗。因为奶奶不大知道方法，所以背儿歌和唐诗成了不那么愉快的事儿，虽然还算擅长。
张爱玲的《天才梦》里写她小时候站在满清遗老面前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候，那老人老泪纵横的样子。当我站在外公面前，一字一句地背诵“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分明闪着泪光。外公虽然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却对知识的正误有着近乎苛刻的严谨。他甘愿花上半年的功夫确认一个字的来历，不允许我在他面前轻率地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对任何和知识常识有关的事情都一丝不苟。我刚刚上学时写的作文里的每一个标点符号和笔画都经过他严格的检查。如果有任何错误，他都会直言不讳；在纠正我写的文字和文章中的错误的时候，从不微笑，神情严肃得吓人，全然不顾及我当时还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
我出版第一本文集的时候，他已经年近八旬，还每天用铅笔在我的书页上划圆圈，标明我应当注意的细节。除了外公，我的母亲对我的要求也极高。她为我买来几本厚厚的词典，包括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成语词典、近义词反义词词典、诗词韵脚词典等等，摆在我的书桌旁。那时候我刚刚上学，还不大会用词典。直到我渐渐将作文里的拼音用橡皮擦去，改成汉字，才领会到查字典的妙处。
母亲读我写的作文的时候，经常向我敲定一些我不确定的字的写法。我至今还能想起她用手指敲着那些字，郑重其事地说：可得弄准了啊！仿佛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样，让人心生畏惧。开始是母亲教会我查字典，她在字典的侧页上标明26个声母的位置，便于我查找。如今母亲在读我写的书的时候，照例用词典标出她不认识的字。我不知道她弄明白那些生僻字读什么的意义何在，可是她乐在其中。
快上小学的时候，母亲为家里添置了一块小黑板。每天规定了上课科目的顺序，比如上午学语文、下午学数学。母亲当时还为了生计在家里开了一个美术班，教一些初中的孩子学画画，每节课五块钱。招生完成之后，父亲用长格尺绘制了一个出勤表，每天上课之前，母亲会在那张表上用红笔标出谁没有出勤。没有出勤的孩子的学费在月末的时候归还。
从我初中和高中参加各类课外补习的经历来看，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有的孩子不过是拿了父母的钱出去玩一天，错过了上课，母亲也照例在月底把月初上交的学费交还。我还记得招生前的那晚母亲和父亲趴在地板上亲手为招生画海报。每一张海报都不同，其中的一张让我印象极深，是一个穿着格子衫的小孩子仰望着璀璨的星空，似乎在畅想，脸上洋溢着幸福。海报上的艺术字都是爸妈合作完成的，将不同的字体搭配起来，远远看上去漂亮极了。
后来我才知道，30年前，父亲和母亲的第一次相遇就是这样，握着油画笔涂在同一张画纸上。那时正值上山下乡，他们在青年点一起画毛主席像和宣传画。虽然两人年龄相仿，但当年父亲画得比母亲好，算是母亲的老师了。两个人每天在一起画画，一画就是几个月。惊讶的是，两人并未暗生情愫，甚至连彼此交流都极少。两年后，两人又阴差阳错地相逢，之后一生结缘。
母亲时常和我感慨那个单纯的年代，两个人因为某种机缘在一处，无论做什么，心思都是纯净的，不染腌臜的灰尘，也不奢求热烈的言语和长久的寄托。一旦选择在一起，就是坚定的、不渝的。
我也曾听一个老人说，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婚姻长久，如今的爱情都如掠影般飘萍，因为那时东西坏了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修好，而不是丢掉。他们没有丢掉的念头，因为丢掉的东西上凝注了他们年轻时代青涩而单纯的念想，对爱情、对婚姻、对未来。他们未必过得如我们一样衣食无忧、心安理得却体会不到幸福。但我暗暗觉得，在那一代人看来，饥饿也好、贫穷也好、各种不如意的境遇甚至无形之中长久的压抑感也好，都构成了他们朴实淡定的个性。
他们不是没有过抱怨和绝望，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把这种怨气变为生活中的放荡和堕落。无论多苦，对未来始终怀有希望，这是母亲告诉我的。
在最艰难的时期，她亲眼目睹了一个生命从楼顶坠落。当她站在喧嚣而惊慌的人群中，逆着阳光看见那人在楼上不安地踱步，准备一跃而下的时候，她甚至开始产生他意欲起飞的幻觉。现实如此残忍，他并没有起飞，而是如同那个时期千千万万个孤绝而绝望的人一样，从生命的顶端难以遏制地坠落，颠覆了从前或许无数次欲求英雄般死亡的幻想。
苏珊·桑塔格曾在病魔缠身之时在她的日记里写：“在忧伤之谷，展开双翼。”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反复闪现的，却是母亲眼中那个甘愿选择自由坠落的生命。他们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是他们的生命已经到无法承担那些选择。从母亲的口中，我得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命如草芥般存活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