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们在最好的年纪从城里的学校被送到乡下时望见满目黄土、鲜有人迹时曾带给她的长久的失落。当母亲和几十名同学胸口挂着大红花，在欢呼和流泪的人群簇拥下驶向那片荒野的时候，她说她头脑里一片空白。
当她颠簸了几个小时，从卡车中走下来，抬头望见那片扬起灰尘的寥落的黄土地时，她的心从曾经抱以期许的峰顶垂直跌入谷底。虽然从前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留恋，但眼下生存的窘迫在她原本充满期待的花样年华里枯萎、凋零。
母亲擅长绘画、跳舞、唱歌，但她并不是矫情的文艺青年，她明白自己的处境容不下文艺；她身体瘦弱，当然也不能算作扛起农具奔向田野努力耕耘的好手。她只是走投无路之后勉强乐观的棋手，棋盘上的格局已定，她所能做的只是试着逆转。母亲最后成功了，不是因为她棋艺多好，而是她终于跟随活过来的人走过了那个年代。奇怪的是，她依旧时常回忆起那盘她无路可走勉强维持的棋局，说那并不算太坏。
而今当她在电视上看见各类相亲节目如火如荼的时候，虽然对那些牵手离开的情侣心生祝福，但她总说那算不上爱情。爱情应当是一种怜惜，对彼此处境和独特个性的怜爱，和相貌无关，和地位无关，和金钱无关。母亲并不相信那些一见钟情就马上牵手离开的人脸上洋溢的笑容，虽然她并不否认世界上有一见钟情的可能，她也不是个容易愤慨的人。那些笑容是绽放在众人面前的，未尝不是一种骄傲的虚荣。
母亲还说，对人的了解要把眼光放长远，几年、十几年都未必看得清一个人，何况是在炫目舞台之上抹上浓妆对着一群陌生人说言不由衷的话？母亲是否对人性抱有悲观态度，我不得而知。她天生的敏感让她长久以来不得不在坚韧和克制当中接受生活本身的诸种不易，并试着强作笑颜。她在我现在的年纪就已经学会从选择之中隐匿自我，接受那些不能推脱的命运安排。对于我如今安安稳稳读书的生活，她时常表现出极强的羡慕。在我接到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之后，她在欢喜之余轻声感叹着当年她报考大学时面临的种种艰难。
她回忆说，她坐在破旧不堪的大礼堂中，等待着宣读绥化市艺术类高考文化课考试录取的名单。那一年全市仅录取11人，之后还有激烈的艺术专业类考试。母亲坐在人群中等待，一边等一边暗自数着人数。念到第10个人的时候还没出现她的名字，她开始无法控制地发抖。那意味着她苦读三个月所付出的辛苦彻底泡汤，也意味着她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去，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生活，拼劲体力在黄土之上劳作还必须忍受饥饿带来的眩晕，忍受有可能二十几岁之后的全部人生都就此没落的悲哀。出乎意料地，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无法想象母亲当时的狂喜，她的表情、她的心境。后来她顺理成章地做了一名美术教师。
那晚，她和父亲两人跪在地板上画着招生海报。那一张张海报色泽鲜艳、很漂亮，还有他们不得不晚上打着手电筒，偷偷摸摸地用浆糊把海报贴在大院的深红色墙壁上。这是六岁的我所能理解的全部。
那时候私自办班是危险的，可能会被所在单位开除，生活没有着落。我的父亲和母亲冒着这样的危险，画那些极其漂亮的海报。还会在海报贴出去之后的晚饭时分讨论说，哪里哪里的海报又被清扫工人撕去了，为了维护街道整洁。我默默无语地吃饭，心里却无比惋惜：那么美的画和字，怎么有人忍心挥手撕去呢？
时隔十几年之后，当我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看见那些难看的小广告和办证的黑色字迹随意地涂抹在街角的墙壁上，很快上面就又覆盖上一层更加不美观的灰白色油漆。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父母画的那些美丽的海报。
有时人们懒得分辨美丑，或者没能力分辨美丑，甚至在来不及加以区分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先将它们肆意毁掉，通通掩埋。那些美的东西被当作丑的东西加以批判、诋毁和谩骂。人们假定同类的事物都是丑的，于是就妄下结论。美的东西因此而丧失了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不自觉向着丑的方向挪步，最终和丑的东西一起走向了让人膜拜的圣坛。长此以往，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都构不成日后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它们被迫从人的记忆中被移除，像墙头的涂鸦一般被任意涂抹，徒留下灰白色的尴尬印记。人们仿佛不记得了，难道大家真的不记得了么？
总之，我父母辛辛苦苦画的海报一次次被毁掉。无须思考，他们早已被告知和教会。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遵照执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开始父亲埋怨起那些清洁工，而母亲说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沉默无语地坐在饭桌前，六岁的我开始胡思乱想：哪怕以后就是无家可归地流浪，也不要随意撕毁那些美好的东西，为了保全自己。母亲常回忆说，我长到四岁之后经常独自一个人沉默着，极少开口说话，羞于和人聊天。她甚至担心我得了抑郁症。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印象都不深刻，唯独对一个后转学到我们班的面容清秀、孤僻少言的女孩很感兴趣。我记不清她的名字了，但她姣好的容貌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她时常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一件雪白的薄衬衫，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放学时分，我们围坐在一起等着家长来接我们回家。她双手合十，低着头，闭上她那双可爱的大眼睛，口中念念有词。
我在一旁看了她许久，等她睁开眼睛，我讷讷地问：你刚刚在做什么呢？她一脸虔敬地说：我在向我的小星球祈祷，让爸爸快来接我回家。
那时我听老师说她的母亲不久前过世了，留下她和爸爸，不由得心生怜惜。她长得那么美，我却舍不得开口和她讲一句话，似乎说话本身对她而言是一种打扰。我经常坐在她身边，就那么默默地坐着，仿佛是在陪着她。虽然之后我们没有成为很好的朋友，她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永远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不时低头祈祷。渐渐地，我开始模仿她的样子说出自己想说的话，那些大人听不懂或者不屑于听的话，我开始相信世间有一种人力无法控制的神力，无声地保佑着我们。
母亲的海报被毁掉了，好在招生很顺利。一些爱好画画的年长我几岁的初中生每个周末来我家里，对着母亲买来的石膏像和在投影灯下的静物画。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个个神情专注，有时候也会活泼地聊天。我也在他们当中，搬着小板凳，拿着自己的画板和纸笔对着石膏像画荷马、小卫、罗马青年和阿古里巴。听母亲在小黑板前讲透视原理、近大远小和光影处理，讲色彩的搭配和构图的设计。我对选择铅笔的不同型号有着极大的热情，喜欢用2B和HB的铅笔，不喜欢H的。还喜欢把画素描的可塑橡皮当做橡皮泥捏来捏去。
最难得的还是那群仅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姐姐们的陪伴。
他们每周末一早都会背着画夹带着画笔来我家，上完课已接近中午，他们会陪我下跳棋、陪我画儿童画，或者仅仅是东拉西扯。有时候母亲会留他们在家中吃午饭。我还记得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有时候母亲会安排一堂写生课，带他们去公园写生。那时候进入公园需要买门票，一块钱一个人，母亲帮忙负担了二十几个人的门票钱，在当时还是个不小的数目。
母亲做美术老师二十多年，那群时常来我家学画画的孩子有的考入了专业美术院校，有的留学英国深造，有的则在二十年之后和母亲一样成为一名美术老师。她从未和我说起过自己多么热爱这个工作，也没觉得她对绘画本身多么痴迷，或许选择这条路过一辈子原本只是为了躲避开那段命运安排给她的东西。可是她为她的学生做的事情，一件件都被我看在眼里。
那一件件小事，或许今天的很多老师都做不到，或许，这不关乎个人道德，只是世道略有不同而已。尽管当时家中并不富裕，母亲没有把挣钱本身当做一件必需品，也不在乎一时一地的得失。
后来我意外生了一场病，必须要住院观察。母亲在收到诊断结果的那天晚上，阴沉着脸给她的学生们逐个打电话通知，美术班无奈解散。那天房间没开灯，窗外晚霞漫天，气氛惨淡。
我一个人靠在沙发上，听见父亲在厨房炒菜时的木铲碰撞着锅沿，母亲在每个电话的间隙叹着气，突然觉得悲苦。
当晚我被送到一家离家很远的医院，在那里度过三十几天不用上幼儿园的“好日子”。说实话，生病本身并不让人觉得怎样难受，大概是那时太小，还不懂得病痛的滋味。记忆里每天都是晴天，冬雪覆盖了病床一侧的窗外寥寥的树枝。那间病房里，我年纪最小。最引以为豪的，除了每天挂吊瓶打针时不会哭，还有每次病友的家属前来探望时冲着我说，呦，年纪怎么这么小！这么懂事！我酷爱医院食堂做的糖三角，一种三角形包着浓浓的红糖的面食。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用父亲买来的圆珠笔在田字方格本上照着当天的报纸抄抄写写。
我天生是左撇子，针扎在右手，左手空出来写字。没有桌子，就盘腿坐在床上，垫着书写字。母亲一直怀疑我为什么一直乐此不疲地写，她还问过我，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对写字和读书的热爱对我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戒除不了，唯有享受。
出院那天，白雪映照着明媚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大哥特地从老家赶来接我。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我仍旧对那张床、病房里的病友和那个每天给我打针的温柔可人的护士充满怀念。所有在那间病房里经受的东西，不知不觉之间融入我的血液，让我在很小的年纪里学会独处，享受寂寞。
回到家后，靠在墙上的小黑板再一次陪我度过了上学前的短暂时光。母亲和父亲轮流给我讲课，教我认更多的字、算数学题。那时我对数学兴趣不大，显得很笨拙。上学之前从1数到100都很困难，更别说计算10以上的加减法了。直到12岁，我开始学习珠算和心算。无论寒暑，都必须像坐在钢琴前练习一样坐在桌前对着数字做大量的练习，无非是想用勤奋弥补曾经的笨拙，没想到慢慢变得擅长。可是数学思维毕竟不是大量练习就能解决的，尽管那时我开始在珠心算方面崭露头角，但对数学本身却知之甚少。
除了上课和画画之外，上学前的娱乐活动就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们奔跑玩耍，或是在离家很近的一家小书店里读书。我时常挤在一群大人中间，蹲在地上，一看就是整整一下午，直到打烊。
幼儿园毕业那天，小朋友们都围在老师旁边恋恋不舍；我站在一旁，如释重负。似乎是终于从不被人理解的状态中得以摆脱一样。遗憾的是，这种解脱并没有如期到来。它究竟到来了没有，抑或是依旧在等待之中？
而今想来，所谓的早教，真正带给我的，并不一定是早教广告上宣扬的智力开发的魔力。而是在最寂寞无助的幼儿年代，父母在你身边长久的陪伴。他们帮助我，在童年的忧伤之谷，试着展开稚嫩的双翼。
2013年3月23日星期六
于莲花咖啡，杭州
酒
当知晓自己需要承受的东西之后，就无需依靠外界的给予自我安慰了。亦如当你欣然接受了一件事情本身，就不再执著于找寻一样。或者如曾经执念之物而今已然毫无痕迹，冰雪消融一样。总之是心甘情愿地置身孤岛，没人能够逃离。
因为整个世界已经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三岁开始尝酒，起初是爷爷用筷子头沾着二锅头塞到我嘴里，然后看着我挤眉弄眼的样子哈哈大笑。这个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我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对奶奶的印象也十分模糊。这是邻居家看我的“保姆”。在我第一次被送来的时候把断了腿的老花镜给我玩儿，结果被掰断了另一只镜子腿。他们待我宽厚，极少骂我。
爷爷家一口老钟，开始我一直以为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我曾经试图打开它，但是屡次被喝止。喝止的是我的奶奶，也不是亲奶奶，她那年大约五六十岁，喜欢扇着蒲扇让我站在她面前背诗。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功课，但是一向十分擅长。只有一次中途忘记了，面壁站了一会儿，就被爷爷带出去遛弯儿了。
爷爷宠我，胜过他自己的孙女。小时候贪吃似虎，身形却一直不大。爷爷就拿来所有食物犒劳我。
冬天阳台上存的冻梨曾经一度让我着迷，深紫色的梨冰凉可口，冬天的时候放在嘴里满嘴的冰碴。爷爷时常拿给我吃，结果因为吃得太多住进了儿童医院。那时候大约是四岁的样子，可是我至今都记得儿童医院白色的床单和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姐姐们。小时候体弱多病，是医院的常客，不过始终没看透生死，大约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将生病与死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吧。每次被一群大人们围在中间像动物一样稀奇地看着这么小的孩子也住医院的时候，我就淡定得如同自己是局外人一样，右手扎着针管，左手练着字。从来不喜欢讲话，只是有一次因为送饭的人没来，饿得不行才哭起来。悔之晚矣。
父亲说你别哭，哭多难看。因此一直以为哭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于是从不在外人面前流泪。可惜这一个规矩在懂事之后逐渐打破，眼泪总是要还的。长大后时常情绪用事或许与之相关，也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