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需要绚丽多彩，需要一些引领潮流的东西提起人们生活品质的兴趣。但是，总不该是因为这些额外的装饰而忽略了内容的充实。每当我看见一位衣着华丽外表光鲜的人言语不逊，甚至是举止粗野的时候，我为那些依旧认为这是美的人感到惋惜。
小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影响。
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级的一节音乐公开课，我忘记带音乐书和口琴了。恰好那天我戴着一个很漂亮的发卡上学。结果被年轻的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成是“臭美”，“不知廉耻”。当时我哭得很厉害，小小的自尊心受伤了。后来由于停电，这堂公开课没上成。可是我却始终记得老师骂我时的愤怒的表情。那时候年纪小，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老师突然之间这么“恨”我。我以为只是因为那个漂亮发卡的缘故，所以亲手折断了那个很喜欢的发卡。
在接下来的学生时代，追求外表的标新立异始终是不被允许的。我们被要求穿同样的制服上学，不允许戴除了黑色之外的头饰，不许留超过肩膀的长发。小学的时候，要用一样的本子，甚至本皮全部要是白色的，坐姿都一样……这样的要求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很少有人有心情去反抗。很多年之后，才开始思考：到底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和合理的解读证明，这样的管理是最好的——不是最高效的，而是最有利于我们身心发展的。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躲避标新立异的东西，而去追求近似和相同？什么时候开始明白环境是不允许你出众和展现自我的？以我个人来看，是从我们被这样要求开始。
回答一样的答案、写一样作文、一样的思维模式、一样的言行举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太过注重形式了，太希望一个看起来很引人注目的外表了？这个时候，当你看见一个贫瘠的山村路边竖立的光亮的标牌和宣传标语的时候，你还会惊讶么？
似乎最安全的事情莫过于表现得普通。人不应该期求通过外表的美赢得别人的好感。我甚至开始厌烦那些因为外表而忽视思想的人。其实，这些让我在追求外表的美和时尚方面，变得固执和保守。
现在来看，是不好的。
徐迟先生说得好：“做什么要装模作样，化为一只枯叶蝶最后也还是被售。”做什么要伪装内心，化作一面“冷墙”横亘在人们之间，最终还不是一样承受着冷漠的人情。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渐渐知道了那些你无法言明和简单判断的“关系”。有一些确实是你无法逾越的。无法抗争，只能忍受。因为情谊在中国，就是这层层叠叠网罗一样的关系，假如你剪断它们，一个特属于中国风土人情的社会体系就会轰然崩塌，最终剩下什么，就难以预料了。
为什么我们追求艺术、追求美的东西。在一个侧面，是因为它们的纯粹，它们的干净。有时候你欣赏一幅画、听一段音乐或是亲手创作一件艺术作品，你会觉得你的身心都沉浸在一种曼妙忘我的状态中，会一下子从一个普遍存在的评价体系中脱身，不在乎那些潜藏在生活中让你疲劳不已的规则和约束。其实在你欣赏艺术的时候，其实是在找回你自己。
我在去北京798艺术中心的时候，在一家商店里，看见一个卖着商品的男孩在一张自己揉皱了的纸上用铅笔涂抹着。他很专注，也不在乎周围来往的人群，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卖东西的使命。在发觉我盯着他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地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盖起来，笑着说就是随便画画。我和他聊起来，他说是大学学设计的学生，假期来这里给师傅打工。
当时很是感动。因为从他专注作画的神情中，我读到了一种信念。
我们这个世界始终是存在一些评判是顽固的，全看你如何超越它。或者是侵略性地冲击这样的观念，或者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保持平静的内心。两者都是需要勇气的。
我不止一次地问专业学美术的母亲，当初为什么没有让我坚持学画。四五岁起，我随母亲开始动笔学画，并曾经立志要做一名画家。母亲说，她自己是学美术的，她知道走这条路有多难。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学艺术的路没有其他更加“世俗”的路走得宽广和通畅。
可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去欣赏艺术，感知其中的美和永恒的东西。
这个世界的太多的东西都存在着伪装，包括人、事和真理。有的伪装是善意的、必须的，它很好地掩盖了食物本来的或狰狞或扭曲的模样，展现给人们美的一面。有的伪装则是我们需要去除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看得清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才不会误解很多既定的观念。质疑的价值在这个时候就得以体现了。
大学里，一位历史系的老师曾经同我语重心长地说，学历史，就是要从古人的兴衰成败中悟到现实生存环境中的道理。学历史，尤其需要一种质疑的态度。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史料记载竟然有时候时迥异的。这个时候比较是最好的方法，通过比照和自己既有的判断力，形成一个相对接近真相的体系。我们在这样的评价和判断过程中，就学会了成长。
这一番话让我受益颇多。
因为终于有人告诫我，不要仅仅去看一方面的观点，轻而易举地被一种观点左右自己的思想。我时常揣度这番话，发现我们常常生活在自认为正确的谎言里。我于是想起一位哲学老师在课堂上说，假如我们都在一艘巨轮上，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这艘巨轮马上沉没，可是船上的其他人都没有发觉，你会告诉他们么？他们会希望你告诉他们么？
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坚守自己的理想的。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曾于1992年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名为《何谓欧洲知识分子》的演讲，他说：“知识分子就是在乌托邦里为自己留出一条出路的忧郁症患者，知识分子对世界不满，深感痛苦，由此滋生出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可以为他们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同时还具有驱散忧郁的功能。忧郁症和乌托邦是两个极端，欧洲知识分子的伟大和不幸就在于他们处于这两者之间。”我想，这同我的那位哲学老师所提出的假设是相契合的。
那些能够去除伪装的干扰，能够不服从于任何外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约束的人，那些不为了任何一个群体而保持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人，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就是时代和社会的反叛者。蒋勋先生的《孤独六讲》中，借《水浒传》中朝廷对好汉的招安表达对社会反叛者的评价：“反叛者也不应该是被当政者所赞扬，或者说‘收买’、‘收编’的。”“有的社会对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为‘你’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当一个社会的舆论都倒向一面的时候，能够站在真理和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自我地思维的人，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良知。敢于将这些思索开放给公众，引发更大范围内的讨论，敢于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说出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可贵。
从前我看事情，极容易就陷入一个极端中去。因为从小受到的传统的教育就是“非黑即白”的。我们称赞英雄，就忽略了他的缺点，甚至是刻意掩盖其性格上的缺陷。如果批判谁，很容易就抹杀了他全部的功劳。可是，当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有的杀人犯在家中侍奉自己的老父老母虔诚恭敬的神态，发现我们曾经弘扬的英雄也会犯很多错误的时候，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怀疑社会。
而且我们在对待或者评判他人的时候，应该将人和他所持有的观点力求客观地分隔开。比如，在我们批判一个人的观点的时候，不应该直接否认他作为人本身的价值；同样，在称赞他的观点的时候也不应该一同抬高这个人本身的人格。反过来亦然。我很羡慕20世纪初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大学的课堂上为了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下了课之后还是很好的朋友。可是，现在的大学课堂上，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因为学问和思想分歧的缘故争论的场面，于是也没有太多的头脑风暴一样的思维火花的迸发，少了很多做学问的虔诚。并不是说一定要争论才好，但是我们往往将人和他的观点联系得太紧密了，太容易混淆是非了。
之前的一位讲文学批评的老师曾经很严肃地告诫我们，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包括古典诗词，一定要将这些作品同作者分隔开来。研究作品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对其作者的理解，研究作者的生活环境也对其作品有一定影响，但是一定不能将对作品和人的判断混淆。直到现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没有很深入，我想我会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体会，慢慢琢磨。
这个社会越来越宽容和理解，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特征也越来越显著。从我父母那个年代的观点看来，有很多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在那个年代是不可以被理解和宽恕的。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在飞速的变动中发展，也在变动中失掉了对对很多东西的珍惜和坚持。
身边也有一些人频繁地换着恋人，追求时尚奢侈的生活方式，盲目地推崇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虽然从来都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便他人评说和干预的。每一种生活方式的背后都有一段渊源在，也不可贸然地批评或赞扬。但是，还是觉得，在一个过度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的电视节目那里，在一个推崇金钱和权力的媒体主流价值观那里，已经不太多见对于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专一和坚守了。
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对于它的具体内容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其中有一句话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句话说：“她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她有信仰。”这个社会到底该信什么？我们到底该信谁？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曾经同你亲密无间的恋人突然牵住了别人的手；发现那些曾经你最最信赖的朋友为了一些利益的东西背叛了你；发现以前信以为真的事情竟然是假的或者不存在的；发觉那些你曾经觉得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一点点都在改变着……而社会舆论里透露的却是对这样改变的默许。
你该相信谁？该信仰什么？
或许，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会帮助我们在枯燥的日子里坚持年轻时的梦想，在遭人误解或者是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保守一点理想，即便是你的世界崩塌了一切可以依赖的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有一种叫信仰的圣物支撑着你的精神，让你心中还留有哪怕一点的光亮。
这个世界总是有光亮的。即便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黑暗了，那么你有可能就是那根依旧发着光的蜡烛。
对于我而言，我信仰爱，信仰生活。
2007年1月
（原名《由枯叶蝴蝶引发的联想》，选自《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