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有选择，
但我毫无怨言。
我原本可能成为
不是那么离群的事物，
蚁群、鱼群、嗡嗡作响的蜂群的一分子
被风吹乱的风景的一小部分。
——辛波斯卡《在众生中》
快餐时代的精神返祖与城市怀旧——由《查令十字街84号》想到的
全体人类就是一本书。当一个人死亡，这并非有一章被从书中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一种更好的语言。
——多恩
薄薄的书页，几个片断就勾勒出一幅景象：一位单身的妇人经济拮据但嗜书如命，疯狂地恋着英国文学，仅凭微薄的收入购买她爱的书。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一位面容慈祥的英国绅士兢兢业业地帮忙找书、邮寄，20年未曾间断，至死方休。他们从未交谈过“爱情”二字，却各自在彼此的笔尖保留一份温存，一份精神交流中最纯真的向往。
20年后的一天，通信中断，这位被海莲昵称为“弗兰基”的查令十字街84号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店长因病离开。
他们终生未能谋面。
我是如此贪恋于彼时的生活方式，仿佛早已存在于我的记忆和生命之中若干年。时至今日，大约不会再有一个人，愿意在大洋的彼岸等待20年，省吃俭用，只为见一眼对岸的小书店。而今这个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自信心爆棚的时代，早已不需要用心等待什么，手到擒来。
时至今日，大概不会再有一个人，愿意为一封信等一个年头，不急躁不失落不埋怨，在旧图书馆的角落里含英咀华、手舞足蹈。而今，打开电脑便可连接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或者随手发一条短信和相爱的人道一声晚安，或是一个电话打到另一个大洲，嘘寒问暖一番。谁还甘心如此笨拙的等待？
在电影Before Sunrise（《爱在日出黎明前》）中，女主角说，她不明白人们想要通过发展科技来节约时间的想法究竟有什么好处。因为事实是，那些节约出来的时间都被肆无忌惮、不知不觉地挥霍掉了。每天我们使用即时通讯工具沟通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小时候和最亲密的朋友奔跑在院子里的经历，没有那种因为无法联络而产生的焦急感。聊天的时候，时常心不在焉，盯着电脑屏幕，觉得像对着一台机器说话。屏幕上不时跳出的提醒——提醒谨慎财务交流的对话框也让你明白身处的这个世界中潜在的未知与危险。我们为太多的东西设障，因为惧怕和发自内心的排斥，哪怕是一些无比美好的情感，也须经过残酷的检验。
那个时代哪里去了？难道只能存留在人们久远的记忆深处？
我们忙着淘汰那些无法很快适应时代的东西，包括书籍。长长的图书榜单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可是又有多少书籍能够存活到久远的以后？那些在当下的人们的批评声中隐去的书，会不会在以后熠熠生辉？这种企图通过短暂的角逐就决定一本书的胜负和一位作者的价值的做法，本来就是一种谬误。只是人们渐渐习惯了它。
我们忙着用物质化的追求填充我们的日常生活，花大价钱买衣服、买电子产品、追逐着它们的更新换代，同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好莱坞大片……历史仿佛被遗忘了。当我坐在教室里，听一位对中国电影怀有诚挚的热爱的美国人激动万分地讲自己国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电影的时候，鼻子总是酸酸的。这位美国人几十年来跑遍了中国的电影资料库和档案馆搜集资料，在“文革”期间险些遭受打击，却始终没有放弃。当他兴奋地谈起他与那个时代的电影明星和优秀导演是旧交的时候，我们这群习惯了坐享其成的年轻人只能慨叹自己的无知。就好像自己忘记了自己文化中那样优秀的一部分，却要由一个外国人告知它们的精彩一样。窘迫不安。
当我埋头读书，习惯于通过大量阅读获得灵感之后开始写作。总要有人敲敲门或是叫喊一声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人们会觉得读书会把人读傻，写东西的人精神都不正常。我喜欢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并不是比别人多了什么，而是比别人少了什么；他们天生就是同这个世界有隔阂的人，当他们需要弥补自己这样的不足时，他们转向了写作这种方式。可惜，人们宁愿选择相信上网会让人日益聪明，却不愿相信读书可以让人睿智。
当我们走在形形色色的城市中，大批的游客占领了那些曾经安静的城市。这是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大批的人为了省下心思去计划自己的旅行，就选择加入一个团队，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一座城市，并在下一次别人问起的时候说，是的，我去过。这种想法本身无可厚非。可是当我自己也加入这样一个团队的时候，和一群人拥挤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除了看到人之外并没有欣赏到任何美，就不免怀念起徐霞客那不免笨拙却让人惊叹的游记。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故事，有的故事充满了悲欢离合的惆怅和慨叹，要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静静聆听。
一座城市的记忆关乎一个人和一段情缘，虽然那些规划师们可以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蓝图、或是统计出一系列精准的数据，可是对于个人而言，城市的价值就在于那些关乎人的记忆，不在于跑了多少汽车，不在于GDP。如果城中的人走了，城也就彻底空了。
《查令十字街84号》中，海莲说：“有个朋友曾经说：人们到了英国，总能瞧见他们想看的。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就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良多……”
时隔20年，多少人换了容颜，多少人经历折磨和苦痛然后死去。只有那一家旧书店，占据了海莲这么久的记忆。当她终于在人的资助下走进那家早已破败不堪的书店时，早已物是人非。可是，终于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儒雅地同她交流过思想，懂得她的想法，原谅她的娇嗔。她甚至不知道他的相貌，可是她已经将他铭记。
海莲时常在信中提起的那位英国玄学诗人、散文家多恩有一句话：“全体人类就是一本书。当一个人死亡，这并非有一章被从书中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一种更好的语言。”
很多人说，那不是爱情。
也许是，也许不是。只是当我细心读着这本书，我读到了比信任更值得珍视的伟大，读到了一种被翻译成优雅文字的怀旧和坚守。
很遗憾，去年去伦敦时匆匆忙忙，未曾在查令十字街84号停留。
如果还有机会，我愿意为它献上一吻，因为我也亏欠它太多。
革命之路有多远？
我们从来不曾虚伪，也不曾懂得欺骗的好处曰直到我们开始接受甘于平庸的现实和对自己无能的纵容。
公交车上，一脸叛逆的小姑娘坐在我对面，十七八岁的样子，戴着耳麦，大声地和另一个姑娘聊天：“他让我等他三年，三年他就大学毕业了；我不想读书，想等他三年。”她顿了一下，音量盖过了汽车的轰鸣：“三年之后我21，正好可以结婚了。”
无意偷听，但听见这句话，还是心头一疼。别说三年，三天也足够让一个人改变，或好或坏，或忠诚或背叛。他的大学和世界与你的生活的距离，难道仅仅是三个年头累积起来的时间而已？
小时候邻居家的大叔大婶闲来聊天。时间过去很久，好多都忘记了，但是依稀记得这个故事。说老谁家的小谁当年喜欢上了一个学美术的，相恋一年半载之后，学美术的这个小伙子到别的地方写生作画，她就守在小村子里等他回来。作画到江南，一个烂俗但却真实的故事，他爱上了每天到公园里晨跑的姑娘，喜结良缘。这个小谁，一个痴情的姑娘，就在小村庄里等了六年。人家劝她嫁人，她说他们说好10年之内的。
10年，生命里有多少10年。等一个永不可能回头的人，陷入到自己纯真的感情泥潭，低头面对惨淡的人生，抬头数天上的星星，觉得自己内心浪漫却无意被现实所累？
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渐渐失掉了一个时代的节操。不再相信曾经有一个叫尾生的真性情的汉子，为了赴一个约，洪水至、抱柱而死。一句约定、一段话、一个眼神的凝视、甚至我们曾经无比崇尚的文字、曾经视若珍宝的承诺……都在这个泛滥着欺骗和炒作、充盈着夸大话语的膨胀和虚无的时代中日渐被冷落，终至消失。有时我们对路边的猫有怜悯之心，知道给之以食。可是对晕倒的人，却没有丝毫动容。我们一边呼吁着动物保护，一边吃着它们的肉，与诡诈的人类争执信仰的缺失、争执名誉的归属，甚至相互鄙夷和伤害，不择手段。
我们拥有的，都只是业已贬值的虚幻承诺；而我们为此垫付的，是昂贵的青春。
前几日去饺子店吃饭。邻座一位与我年龄相差不大的女孩，和同桌的人抱怨。自己从大学毕业至今，工作三年，感觉生活没有方向，每一天都很无聊。中规中矩，讨好领导，诚惶诚恐。这种现实，不是当年读大学时想象的未来，所以想要换一份工作。家里人反对、朋友反对、同事反对……她还在犹豫：要不要改变？
这让我想起了温丝莱特和莱昂纳多主演的那部电影《革命之路》。
爱波死了，堕胎后失血过度。她亲手扼杀了一个生命，同时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当时她规规矩矩在地板上铺着毛巾、脱下拖鞋的刹那在想什么，不过猜想她视之为“革命之路”最关键的一步。正是以意料之外的怀孕为借口，法兰克和她在激烈的争执过后不得不放弃了去巴黎的计划，同时也放弃了之前设想中浪漫、全然一新、超凡脱俗的生活。
他们的革命来得波澜壮阔、自信满满，如同上战场上的胜利一样汹涌澎湃。结局却是流血失败和死亡。这似乎是先前注定的。在这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进了精神病院的疯子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当着法兰克的面大声咒骂，指责他安于现状、选择退缩。他看清了真相，他不在乎周遭的评价，他不会向惨淡的现实低头——只因为他是疯子，是正常人眼中定义的不懂事的疯子。似乎，在这当中，那些习惯于生活外加给自己的惯性，坐在办公室里承受着让人异常压抑的层级关系，在琐碎平庸的生活中逐渐忘记梦想为何物，在灯红酒绿的舞厅中央趁着弥漫的烟雾挥霍青春的人，那些因为金钱、职位、地位和名誉争夺不已的人才被视作正常人。
爱波和法兰克，就在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的河岸搁浅，然后任由这些人冷眼旁观。这是注定了无法再次选择的事实，是爱波口中人人公认也是无人质疑的现实，是每一个人在约定俗成的枷锁里啧啧称赞的最终结局。
法兰克不了解他究竟要什么，当他对着录音机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究竟要什么，你想要拥有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向现实妥协、向同梦想相反的方向退缩。只是他想要趁着清醒的间隙向灵魂深处做最后一次探寻。这种内心的挣扎如此致命，以至于当爱波试图改变这一切的时候，反而被法兰克认为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作为局外人，大家似乎看得很清楚：爱波没有疯。她只是在遵守一份心底的承诺，维护一份新鲜的感情，想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充满激情的生活。
这没有错。
当我们跳出电影的情节，反思自己的生活，才发现我们都自然不自然地站在法兰克的一边，暗自嘲笑着爱波。我们不是丧失了看电影时本应被唤起的同情心，而是甘于平庸的生活、讨厌改变的风险、甘愿套着现实的枷锁，向着死亡一步步挪。于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做着自己不爱做的事情，过着循环往复毫无改变的日子，怀念着曾经雄心壮志的青葱岁月。我们习惯于说自己老了，多半是因为已经不相信梦想可以改变什么，甚至已经固执地认为梦想只能使自己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在现实的泥沼中越挣扎陷得越深。
革命之路，原本应该是我们原初就选择的一条路，是我们把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可是习惯往往告诉我们，那样生活是最安全的、最少代价的、最让人习惯成自然的，于是所有人都会跟着过一样的生活。生老病死。中间没有激情和憧憬，没有理想的支撑，没有那种临战前抖擞的精神……
什么都没有，只有寂静和安全。
眼见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向失败，不乏血淋淋的牺牲，却毫无办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有时是我们难以选择的妥协办法把我们推至这般境地。这种妥协溺死了与希望有关的任何事情，却滋养了怠惰、安稳和琐碎。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在外人看是如此幸福如此波澜不惊。
革命之路的模范夫妻一个死掉一个搬离，曾经彼此照应的邻居也不过相互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安慰话。太残酷的现实！这无疑是最遥远的距离：稔熟的人站在你面前同你寒暄却不能了解你，曾经彼此友善相互关照的人原来在内心里那样陌生。
愈发觉得这个世界的冷和人的孤单，即便在人群之中混迹。那么多人的存在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你的想法、倾听你的诉说、熟悉你的人格。没有一个人，在你希望走向“革命之路”的时候报以真诚的祝福。
我们其实都站在自己的革命之路和现实之路的路口。
可悲的是，我们的想法会被旁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划分左右，明知道自己正在做喜欢的事情，却因为种种价值观的宏伟模式而选择放弃。
可悲的是，这件事似乎已经无路可逃。
那个宁愿等一个男人三年然后结婚的孩子、那个因为平庸无聊而伤透脑筋的姑娘，其实都是革命之路上没长大却不得不承受压力的孩子。
其实我们从来不曾虚伪，也不曾懂得欺骗的好处；直到我们开始接受甘于平庸的现实和对自己无能的纵容。
城市焦虑症与孤独的自觉者——电影阿涅斯·瓦达尔《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