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交流是困难的，但它又是重要的，不仅仅在爱里，也在工作和与孩子的相处里，还在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里。”[1]
——阿涅斯窑瓦达尔
瓦达尔曾经说：“电影像猫一样可爱。”她像爱自家的宠物猫一样将毕生的心血灌注于自己创建的电影帝国中，不关乎商业的利润、不关乎政权和领土，只关照一心；她已经老了，在好莱坞大行其道票房卖座的今日，好多人嚼着玉米花喝着可乐，早已经忘记了她，甚至在很多评论家的影评历史中，她的名字也极少被提及。有些人活在时代里，时代的尘埃席卷而去，声誉名望瞬间就成了孤魂野鬼，无所依靠。而有些人活在时间里，时间流转只会愈发映衬出他灵魂深处的光辉。
从前我不了解瓦达尔和她的《克莱奥》，当我了解了克莱奥的世界，也就渐渐了解了瓦达尔，知道她注定是后者，她的天资和付出的努力让她永远是活在时间里的女人。
凝视与自我凝视
《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以下简称《克莱奥》）以两个女人的手的镜头作为开端，一个美丽高傲的流行乐手克莱奥与一位为她纸牌占卜的老妇人，彩色的画面，象征不同命运的纸牌占据了整个屏幕。克莱奥得到了自己身患癌症的不详预言，失声痛哭。接着，影片以黑白的方式转向了克莱奥从五点到七点等待医院化验结果的个人游荡式的心灵历险。在短短两个小时中，瓦达尔制造了远远超出两个小时的时间跨度，通过成功记录克莱奥的情绪转变、塑造克莱奥的多面形象为主要方式。观众看到了一个作为歌手的骄傲的克莱奥，一个因为疾病和死亡恐惧无比的克莱奥，一个穿着盛装游荡在巴黎街头的孤独的克莱奥，以及一个脱掉假发、褪去光环之后真实和更加勇敢的克莱奥。
毋庸置疑，在这看似漫长的两个小时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内心中能够与可怕的病魔抗争的部分，却一直无法克制地妥协和退缩；她一直试图在从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之间寻求相对的平衡，却不得不承受病痛的折磨与死亡的威胁；她不断试图“接近”自己生存的环境，维持曾经的人际关系，让自己继续从前的美丽和骄傲，却在潜意识中不断受到关于死亡的暗示与警告。有人说，瓦达尔在影片中塑造了一个逐渐走向自觉与苏醒的女性形象。[2]这无疑印证了瓦达尔自己所说的：“克莱奥是一个‘被制版化的女人’，……但在某一时刻她拒绝成为这样一个‘刻板’的女人，拒绝成为被凝视的女人，尤其是当她想要自我凝视的时刻来临之时。”[3]因此，从渴望被凝视到拒绝被凝视，再到开始凝视自我，克莱奥走向了对自身价值认同和全新的骄傲方式的寻求上，从而脱离了曾经因为被关注而产生的近乎浮夸的虚荣心，抵达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
整个影片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克莱奥的眼睛，面对镜头时而坦荡泰然时而惊恐万分，时而娇羞乖巧时而放荡不羁。而将这一效果无限扩大的便是影片中“镜子”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在影片的开头，克莱奥从占卜女人的房间中出来之后，在镜子前审视自己时有一段内心独白：“别着急，丑陋就是死亡。当我漂亮的时候，我就活着，而且比别人多十倍的活力。”这时的克莱奥刚刚开始承受死亡的威胁，内心处于高傲与惶恐的交错点，可是她已经认定了“我美丽，我即存在”的最纯粹也最切实的逻辑。在帽子店内，不同角度的镜子的设置使得店外的人的形象映衬在克莱奥面前，她一面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一面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而别人眼中的这个“风景”同时也惹得克莱奥的关注。当她戴着不同款式的帽子在店中若无其事地聊天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她极强的炫耀心理。后来，当她盛装出场，来到咖啡店中，将自己的唱片放在唱片机中，暗中观察他人的眼睛、听他们的谈论时，可以说她渴望“被凝视”的心理达到了最高峰。
影片在后45分钟转向了克莱奥对外在世界和他人的凝视。当她来到女友的雕像工作室，观察那些在众人面前裸露身体的模特，她在心中形成了一种评价。这个时候的克莱奥，已经开始逐渐从一个渴求被关注的略微娇生惯养的形象开始转变为一个对外界事物有着自己独立判断的主观个体。而当她坐在车中，看着人来人往时，她早已没有将自己固化为世界的中心，而是作为旁观者审视别人。就如同她走在巴黎的街道上，镜头扫过路人们疏离的眼睛时，她已经几乎完全脱离了渴求被凝视而逐渐趋近开始反思自我的生活和内心的孤独感。这整个过程，都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了一个面对死亡愈发坚强和自立的克莱奥。影片临近尾声时她在公园中的木桥上，自顾自地扭动身体，唱起那支她曾经练习过的歌《爱的呼唤》：“我的身躯珍贵而任性，我的蓝色眼睛勇敢无畏，丰满诱人的女人，我不会欺骗前来约会的男人，要想了解我的魅力，那真是无与伦比。”这个时候，她已经将美丽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坚强，而不是外在的粉饰，更需要任何人追捧和欢呼。那段镜头只有短短十几秒，却足以让人为之动容。它似乎昭示了克莱奥最宝贵的内心成长和真性情。直到影片最后，她在公园中邂逅从阿尔及利亚战场上回来的军人安托万，他们共同分享生活中短暂的快乐的过去，比如最原初最单纯的“爱情，生育，水，太阳，海滩，一切……”共同分担彼此承受的痛苦和孤独，比如安托万对战争的厌恶和克莱奥对于死亡的恐惧。因为找到了同样需要承担痛苦和内心折磨的同类，克莱奥即便在最后得知自己需要化疗的时候，也坦然地说：“你已经和我在一起了。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感到幸福极了。”
以上这些，都印证了在影片开头，女占卜师对克莱奥说的那句“你的生命将要脱胎换骨。”个人一直觉得，她的女友多罗戴在回答克莱奥问给人当模特会不会觉得尴尬的时候的那句“我对自己的体形感到自豪。当他们注视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在寻求我之外的某种东西，比如说一种形态、一种想法，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其实更像是克莱奥对于自我的认同的最终归属。她不再关照镜子里虚幻的美丽，不再走向逼仄的咖啡馆，而是走到更加开阔的天地中去。
对于城市的现代性反思
在谈到这部影片的主题，瓦尔达曾说：“巴黎唤起了我什么？对大城市及其种种危险、独自迷路、被误解甚至被排除在外的莫名的恐惧感。”[4]整部影片都以巴黎城市的街景拍摄，其间穿插的音乐和跳动的片段不时烘托出瓦尔达提及的这种“莫名的恐惧感”。尤其是当借助克莱奥的眼睛去感知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其生存环境的隔阂感的时候，这种恐惧的意义得到了完美的升华。
20世纪60年代，一个在二战的废墟下喘息的大背景，一个承受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磨难的法国，还有经济、文化、思想逐渐繁荣后人们对待各种思潮的迷茫慌乱。都成为这部影片中故事发生的历史和时代诱因；也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无力掌控未来的人类的共同命运。本雅明曾经评论过一幅画作，展现了“废墟上的天使”，所画的是一片废墟的上空，席卷着狂烈的风暴，一个天使在回头张望。经历了战争、苦难、经济高度发展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无力信仰的人类，面临着20世纪最大的挑战，就是现代化进程中被迫面临的种种困惑。于是人们通过回忆来抵抗现实的残忍，通过追忆过往缓解对未来的绝望。《克莱奥》就是一个挣脱了大背景风暴的裹挟后依旧纯洁的天使，开始认清自身的命运、坦然地面对种种威胁。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有着“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之称的瓦尔特·本雅明，20世纪罕见的天才，一个习惯了卡夫卡式的安静生活的敏感的思想者，有着对空间的极度敏感性。这位一生中在不少城市中生活过的杰出人物，善于从空间透视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在一个城市中溜达闲逛就是在发现空间位置的意义，而不是时间进程的意义。”一生颠沛流离，在喧嚣的背景下承担绝望的孤独，在不断的写作中寻求对自我清醒的认识，一个对超现实主义极力推崇的学术大家，本雅明诠释了城市在现代化中对人们行为与心理所起的巨大作用。
这种作用的阐释运用在瓦达尔的《克莱奥》上甚是精妙。也让我回想起自己去年在英国交流半年时的种种心绪。欧洲对我而言，足以带给人致死的孤独感，难以磨灭。我还记得在喧嚣褪尽之后，一个人走进泛着昏黄灯光的小房间，独自对着书或电脑。外面是漆黑的夜，屋里的格局依旧是熟悉又陌生。公寓很吵，来自不同国家的室友开着永不休止的party，可是你已经厌倦了寒暄，一个人无处可逃。我的一位在外留学的朋友说，她曾经在深夜里一个人失声痛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个陌生的城市，做这些事情，觉得世界抛弃了她。在英国漆黑的夜里，一个人，灵魂和肉体空荡荡，难免动过自杀的念头。这种想法如同魔咒一样盘踞在脑海，难以克制，只能靠空间的不断变换逐渐稀释，使之瓦解。
想起《荒岛余生》中的母题，当一个人，隔断了与世界的联络，生命不再为了外在的任何意义和牵连而存在，他还有没有继续活着的必要？当活着只为了活着本身，人类的生存繁衍将如何维系？
人是孤单的动物，时时处在人际的网络中，却必须时时刻刻独自承担自己的孤独。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你，包括自己。尤其当现代化的车轮碾压过人类对高科技、高利润的单纯膜拜，我们便开始反思自己所处的境遇，开始怀念曾经单纯的生存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克莱奥是一个孤独的自觉者，也是世间千千万万个孤独的自觉者中的一个。她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的生命为何而存在。
像瓦达尔说得那样，她在试图同自己交流，在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里。
卡夫卡与桑塔格——读《谈话录》与《反对阐释》
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
——卡夫卡
世间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在童年听到过的童话里得到丝毫的解答。那些五光十色、色彩斑斓的故事始终充当着后续生活的点缀，它们可能揭示过某种哲理，曾经让我们灵光乍泄，可是它们背后的哲理却如同珍珠散落在时间的长河中无可找寻。
卡夫卡的《谈话录》和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前者是记录犹太裔德语作家卡夫卡对于世界的种种思索之作，展示了一个善良深沉的卡夫卡；后者是美国著名文化女批评家桑塔格对于“阐释行为”的思考结晶，勾勒出一个才华横溢、极具灵性的桑塔格。前者关乎人性与神性、世俗与宗教、工业发展与人的异化的深刻剖析，后者则展现了女作家对于阅读个体与创作者自身、智力与感觉、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过度阐释行为的严肃思索。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在阐述人类思考和行为模式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生性敏感、对艺术有着敏锐嗅觉的天才作家都强调了人在社会前进中不得已充当的工具性角色，以及在这种无形力量的裹挟下人性趋于异化的潜在危机。两者也不约而同地以近乎殉道者的身份选择了俯瞰的角度，站在现代化大潮喷薄后原始灵性几近毁灭的废墟上面，庄重地告知人类所面临的危机。这危机是文学的危机、社会的危机、人性的危机。
卡夫卡在《谈话录》中这样阐释书籍与世界的关系：“书代替不了世界……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5]如果从桑塔格提出的过度的文本阐释的原因之一，“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6]来反观卡夫卡的观点，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文本的过度阐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努力寻找文本以外的意义，这样的寻找被桑塔格描绘为“挖掘”和“破坏”[7]。“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8]按照桑塔格的观点，阐释所努力找到的“对等物”其实源自于某种社会大众心理的驱使，尤其在当代社会，阐释已经成为一种“敌意”和“鄙视”所激发出来的手段。如果说，世界真的如卡夫卡所认为的那样，经验世界中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替代现实存在，那么阐释和阅读本身也不能替代生活。这可以说是对桑塔格的观点的一个侧面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