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何一种“史”一样，思想史仍然关注事实。在人的主观世界里所发生的内在的思想事件，较之在客观世界里所发生的外在事件，显然要隐蔽得多。加之任何一种事实还原，都有其合逻辑的理性基础，而思想事件作为一种主观事件，必然包含更多的非理性因素。因此，对过去发生的思想事件的考察还原，就难免更具有推论性。从理论上讲，辨析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志，同样如此。不过，由于“继《春秋》”说专为《史记》而发，《史记》作为一部自觉的具有理性架构的著作，完整地执行并体现了司马迁“继《春秋》”的著述意图，因此，通过分析理解《史记》一书，便有可能把握到“继《春秋》”一说的本意。这要求运用的文本资料具有相应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故以下对《史记》的两个尚有争论的文献问题稍作说明。
首先是《史记》亡缺与续补的问题。按《汉书·艺文志》，《太史公》（即《史记》）一百三十篇，班固本注云：“十篇有录无书”，[32]未详亡篇篇目。三国时魏人张晏指出，亡缺的十篇是《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一般认为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33]很长时间内，学者皆笃信此说，唐宋以后，始有异议，但争论基本上不越出这十篇的范围。[34]本审慎保守的原则，本书以下讨论中，上述十篇，除《礼书·序》、《乐书·序》、《律书·序》和《龟策列传·序》四篇论者多以为出自司马迁手笔的序文外，[35]其余有补缺之嫌的内容均不参取；此外一百二十篇中，有“褚先生曰”字样的续史内容或从时间上看明显为增窜的部分也一并排除。[36]
其次是《史记》中司马谈著作的问题。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应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明《史记》述作，司马谈有开创之功。司马贞《史记索隐·序》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另《隋书·经籍志》、《史通·古今正史》等也都肯定司马谈参与《史记》创作的功绩。司马谈作史之事，当无可疑。故历代学者纷纷考辨《史记》中的司马谈著作篇目，各执一说，至今未有定论，难以依傍。[37]不过，从逻辑上讲，讨论“继《春秋》”之意，倒不必执着于《史记》中司马迁父子著作篇目的区分问题。理由有二。其一，在当时的书写条件下，《史记》可谓规模宏大，最初以单篇的形式流传，[38]但《史记》本身是一部体系性的著作。《太史公自序》明示，《史记》有统一的著述宗旨，一百三十篇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史记》既最终成书于司马迁之手，就说明，书中的所有内容文字皆经他认可，由他整理融合为一体，《史记》作为一部系统的完整著作，是司马迁之功，反映了他的思想。可参张大可《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39]事实上，《史记》博征诸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除司马氏父子的创作外，他人的著述又岂可胜数？正如张大可所言，“父谈的著述，对于司马迁来说就如同采择《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一样，剪裁熔铸在自己定稿的《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张大可《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40]就算确有司马谈的成篇著作存于《史记》，也不会改变司马迁定稿的事实，故不必特别予以拣除。[41]其二，“继《春秋》”作为著述宗旨乃司马谈手订，司马迁作《史记》，是继承父志。《史记》以“继《春秋》”为任，是司马氏父子的共识。从《太史公自序》记载的司马谈临终时父子的对话看，二人关于为何“继《春秋》”的问题也是有相当默契的。司马谈嘱咐司马迁无忘其所欲论著，续孔子而“继《春秋》”，迁即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是知晓其父言“继《春秋》”之意，并明了其父“所次旧闻”为“继《春秋》”之述作大业而准备。可见，“继《春秋》”既是司马迁之志，也是司马谈之志，是司马氏父子述作的共同动力和主题，探求“继《春秋》”一说的实质，不必也不能撇开司马谈的著作。即便是二人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史记》经司马迁整理熔铸而定稿，有内在的统一性、一以贯之的主题和著述方向，可视为说明其“继《春秋》”之志的最充分完整的材料。
注释
[1]《史记》一书原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关于这一点，学界如今已有共识。较详辨证可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322—323。
[2]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页20—21。
[3]关于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职责范围及《史记》为私家著作的问题，目前几无争论，故不详。具体辨证可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上），前揭，页324。
[4]按裴骃《史记集解·太史公自序》，鲁哀公十四年获麟至汉元封元年（司马谈卒年），当值三百七十一年。但本书此处只是探讨司马谈之意，故不论及此问题。
[5]按：此处只论司马迁关于《春秋》的解说，而不涉及本书对《春秋》的评价。
[6]参程金造《史记辨旨》。程金造，《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58—59。
[7]见韩兆琦释“唯唯否否”。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太史公自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页630。
[8]程金造《史记辨旨》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一句，认为司马迁“明明是决心承父志作书继《春秋》”，却指“壶遂比之于《春秋》为谬，明明是自己著书以比《春秋》，却说壶遂比之于《春秋》，语巧而意谲”。程金造，《史记管窥》，前揭，页59。另，韩兆琦也指出，司马迁答壶遂“夫子所论，欲以何明”之问的颂圣之语，“完全是一套口不应心的违心话”（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太史公自序》，前揭，页630）。参照《史记》对汉武治政的批评，韩说当是。
[9]何焯评阅《史记》，于前述《自序》“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处曰：“太史公本意学《春秋》，此巽词也”（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十四卷“《太史公自序》”条），谓司马迁自言不敢上比《春秋》，不过示谦逊委婉之意。又，金圣叹评点《太史公自序》，于上引文“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后评曰：“便是一篇文字已毕，下乃与壶大夫反复耳”，即谓司马迁述著书之由，于表白“继《春秋》”之后即止。张国光点校，《金圣叹批才子古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页297。
[10]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页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