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翻译活动开始于日本留学时期，到1969年翻译《英诗译稿》，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其翻译活动大致可分为：一、留日十年； 二、大革命时期；三、流亡十年；四、归国以后四个时期。
留日十年（1914-1923）
在这十年中，进入郭沫若阅读视野和翻译活动的主要作家及其语种有：泰戈尔（英语）、海涅（德语）、歌德（德语）、雪莱（英语）、莪默？伽亚谟（英语）、施笃谟（德语）、惠特曼（英语）。这些作家在思想上都具有明显的泛神论倾向，作品风格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体裁是诗歌（剧）和小说。
1914年1月13日，时年22岁的郭沫若怀着学医报国的理想，从北平出发，经朝鲜渡海抵达了东京，“在这儿开始了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发誓要考取官费的郭沫若，“拼命努力日本语的补习，三四个月间是寄居于大冢，除了到神田的日本语学校有一段步行外，出外的时间几乎是没有的”1914年7月中旬，郭沫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获官费留学生资格，在录取的11人中名列第七，是当年最快入官费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仅在半年时间里就取得了这样骄人的成绩使郭沫若的心情十分愉快。考试完毕，郭沫若立即用官费到房州北条的海滨浴场度假，恣意汪洋地度过了两个月的假期。在极度放松的心情下和北条秀美的自然风光的怀抱中，郭沫若内心深处被暂时压抑了的文学倾向复苏了，“诗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来”这段被郭沫若称为“在我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愉快”的经历，对他青年时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审美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留日的十年中，每每在学业和生活的压迫下，总是不由自主地投身大自然中来排解苦闷，并钟情于那些赞美自然宣扬人性解放的外国文学作品。
1915年6月，郭沫若在一高预科毕业考试中获第三名并由学校分配，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日本的医学是师法德国的，德语为医科学生必修之课程，而冈山六高第三部医科尤其重视德语，德语课是所有课程中课时最多的。此外还要学习英文和拉丁文。当时教授外语的日本人以文学士居多，无论是德语、英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作为课本，待学生略通发音和文法之后便要求去读很高级的文学读物。这种在郭沫若看来是极为蛮干的外语教学起到了与目的相反的作用，即是把郭沫若“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郭沫若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的作品，并且间接地接触到了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
泰戈尔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作品开始在日本风行。1914年郭沫若刚到东京时便耳闻了泰戈尔的大名，但由于考试的压力无暇顾及。1915年春，郭沫若偶然得到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泰戈尔的《婴儿的路》（Baby′s Way）、《睡眠的偷儿》（Sleep Stealer）、《云与波》（Clauds and Waves），立即为其清新隽永的文风所吸引，从此成为泰戈尔的狂热崇拜者，沉醉其中有两三年之久。1916年郭沫若购得泰戈尔的《新月集》，“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画，我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1916年秋，郭沫若又在冈山图书馆中寻得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伽利》《暗室王》《伽毗百吟》等书。泰戈尔的作品如同甘霖一般洒在了青年郭沫若久旱的心田上。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读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
一种恬净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像这样的光景从午后二三时起一直要绵延到黄色的电灯光发光的时候，才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岑寂的寓所去。1917年8月，为面包问题所困的郭沫若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为了筹措产费，便想到了卖文。他从泰戈尔的英译本《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三部诗集选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用英汉对照并加解释，写信到上海，向当时国内的两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店求售，无奈均遭拒绝，于是，“和太戈尔的精神的连接从此便遭了打击”，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郭沫若对泰戈尔的翻译并不只有1921年1月15日发表译诗《婴儿的世界》。1921年7月中旬他还应郑伯奇嘱托修改了王独清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郭沫若对王独清的译文很不满意，大改特改了一番，等于重译了一遍。所以，把王独清翻译的《新月集》视为郭沫若的手笔并不为过。
海涅
1915年，初通德语的郭沫若便尝试翻译了海涅的《归乡集第十六首》(Das Meer glanzte weit hinaus)，这是他最早的译作。1916年8月1日，郭沫若在东京的圣路加病院与佐藤富子（安娜）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地热恋起来，同年12月便生活在了一起。在和安娜恋爱后，郭沫若对海涅的情诗更加接近了。海涅诗歌丰富的人间性比起泰戈尔的超人间性，对于郭沫若自然更有吸引力。郭沫若翻译了海涅诗选，并向当时上海的书店求售，但因郭沫若当时尚未出名，结果与《泰戈尔诗选》一样被拒。现存郭沫若翻译的海涅诗歌有《归乡集第十六首》（1915）、《悄静的海滨》（1918）、《SERAPHINE第十六首》（1921）、《洋之水》（1925）、《幻景》（1927）、《打鱼的姑娘》（1927）等爱情诗六首。
歌德
1916年秋，郭沫若在德语课上读到歌德的《创作与真实》，感觉自己在精神上跟歌德泛神论很接近，从此便进一步地接触了歌德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感觉五四运动跟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很相似，同是由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此他的心弦跟歌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19年10月他译出歌德巨著《浮士德》第一部开首的一段，寄给时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宗白华。宗白华对译作大加赞赏，发表在了同年双十节的增刊上，译作刊登后即获好评。这件事对郭沫若的鼓励极大。1920年2月25日在致田汉的信中，他提议成立一个歌德研究会，把歌德一切名著以及关于他的名家研究和盘翻译介绍出来，做一个系统的研究。1920年3月，他承担了《歌德诗的研究》此文为田汉所译盐釜天飙学士所著《歌德诗的研究》第一编，于1920年3月4日译出，文载3月2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诗学研究号”。
第一编中所有歌德诗歌的代译工作。1920年3月20日他又译出《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第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此后，1920年7月至9月间，他受共学社之邀昼夜兼勤地译出了《浮士德》第一部，打算单独出版，不知何故共学社方面没有回复他，出版之事就此搁置。译稿完成后的一两个月的光景中，三分之一的手稿竟被老鼠完全咬坏了，使得郭沫若备受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中断对歌德的研究和翻译。1921年7月至9月，郭沫若译出《少年维特之烦恼》，11月6日， 重译《放浪者的歌》和《对月》，1922年4月10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后，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该书中还有克罗普遂妥克（Klopstock）《春祭颂歌》一诗，二版时还加入了歌德的序诗《维特与绿蒂》（译于1922年1月）。此间，郭沫若还译有歌德名诗：《放浪者的夜歌（二）》（1921年11月6日）、《对月》（1921年11月5日）、《放浪者的夜歌（一）》（1921年11月）。
施笃谟
1919年，郭沫若“鼓励、支持并协助钱潮（君胥）同学翻译《茵梦湖》”，但郭沫若读了钱的译稿后，觉得那样“采用旧式平话小说体的笔调意译”“无法表达原著风采”，“失掉了原著的风格”，“因此便全盘给他改译了”。经改译后“既忠于原著，又切合现俗，显得好多了”。由于“深怕未尽人意”，两人决定暂不出版。直至1921年2月再次改译后，作为创造社丛书交泰东书局于同年7月初版。
关于本书的翻译，郭沫若在所著《学生年代》一书中有过如下回忆：“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更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钱潮认为，郭沫若的翻译事业就是开端于1919年的《茵梦湖》译作。郭沫若对《茵梦湖》的兴趣源于小说中朴厚清爽的诗歌，觉得施笃谟用粗浅的字句写出了真情实感，因此，还选译了《茵梦湖》中的三首诗，《今朝》《林中》和《我的妈妈所主张》，被辑入了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5月初版的《沫若译诗集》。
惠特曼
惠特曼走进郭沫若的阅读视野是他在读了田汉于1919年7月的《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之后。1919年秋，郭沫若购得有岛武郎的名著《叛逆者？草之叶》，捧读中立即为惠特曼自由豪放、雄浑宏朗的诗风所折服。在向惠特曼诗风学习的同时，郭沫若即着手向国内译介他的诗歌。1919年1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刊登了郭沫若翻译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惠特曼的诗歌。同时，他还翻译了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寄给宗白华，但不知下落。郭沫若在一生中都承认惠特曼是国外诗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
雪莱
雪莱是郭沫若最敬爱的诗人之一，形容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翻译了雪莱的诗歌《云鸟集》。1922年郭沫若翻译了雪莱诗八首，以《雪莱的诗》为名发表在了1923年2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它们是：《西风歌》《欢乐的精灵》《拿波里湾书怀》《招不幸辞》《转徙二首》《死》《云鸟曲》。
莪默·伽亚谟
阅读并翻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诗，是因为郭沫若觉得，诗歌所反映出的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的不可知论，跟他所熟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某些方面很契合，因而产生了共鸣。1922年9月30日郭沫若译毕莪默·伽亚谟的诗101首，同年11月发表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之后1924年1月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书名为《鲁拜集》。其中部分诗歌也曾收入1928年5月出版的《沫若译诗集》。
关于“夏社”
为配合国内的五四运动，1919年6月，郭沫若与福冈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抗日的小团体，名叫“夏社”，目的在于把日本的各种报刊杂志中的侵华言论收集起来，翻译成汉语，油印之后向国内的学校和报馆投寄。“夏社”一名是郭沫若起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集合又是在一个姓夏的同学家里。由于团体中的其他成员都不会作文，翻译和投递工作主要就由郭沫若包办了。在暑假期间郭沫若发了好几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