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说可以给他粥喝，用咖啡匙喂。我们一天喂他六七次粥。一咖啡匙粥就使他喘不上气来，他抓住我们的手，大口吸气，又倒在床上。但他咽下去了。同样他一天要大便六七次。我们托着他的膝盖和手臂把他扶起来。他的体重大概只有三十七八公斤：骨头、皮肤、肝脏、肠胃、脑浆、肺统统算在一起，这三十八公斤分布在一米七八的个头上。他被扶到马桶上，桶沿上放了一块小垫子，因为关节直接接触皮肤的地方，皮肤一碰就痛。（圣殿街区那位十七岁的犹太小姑娘，她胳膊上的皮肤被肘关节穿破了，大概是因为她年轻、皮肤细嫩，她的关节露在外面而不是藏在里面，它赤裸裸地、干干净净地露在外面，她既不感到关节痛，也不感到腹部痛，她的生殖器官每隔一段时间就一个一个地被人从腹中拔出来。）一坐上马桶，他就一下子咕噜咕噜泻开了，声音之响令人吃惊。心脏所能克制的，肛门留不住，它将存物倾泻出来。一切，或几乎一切，都将容纳物倾泻出来，甚至手指也留不住指甲，抛弃了指甲。心脏，它还在继续保留着容纳物。心脏。还有头，它惊慌不安，但高尚、孤独，它从躯干中伸出来，它在回忆、叙述、辨认、要求。它在说。在说。大脑由颈部与身体相连，就像通常那样，但这个颈部是那样萎缩，一只手就可以把它全部捏住，那样干瘪，人们不禁要问生命是怎样从那里通过的，既然一匙粥都要费很大劲才能通过并且常常阻塞。起初，颈部与肩膀成直角。上面，颈部一直插到骨架中去，与上颌相贴，像常春藤一样绕着韧带。皮肤成了薄薄的卷烟纸，透过它可以看到椎骨、颈动脉、神经、咽部以及流动的血液。他排泄一种暗绿色的冒着泡沫的黏性物，那是没有人见过的粪便。他便完之后，我们又扶他重新躺下，他筋疲力尽，眼睛似睁非睁，持续了很久。
这种大便的状态十七天没有任何变化。这是非人的状态。它比发烧、瘦弱、失去指甲的手指、党卫队痛打的伤痕更使他与我们不同。我们给他喝的是金黄色的粥，喂婴儿的粥，而从他身上出来的却是泥淖一样的暗绿物。盖上马桶以后，还听到气泡在表层破裂的声音。这黏液会使人想起大口浓痰。大便一出来，房间里就充满了一种气味，不是腐物、尸体的气味——他身上还有属于尸体的物质吗？——而是属于植物腐殖土、枯枝败叶、厚密的林下灌木丛的气味。确实，那是一种阴暗而浓浊的气味，似乎源自他所经历的而我们却无从知晓的漫漫黑夜。（我靠在百叶窗上，街上的行人在我眼下穿行，由于他们不知道在这间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真想告诉他们在他们头顶上楼上这间房里有一个从德国集中营回来的人，活着回来的。）
显然，他曾在垃圾堆里找过吃的，他吃过草、喝过机油，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在陌生的事物面前，我们寻找着答案。我们想，在此刻，在我们眼前，他也许正在吃着自己的肝和脾。如何得知呢？如何得知在他的腹中还存在着什么未知物，存在着什么痛苦呢？
在十七天里这种大便状况没有变化。十七天，这些粪便与已知物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他一天排便七次，我们嗅着粪便，看着它却无法辨认。十七天的时间，我们不让他亲眼看到他排泄出来的东西，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腿、脚和身体，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
我们一直不习惯看他的身体，不能习惯。更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活着。当人们来探望他，走进房间并看到毯子下面的形体的时候，他们不忍目睹，马上转过脸去。许多人夺门而出并且再也不来了。他从来没有觉察到我们所感受到的惊骇，一次也没有。他很高兴，他不再害怕。他还在发烧。十七天。
有一天，烧退了。
十七天以后，死神疲倦了。马桶里不再冒泡，粪便成了液体，虽然还是绿色的，但有了人的气味，人体的气味。有一天，烧退了，给他注射了十二升血清，某天上午，烧退了。他躺在九个坐垫上，脑袋下一个，小臂两个，大臂两个，手两个，脚两个，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必须把它们的重量放在绒毛垫里，使它固定不动。
有一次，一天上午，他的烧退了。热度又袭来，但又退下去。再次袭来，稍稍低一些，又退了下去。然后，一天上午，他说：“我饿了。”
饥饿随着体温升高而消失，在退烧以后又回来。一天，大夫说：“试一试，试试给他点吃的，先给他吃点肉汁，他要是能消化就继续给他吃，同时给他点别的东西，但开始时要少给，三天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逐渐增加。”
上午，我到圣日尔曼德普雷大街的一家家饭店去找绞肉机。在大街上的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了一个绞肉机。他们不能出借。我说这是为了一个从集中营回来的病重的政治犯，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个女人想了想说：“我不能借给你，但我可以租给你，一千法郎一天（原话如此）。”我把我的名字、地址告诉她，还付了一笔保证金。圣本笃饭店以原价卖给我牛肉。
他吃肉汁消化得很好，三天以后他就开始吃些固体食物了。
他的饥饿勾起了饥饿。它变得越来越强烈，无法满足。
他的饥饿令人害怕。
我们不给他盛菜。我们只把饭菜直接放到他面前，让他一个人吃。他运转得很好。他在做为了维持生命而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吃。这件事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等待食物。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就狼吞虎咽。然后，当别人将食物拿走，他又开始等下一次。
他本人消失了，饥饿替代了他。也就是说，空洞替代了他。他往无底洞里送食，他把被掏空的干瘪的肠胃装满。这是他正在做的事。他遵循、服从、履行着一个神秘的功能。他怎能知道是饥饿使然？他怎能感觉到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博学多识，他知道这些。
他在吃一块羊排。然后他吸骨髓，低着眼睛，只注意怎样才能啃干净。随后他又拿起第二块羊排。第三块。眼睛都不抬。
他坐在客厅阴暗处的椅子上，靠着半开的窗子，身子四周铺着坐垫，拐杖放在身边。裤筒里的双腿像拐杖一样摇晃。有阳光的时候，他的手是透明的。
昨天，他费力地拾起了掉在他裤子上、掉在地上的面包屑。今天他随它们去了。
他吃饭的时候，我们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不再需要帮助了。他已经恢复了力气，能够拿起匙和叉了。但切肉还是别人来做。我们让他一个人面对着食物。在隔壁房间里，我们避免说话，踮着脚走路。我们从远处看着他。他在运转。他对饭菜没有明显的偏好。越来越没有偏好。他像个无底洞一样吞东西。饭菜上得不够快时，他一边哽咽着一边说别人不理解他。
昨天下午他到冰箱里去偷面包了。他偷吃的。我们告诉他注意点儿，别吃得太多。于是他哭了。
我从客厅门口看着他。我不进去。十五天、二十天，我一直看着他吃饭，但我始终不习惯，他处于一种不变的快乐之中。有时这种快乐也使我落泪。他看不见我。他已经把我忘了。
精力恢复了。
我也一样，我又开始吃饭、睡觉。体重也恢复了。我们要活下去。同他一样，我十七天不能吃东西。同他一样，十七天我也未合眼，至少我自己认为没合眼。实际上，我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我随便在哪儿就睡着了。我在恐怖中醒来，真可怕，每次我都以为他在我睡着的时候死去了。我夜里总是有点发烧，来看他的大夫也为我担心，他让人给我打针。针头扎不进我的大腿，我的肌肉仿佛得了强直性痉挛。女护士不愿意再给我打针。睡眠不足引起视觉错乱。我扶着家具走路，脚下的地在倾斜，我害怕滑倒。我吃了给他挤出肉汁的牛肉。那肉就像纸和棉花一样。我根本不再做饭，除了煮咖啡。我觉得自己很接近我所希望的死亡。我对此感到无所谓，甚至连无所谓这一点我都不去想，我的自我身份转移了。我只是那个醒来时感到害怕的人，那个恨不得替代他、成为他的人。我整个人都沉入这一欲念之中，即使罗贝尔·L情况十分不妙时，我这种欲念也是难以描述得强烈，因为罗贝尔·L还活着。我在失去小哥哥和小孩的时候，也失去了痛苦，也就是说痛苦变得漫无目的，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此刻，希望是完整的，痛苦根植在希望之中。时不时我就会为自己没有死去感到惊讶：一把冰冷的剑深深地插在肉身里，日夜如斯，但我还是活着。
精力恢复了。
人们打电话告诉了我们。这消息我们向他隐瞒了一个月。当他的身体恢复以后，在维里埃尔勒比松[39]的一所为集中营回来的人准备的康复中心里，我们才把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死讯告诉了他。那是在夜里。有他的小妹妹和我在场。我们说：“应该告诉你我们一直瞒着你的一件事。”他说：“你们瞒着我玛丽路易丝的死讯。”一直到天亮，我们一起待在房间里，没有谈她，没有说话。我吐了。我想大家都吐了。他不停地念叨：“二十四岁。”他坐在床上，手扶拐杖，没有哭。
元气大为恢复了。另外一天，我跟他说我们应该离婚，我想和D生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将来的姓氏我们需要离婚。他问我以后我们是否还能再度一起生活。我说不会。自从我遇到D以后，两年来我没有改变主意。我告诉他即便没有D，我也不会重新和他生活在一起。他没有问我要离开的原因，我也没有告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