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虽则是学海军的，然擅长中英文字，译介了不少的西哲学说，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唐玄奘以来，在中国的翻译界，还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严复的。他在汉译的“天演论”的例言上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他接下去又详细解释说，翻译时对原文要忠实，对译文要通顺，还要文雅。有时为求译文通顺，不免要顺倒原文字句，甚至在原文之外，遝要斟酌补足。这种补足，只是发挥原意，绝非节舛生枝。有些原文的含义很是艰深，难得理解，他便要在这些句的前后，酌加“引衬”，以便使得原文的意思可以明显。他不说“解释”，也不说“说明”，而说“引衬”，是很有道理的。“引”是“引伸”，“衬”是“帮衬”，即帮助的意思，所以“引衬”，是说多加几个字进去，以助了解。他说“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可见单是忠实于原文，而译文不能表达，便失去了译介的作用。令人看不懂的文字，无论內容怎样好，也是无用的。他为求译文通顺，采用了四种办法：（一）颠倒原文字句。（二）有时补足一点。（三）遇到原文长句，采用意译。（四）原文含义深奧的地方，便酌加引衬。单是译文通顺，他还不满意，必须做到文字优美才罢手。这儿说的优美，不但是字面上的美，而且要有声调之美。这便是严复翻译理论的要点。自从清朝末期以至今日，这就成了中国人翻译西籍的准绳。译者一心只希望能做劲信达雅的地步，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奢望了。
其实，单只一个信字也就够了，如果我们能从狭义和广羲双方来看这信字的解释的话。
在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有一部分文人，如越景深等主张翻译以通顺为第一，即把“达”放在“信”的前面，理由是“辞达而已矣”，看不懂的文字等于废物，一点用途也没有的。
后来朱光潛就说，还是“信”为首要，归根到底，只有信字最难。如果把原文的意思译错，即令译得通顺，又有什么用；即令译得文雅，又有什么用？这是有违背狭义的“信”的，是叛徒的行为，任何人都知道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广义的“信”，又是怎样的。原文是既达而雅的，我们把它译成不达不雅，这也就不能算是信。原文的意思，一点没有漏掉，全都译出来了，但译文生硬，读起来很费解，如果是懂得原文的人，去读原文比读译文，容易了解多了。你不能照原文一样，译得既达又雅，当然是不信。反过来，如果原文是不达不雅的，如小说中故意描写无教育者的说话，你把它译得既达又雅，如以前林琴南的译文，这也不能说是信，即令意思没有译错，因为把一个流氓译成一位绅士，等于换了一个人，如何能说是忠实的翻译呢？
英国十八世纪有位剧作家R.B.Sheridan，在一七七五年发表了一出名叫“情敌”（The Rivals）的戏。剧申的女主角Mrs Malaprop，谈锋很健，喜欢用一些深奧的字眼，来跨示她的学蔺。不幸的是她每说必错，反而暴露了她的无知。例如她高谈女子教育时说：
“As she grew up，I would have her instructed in Geometry，that she might know something of the contagious countries.”
如果照字面译为：“等她大了，我要她学些几何学，使她知道一些传染的国家”，便要使人读了莫名其妙，虽然译得很信，也等于不信了。原来那位好夸耀的太太，想说的是geography（地理学），却弄错而说成geometry（几何学），又把contiguous（邻近的）缠错而说成contagious（传染的）了。我们只能学韩复渠的办法——他譬把感想说成感冒，闹过笑话——把geometry译成“地质学”，把contagious译成“怜惜的”，从不信中求信。
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原文的意思，用适当的中文表达出来，即令字面不同，只要含义不错，也就算是信了。
林语堂也反对“字译”，他说“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我们翻译的单位，至少应该是句，而不是字。要能把一段为一个单位，自然更好了。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语文风格，我们必须把它融合贯通，合成一体，使意义和声调配合无间，译文才能完全表达原文，所以说对原文忠实，不只是对表面的字义忠实，必须对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声调、节奏等等，都要忠实才行。
相传欧阳修为韩琦作“相州书锦堂记”，开头两句原作“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文稿选出之后，觉得不好，又赶快叫人去将文稿追回，加上两个“而”字，成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才认为满意了。但在初学者看来，这个“而”字加与不加，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意思既没有改变，文法也是一样完整，大文豪欧阳修为什么一定要改呢？这主要是音调上的关系。“仕宦至将相”一连五个字全是仄声，念起来就不好听，在句中加一个平声的“而”字进去，声调就大不相同了。原句气局促，改后能觉舒畅；原句意直率，改后便有了抑扬顿挫，音调上多了一个转折，意思也加深了一重。严格地说，译文如失去原文所有的那种场调之美，也不算是完全忠实。
中西文在语句的组织上，悬殊很大，逐字逐句的翻译，不但不能信，而且也不能达。从文法上来看，英文每多复句，穿插环镇，句中有句，修饰重重。一个长句当中，包含许多短句或称子句，一意未完，又插入另外一意，一种修饰之上，再加另外一种修饰。原文虽繁复屈曲，但它的语句组织，在文法上必然是有線索可寻的。
中文的文法弹性较大，用字颠倒排列，意思不变，一般少用虚字，没有英文的关系代名词之类，所以很少有复句和插句，一义自成一句。行文用字可说是简练直截，运用灵活。可是用简译繁，有时不兔张冠李戴，把修饰甲的字句，译成修饰乙的去了。如果照原文的顺序译出，信固信矣，但决不能达，所以结果也等于不信。现举英国神学家J.H.New-man著的“大学教育的范围与性质”中的一句话为例。
“We sometimes fall in with persons who have seen much of the world，and of the men who，in their day，have played a conspicuous port in it，but who generafize，nothing，and have no observation，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我把这句话拿给一班共二十八个学生去翻译，其中有的已在英校学过十四、五年的英文，有的已是大学毕业，理解力都是很强的。翻译的结果，以下面一句译文最好：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世故很深，而在年轻时曾经显赫一时的人，但说实在的，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心得与观察。”
我对这句译文的评语，是“达则达矣，信则示也。”因为原文中用了三个who，是比较复杂的句子，正所谓句中有句，译者粗心一下，就出了纰漏。现在让我来分析给大家听，然后再来翻译就不会有错了。
句中第一个who和第三个who，都是以persons为先行词的。至于第二个who，便是以men为先行词，而of the men，前面应加上have seen much三字来解释。我们所遇见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熟悉世故的人，另一种是见过大人物的人。上引的译文，却把两种人弄成一种人了，即“世故很深，而会经显赫一时的人”。
除了文法组织之外，还要把单字和成语的意思，正确地掌握在笔下，才能译出信实的文章来。在上面那句引用文中，值得注意的单字有generalize（归纳；做出织论），和observation（观察力）。成语方面则有fall in with（邂逅：不期而遇），see the world（熟悉世故；深于阅历），in one's day（在其全盛时代），play a part in（与之有关），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那字的真义）。对文法组织和字句的含义，有了如上的了解之后，就可译成下面的文字了。
“我们有时邂逅一些熟悉世故的人，和一些曾经见过许多在其全盛时代，叱咤风云，世界安危所系的有名人物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能归纳出一点什么来，也毫无真正的观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