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HOST TOWN
奥莱尔·斯坦因曾经沿着玄奘的路线穿过沙漠。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求学于牛津，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学家、旅行家之一，他在克什米尔的村庄中居住多年，并从那里开始了对新疆的探险。他面临着丝绸之路上强大的竞争对手，比方说瑞典的斯文·赫定[24]和德国男爵阿尔伯特·冯·勒柯克[25]。斯坦因发掘地下城，取走壁画和雕塑，把它们从沙漠中用马和骆驼运送到英国。他在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光彩的人物——一个古代珍宝的掠夺者、入侵者、帝国主义的盗贼——的确如此。但在上个世纪的头十年中，当斯坦因开始他的探险之旅时，没有哪个中国权威部门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迹表示过兴趣。如今它们是“大事之路”的象征，但当斯坦因发现并带走那些东西的时候，它们要么被当地政府视若无物，要么受到歹徒的破坏。
在沿着玄奘的足迹冒险之后，斯坦因写下了自己的发现，发表在1919年11月的《地理杂志》上，用他惯常冷静客观的笔触。他从柳园东南的安西开始旅行，发现那个地方“不过是一条断断续续的街道，包围在一片残垣断壁之间”。从那里出发，他重走玄奘经过的重要地区，用的是慧立在传记中记录的路线，着重介绍了一个生活在7世纪的人独立进行这趟旅程所面对的困难，提到玄奘在海市蜃楼中看到的妖魔鬼怪，斯坦因说“在这里非常普遍”。斯坦因骑着马和骆驼，有挑夫和向导陪伴，考古发现确定了让玄奘寝食难安的五座烽火台中三座的位置。他测量了烽火台之间的距离，发现玄奘关于距离和方向的记录都是正确的。
他在一个叫白墩子的地方发现了第一烽火台，第四座在一个叫马莲井子的地方，这是玄奘从佛教徒那儿得到帮助的两处边防前哨。第五座是星星峡，在现今甘肃和新疆交界的地方。第五烽火台之外，就是连绵至大约120英里外的哈密的大沙漠了。我们已经知道，玄奘被告知第五烽火台充满敌意，于是绕了过去，然后迷失在茫茫沙漠之中，必须依靠马儿才能找到水源。斯坦因甚至确定了玄奘在濒临死亡的四天之中徘徊的地方。斯坦因相信玄奘最后找到的水源是在一个叫作“长流水”的地方，距离马莲井子的第四烽火台106英里，在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的情况下，那是沙漠里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玄奘的沙漠故事也许有一定的夸大，尤其是如果他想要为后人留下一个英雄主义的形象。但是斯坦因在走了同样的路线之后，认为玄奘穿越沙漠的行为“的确发生过，而且得有法师本人的口述，慧立才能记录下来”。
我们一早起身，也要重走玄奘的横穿沙漠之旅。清晨的柳园比昨夜看起来更加荒凉。王勇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但司机不想为了几百美元大老远送我们去哈密，而是叫来一个开着大众桑塔纳的朋友代替他。城里那条长长的主街一头是火车站，一头与沙漠相连，这条灰暗的街道已经封闭了。装着绿色车窗的载人三轮车挤在市场的入口，司机在已经很浑浊的空气中抽着烟。我们去了一家小商店，忠梅和王勇要买几个水杯来泡茶。我注意到在玻璃柜台的下面，像珠宝一样被锁起来的，是几条佳洁士牙膏和舒肤佳香皂——宝洁产品的市场已经渗透到了这里。
唯一卖早饭的饭馆又小又挤，于是我们去到小镇的边上，在沙漠边上的小瓦屋中间，找到一家仓库模样的面馆，旁边还有一个加油站。特别有意思的是王勇认识饭馆老板。“几年前我骑骆驼来的。”他提醒那个老板，老板马上就想起了那一队土耳其人和他们的中国导游。
那家饭馆是贯穿新疆的高速公路路边的一个货车车厢，就在东至安西西至哈密的沙漠里面。我们跟一群货车司机一起吃着面条，他们吃东西吸溜吸溜的，一边抽烟一边嚼着生蒜。然后我们坐上桑塔纳，沿着起伏的柏油马路一路向安西前进。四周一片灰色，零星点缀着一些黄色和黑色的景观，就好像被人用巨锤击打过一样。黑色的锥形山丘消失了，然后是戈壁、干涸的河床和沟壑。柳园东南大约20英里的地方就是白墩子，斯坦因所认为的第一烽火台所在地，的确，离公路几百码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些遗迹，用泥土和稻草搭建的L形的建筑，守护着一个蓄泉水的池子。
这就是那个哨卡吗？玄奘在此险些被箭射中，然后得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校尉的帮助。白墩子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商店、没有住房，但却有一座低矮简陋的小博物馆，看起来像个农场小屋。我们买了门票进去参观，一边是一些历史照片，讲的是红四方面军在跟西北军阀马步芳的战争中失利。1936年，被困的共产党想要摆脱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过嘉峪关到达此地，被人数众多的马步芳军队打败，结果是牺牲了很多战士。这里展出了一些红四方面军战士的照片，其中几个在被处决之前遭到严重殴打，几乎已经没有人形。
博物馆的另一边是一些花哨的艺术品，浓墨渲染着玄奘的沙漠之旅。有一幅画画着这位僧人打扮成中亚商人的样子，戴着黑色的大胡子，秘密通过凉州关口。还有士兵用绳索套在愁眉苦脸的玄奘的脖子上，要强迫他回到中国。然后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地方官员给他通关文牒，去往瓜州。我们还看到他长衫飘飘，跪在第一烽火台的水池边，被里面的卫兵用箭射中——等等等等，展现了玄奘到达“长流水”的天赐泉前发生的故事。我们问起第一烽火台的位置，向导指着我们在路的另一边看到的遗迹告诉我们：“哦，外面，那就是啊。”
“就是那儿？原来的烽火台？”我问。
“对。”
“你怎么知道那是原来的？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五十年前才修起来的？”
“五十年前他们没修过这样的东西。这是一处重要的唐朝古迹。”
我们当然要走过去看看，沿着沼泽地中一条弯弯的堤坝。烽火台建造在一处清澈的泉水边，如果这真的就是第一烽火台，那么这就是玄奘取水的地方，一支箭擦过了他的大腿。我们站在烽火台上看着沙漠。周围的沙漠一览无余，这对烽火台来说再好不过了。烽火台用的是唐朝惯用的泥草结构。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烽火台从玉门关开始每个之间相隔约一百里，或者20英里。唐早期的玉门关离现在的安西县比较近，安西在白墩子东南约20英里处，那么就应该离星星峡100英里。方向和距离都完全符合。
我们回到车上，继续向瓜州开去，瓜州在地图上就在比较大的安西县的外面，安西在斯坦因的时代只有一条断断续续的街道。我们东寻西找，然后在一些当地农民的指引下到了他们说的有古瓜州城墙的地方。我们驶上一条有着茂密胡杨林的土路，最后停在路尽头的一家化工厂的门口。城门镶嵌在高而残破的土墙上，土墙向两边伸展开去。
“这应该是北门，”那儿的一个人告诉我们。
“这是唐朝的古迹吗？”我问他。
“我也不确定。”他回答。
不管怎样，这看起来就是唐代的城墙，由一层层烧制过的泥土和稻草构成，层次依然分明。不管这是唐朝的城墙还是之后的建筑，我们已经隐约找到了玄奘开始沙漠之旅的确切位置，陪伴着他的是可怕的槃陀。
我们再次上路，回到白墩子的路跟玄奘走去第一烽火台的路差不多。这条路通往西北方向，路边是一成不变的戈壁、干涸的河床、岩石台地、锥形煤堆，所有地方都非常干燥，没有树木，环境十分恶劣。王勇拿出他的中文甘肃地图，眼镜从鼻梁上滑下来，但他找不到玄奘最后找到水源的“长流水”，我的英文地图上也没有。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星星峡（斯坦因把它翻译为“Hsin-hsing-hsia”）。这是唐朝第五烽火台的位置。现在这里有两排货车，停在新疆高速公路的两侧。这里是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我们选了一家清真饭馆，里面是铺着白色塑料桌布的几张木桌子，常见的水泥地面。我们吃了炖羊肉、宫保鸡丁和炒油菜。我们问老板娘有没有啤酒卖。
“穆斯林不喝酒。”她说。
“我来过这儿，”王勇说，“带着骆驼。”
“哦？”那个女人说，“那是你！”
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哈密，这个地方比起柳园来真的算是大城市了。无论当地居民在习惯上各有什么特色，他们的建筑风格都大同小异。哈密就是你印象中那种火柴盒子般的中国城市，不过干净一点儿——几条宽阔的道路，大十字路口处有一两座英雄的雕塑，有号召大家讲文明、懂礼貌的宣传标语。在这里没有什么好做的，没有著名的佛教景点可以参观，城市里也没有什么古代遗址。一种美味的甜瓜以这个城市命名——哈密瓜，不过当我们到那的时候，哈密瓜已经下市了。哈密新城有一处公园，矗立着一座巴黎凯旋门的原大仿制品，上面有英雄拿破仑的雕像。
王勇带我们去他最喜欢的地方吃晚餐——夜市。我们坐在一个小摊上，吃了从好几个小摊点的小吃——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烤羊肉串、砂锅、手抓饭、烤鱼，甜点是汤圆。小摊老板不相信忠梅和王勇都是中国人。
“你们是日本人，对吧？”他问道。
“喂，”王勇说，他的香蕉共和国牌衣服和添柏岚靴子让他的同胞觉得他是日本人，这对他来说就好像把阿拉伯人认成犹太人，把穆斯林认成塞尔维亚人一样，“我当然是中国人了。”
“真的？那你是什么人？”小摊老板又问了一遍。
他长得圆乎乎的，非常直接也非常友好，大概六十岁了，不是汉族人，而是某个少数民族，是一个有着宽宽的圆脸和大大的椭圆形眼睛的穆斯林。忠梅坚持说自己是汉族人。她叫他老伯：“老伯，再给我们来点儿茶吧？”旁边小摊上穿着黑红毛衣一看起来很友好的胖妇人，忠梅叫她“大妈”。
“嗯，你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男人说，“其他人对我们没这么有礼貌，他们不怎么跟我们说话。”
“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了，”王勇懊恼地说，“我们太好了。”
我们没有订旅馆，最后在一家电力宾馆找到了住处。这个地方比较新，也很整洁，跟我和忠梅要双倍的价钱，因为我是外国人。
现在中国对外宾收两到四倍费用的情况正在慢慢消失。当年我住在北京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飞机票、火车票、旅馆、饭馆——对外国人都更贵，这既让人生气，却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过着一种优越的贵宾生活，更不要说他们赚的钱比当地人多多了。到现在，火车票和飞机票都是一样的了，大城市的旅馆也是如此，但在一些偏远的小地方，宾馆还是有不同的标准。忠梅非常生气。
“听着，”她告诉出来查看为什么发生争执的旅馆经理，“我在外国很多年才回来，现在我觉得很丢人、丢脸、不好意思。为什么外国人就要多付？房间都是一样的，完全一样。”
经理让步了，我们省了几美元。但这并非电力宾馆唯一的好处，他们的宣传手册上写着：“这是一家三星级综合酒店，装修豪华，可以住宿、用餐、娱乐、购物。”
我们住进房间，看着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讲的是一个叫毛毛的女孩因为父母想要儿子，而被遗弃在垃圾堆。这种事情在中国时有发生，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夫妻只有一次生儿子的机会。毛毛的髋部有点儿问题，需要费用昂贵的手术治疗，这也是她被遗弃的原因。毛毛被一位护士从垃圾堆捡起来，给她做了手术。她的故事在电视上多次播出后，一封匿名信件寄到电视台，告知其父母的身份。在有关部门调查时，那对夫妇承认毛毛是他们的孩子，并表现出足够的悔悟，他们因此免遭惩罚。节目用很长时间拍摄眼泪汪汪的母亲和悔恨的父亲，法律专家接受节目采访时说：“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不能像扔电视机那样被遗弃。”
慧立写道，即使玄奘在沙漠中找到水源之后，“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现在玄奘正式离开了中国本土，虽然他对此写得不多，但的确流露出一些对家乡的思念。他谈起在一座寺庙歇息的时候，三个中国僧人来迎接他，其中一位老人哭道：“岂期今日重见乡人？”玄奘对着他流下了眼泪。
玄奘在他称为伊吾的地方停留了数周，经过严酷的沙漠之旅后，他需要休养生息。我们想要快快离开，但是早上起来后，得知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吐鲁番的火车半夜才有。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没什么可做的地方能做点儿什么？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叫作“五堡”的古城堡遗址，玄奘自己和关于他的传记中都没有记载，不过那里却是唐朝的一个佛教中心。当地人知道几个沙漠遗址，就在五堡附近，他们称之为“魔鬼城”，但是他们建议我们不要去。
“那儿很危险。”宾馆经理告诉我们。在昨天忠梅的暴怒取得胜利之后，他变得很友好。“你们需要两辆吉普车，陷到沙子里的时候，一辆可以拖另外一辆出来。”他接着说，“去年哈密市副市长去过，结果沙尘暴来了，他差点儿没回来。”经理是个穿着深蓝西装、干净衬衣，打着领带的矮个子男人，他的声音带着一点儿警告的味道，“那里时有怪事发生，有人去了就不见了。那是不可能到达的地方。”
这时王勇想起看过什么书，说有明清叛军到达魔鬼城。沙漠中刮起了沙尘暴，大风在古老的城墙间呼啸而过，好像在逐一叫着那些士兵的名字。士兵转身跟着风声走，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整支军队就这样消失了。
我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整支军队都消失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有风声叫士兵名字的故事呢？”我问。
“嗯，还是会有科学不能解释的怪事发生，”忠梅说，“每个朝代的人都害怕这个地方。人们不相信有人在那里消失，于是就去了，结果他们也失踪了。也许他们被风沙掩埋了，而不是因为鬼的原因。这些有人失踪的故事可能只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并不是真的。再说，副市长也差点儿死在那儿，他虽然回来了，但人们只会说那是他运气好。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只要你问起魔鬼城，人们看你的样子就有点儿奇怪，这就是原因。”
不过，在我的坚持下，宾馆经理还是给我找了一辆吉普，只要再有一辆吉普，他就会送我去魔鬼城。司机说一辆车进去太危险了。友善的经理找到了另一辆车，一辆北京吉普——这种车在十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现在已经非常有名——第二辆车很快就来了。没想到在等候的时候，第一辆吉普车的司机即使找到同伴也不想去了。一开始叫车的时候，也许是太礼貌了，他不好直接拒绝，而是提高要求希望我们知难而退。结果旅馆的副经理——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也穿着蓝哔叽西装、整洁的白衬衫，打着领带——说他去过魔鬼城，而且活着回来了。这让经理得到鼓舞，决定亲自陪我们去。经理会驾驶一辆负责救援的车，他急匆匆地走到街上，一会儿，开着一辆五十铃四轮驱动货车回来了。
我们买了一箱水和一些饼干，然后上了那辆北京吉普，宾馆经理开着五十铃跟在后面。北京吉普停下来加油，五十铃去取用来救援的钢缆。“那边有家工厂。”我们的司机说，指着马路前方，我注意到这条路叫电力二路。北边，天山上的积雪闪着光芒，一会儿消失在厚重的浓雾中，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南边是棕色的岩石平原以及……一片空寂，一道灰色的烟尘之墙覆盖在地平线上。加满油后，我们驶上新疆高速，离开哈密，然后一路向南开上二堡路（“堡”的意思是村庄）。我们在一堵泥墙前又转了个弯，那墙上的广告宣称保证在六天之内戒除毒瘾。
几英里之后我们到了五堡，一个我之前没见过的女人从五十铃上下来。她是宾馆的维吾尔族工作人员，就是这个村子的人。经理派她去找个当地导游带我们进魔鬼城。最后来了两个男人，穿着宽松的羊毛裤子，戴着窄檐帽，他们两个和宾馆经理、维吾尔族女人、副经理都上了五十铃。现在我们的队伍壮大到九个人，结果我们的司机开始嘟囔：“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自己来就可以了。”
“你不害怕吗？”我问他。
“有什么好怕的？”他说。
“沙尘暴，鬼，有声音叫你的名字，把你变没了。”
“嘁。”
我们奔驰驶过五堡，那是一个漂亮的村庄，有高高的土墙、葡萄架、果树、麦田、驴车，还有一排排细细的杨树，树叶在微风中闪烁着银光。吉普车经过一座清真寺。我看到一个男人在犁地，用的是两头毛驴拉着的铁犁。戴着围巾、穿着五颜六色长裙的女人走在路上，当我们的司机猛按喇叭开过去的时候——依照中国风格——她们躲到了路边。年轻姑娘穿着花哨的裙子和针织上衣。男孩们坐在驴车上，他们出发的地方是一座泥砖建筑，每一块砖头之间都留有通气孔。那是晾制葡萄干的地方，将葡萄风干成葡萄干需要晾上五十天左右。
沿着一条半是碎土半是沙子的路，我们进入沙漠里20英里处的魔鬼城。我们的那辆救援车五十铃反反复复地陷入沙地，每次都需要北京吉普、钢缆和所有男人合力才能把它解救出来。几英里之后，我们到了一个有动物雕塑遗迹的地方，那是一只长脖子的巨大动物，空洞的眼睛怪异地看着沙漠。它可能是一只趴着的骆驼或者是一只乌龟——当地导游说是骆驼。我们继续向前，经过一些壮观的防御工事遗迹，现在仍然有50英尺高，宽是高的三分之一。前面几英里有很多这类的工事和其他建筑，这些衰败的宏大建筑很容易让人想起19世纪奥斯曼帝国曾有的辉煌。我们的探险队员从车上下来，花了一个小时爬上古老的城墙和庙宇，看着远处空无一物的沙漠，还有另一边闪闪发光的天山。我想知道斯坦因第一次由向导带领到这里时，他发掘出来的古城是否跟现在有所不同。
从现存的遗迹来看，这个被称为魔鬼城的地方至少有1平方英里那么大。这里有高高的瞭望塔俯视着大漠，还有壮观的城门，门上修建有带拱顶的亭子和城垛。唐朝的时候这里一定还有水源，也许是一条有天山融化的雪水注入的河流。城里也许住着几千人，栽种蜜瓜、贩卖丝绸，人们辩论着佛教教义的精妙。数百年间，这里的居民以为生活就是如此，直到地老天荒。
在回去的路上，维吾尔族向导和宾馆的当地工作人员在五堡下了车。车子停在村子中间，那儿还有一辆满是灰尘的汽车，所有的窗子都开着，在哈密工作了一天的工人正在下车回家。两辆载着外国人的吉普车停在镇上——这事并不常见，因此我的出现吸引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快乐、喧闹，很有幽默感。
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了他们。
他们在吉普布满灰尘的挡泥板上写下“AMIRICA”（美国的误拼）。接下来写了“MONIKA”（莫妮卡），引起一阵神经质的笑声。那是白宫性丑闻爆发的时期，看来塔里木盆地的干涸边缘地区也知道了。然后有人写下在中国最有名的美国人的名字：MIKEL JORDAN（迈克尔·乔丹的误拼），接着是第二有名的：GEORGE KLINTON（乔治·克林顿）。我正想解释一下这里写错了，前面是第一任美国总统的名，后面是第四十二任总统的姓。这时候一个年轻的、看起来很害羞的男人从后面挤了过来，他穿着白色棉衬衣和蓝裤子，在灰尘上写下了“CHESS”。
“国际象棋？”我说。
“你下国际象棋吗？”他问我。我们在这个男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说着中文。他是维吾尔族，汉语对我们两个都非母语。
“下，我知道怎么下。”我说。
“费舍尔，斯帕斯基。”那个男人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想起鲍比·费舍尔和鲍里斯·斯帕斯基20世纪70年代在费城的比赛。
“我有本书，每一场比赛都有。”他没管我在说什么。
我想跟他讲讲卡尔波夫、卡斯帕罗夫，还有战无不胜的IBM电脑“深蓝”。他所知的资讯太过时了。
“来我家，我们下一盘。”他说。
我看着其他人，尤其是旅馆经理和他的助理。
“我觉得我们没时间，”我说，“对不起，如果有时间，我很想下一盘。”
那个男人沉默地看着我。
“为什么你对国际象棋有兴趣？”我问。
“报纸，”他说，“费舍尔和斯帕斯基。我喜欢国际象棋，很深奥。我有一本费舍尔和斯帕斯基的书。里面每一盘棋我都下过了。”他看着我，其他男人和男孩看着我们俩。
“他下棋。”其中一个说，其他人同意地笑着。
“你干吗不来我家？我们下盘棋。”
“我真希望能去，不过天黑以前我们得回去。”我说。
“你知道吗？”年轻人向前凑近了点儿，压低声音说，“整个村子里，所有这些人中，一直以来，只有一个人关心下棋，这个人就是我。”
回到吉普车上，在开往哈密的路上，我告诉王勇，魔鬼城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我有点儿失望。
“看起来很安全啊。”我说。
“啊，是的，不过如果有风，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而且那里还没有水。很容易走丢，也很容易死掉。”他指出。
的确如此，我们对于乡民迷信的鬼怪之谈很容易不加理会，而且那也的确只是一种迷信。如果有两辆四轮驱动的汽车，并且有九个人做伴，在一个平静的五月初的下午，很容易摆脱恐惧。但如果你是独自一人，骑着一匹老马，就像那位在沙漠之旅中到达伊吾的僧人一样，妖魔鬼怪就会显得无比真实。这里的地形千奇百怪，矗立在黄沙之上，在夜晚、在干渴和迷路的情况下，一切都将非常可怕。即使我们有车，也需要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才能走进这片沙漠之海。一千四百年前独自走过这里，被不存在的魔鬼吓到再容易不过了，而魔鬼应该就生活在这种寸草不生的地方。向观音菩萨祷告，或者像玄奘被槃陀抛弃时那样默念《心经》，将会带来极大的慰藉。
“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阿门。
